古典中华第二十讲 帝制走向共和，是因为大立法者做错了？

清代统治者作为政治的立法者，帝国的辉煌与伟大是他们绕不过去的问题，但正因为他们过分看重这种辉煌与伟大，从而葬送了帝国秩序的千年累积。这不是历史的吊诡，而是帝国秩序自身演化的必然。

内容讲义 

点击【查看原图】即可一键保存哦

○ 从政治意识的觉醒到政治主体性的确立

    ■ 康熙：使军事和政治治理术超越汉族群，从而一统帝国

        ▲ 缺陷：以满族的绝对优先性为前提，剥夺汉族群的政治意识和地位

○ 帝国的肉身与灵魂

    ■ 帝国的疆域在非汉族群获得政治主体性的欲求中不断扩大

    ■ 非汉族群援引汉族群的思想来整合秩序

        ▲ 宇文泰以非汉族群的政治—军事联盟为肉身，以古典儒家的理念为精神引领；一旦前者崩溃，汉族群与非汉族群会再次分裂

        ▲ 康熙不仅有非汉族群的政治—军事联盟，还获取了对儒学的解释权；但皇权的崩塌会导致儒学的崩塌，帝国将同时失去肉身和精神

○ 面向臣民的政治宣传

    ■ 宇文泰获取臣民忠诚

        ▲ 用儒学汉化非汉族群，灌输忠君意识

        ▲ 为汉族群勾勒理想的政治图画，换取表面忠诚

    ■ 康熙要彻底消灭汉族群的文化优越感

        ▲ 用儒学提升非汉族群统治者的文化素养，使其不低于甚至优于汉族群

        ▲ 文字狱形成恐怖的政治和文化气氛

    ■ 没有反思和批判的忠诚让帝国秩序走上崩溃之路

○ 民族帝国的成立

    ■ 为了非汉族群的统治权，宇文泰和康熙需要建构多民族的“影像”

    ■ 臣民对于“民族影像”高度认同，催生出一种对帝国政治忠诚的“民族想象”

    ■ 只要“民族”存在，即使帝制崩溃，共和国也能完整继承帝国的政治肉身

课程文稿 

在前面三讲中，我们和大家讲述了宇文泰、康熙的政治立法贡献。这一讲，我们就来聊聊他们的政治立法产生了什么影响，又引发了什么意想不到的后果。

一、从政治意识的觉醒到政治主体性的确立

宇文泰的政治立法，最明显的贡献就是回到了帝国秩序构建的原点，在文化上切断汉族群的优越性地位，从此，非汉族群的政治意识觉醒了。

这种政治立法让非汉族群在帝国政治体系内站稳了脚跟，剩下的历史任务，就是在军事和政治治理术上不断地完善自身，只要在这两个方面对于汉族群占有优势，非汉族群就能够实现统治帝国的梦想。

而正是康熙做到了这一点。他在政治大一统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让非汉族群真正成为了政治主体，也让皇权扩张到整个帝国政治秩序中。

但是通过这些手段达成的政治大一统，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在康熙眼中，多族群帝国需要以满族的绝对优先性为前提，这会怎么样呢？是的，忽视了汉族群的政治主体性。体现在治理上，就是通过“文字狱”等一系列政策，不断贬抑、最后彻底剥夺汉族群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地位

但这种人为的抬升与贬抑只不过是康熙的一厢情愿而已。帝国秩序的历史进程会毫不留情地摧毁这种一厢情愿。结局，我们都知道了。

二、帝国的肉身与灵魂

帝国需要精神，更需要广袤的疆域。有了庞大的肉身，帝国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的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因此，政治的立法者所关注的帝国问题无非就是两个：一是实现帝国疆域的扩展，二是让疆域内各种要素在结构上合理。

我们先看疆域的扩张。

汉族的帝国政治家，经常受制于儒家的“华夷之辩”，不会认为必须把帝国秩序扩展到非汉族群的政治疆域。也就是说，汉族群没有欲望去改造、同化非汉族群的文化和疆域。

但是，非汉族群就不一样了。我们之前说过，这一群人进入帝国秩序后，非常渴望被汉族群承认。这种欲望导致他们首先关注的帝国问题就是疆域。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征服了汉族群的疆域，非汉族群的政治主体性诉求，才有可能被重视。我直接跟你提要求你不听，等我把你打痛了，占了你的地盘，你自然不想听也得听了。

它产生的客观后果，就是一旦非汉族群获得了承认，他们原本的政治疆域，就自然成为了帝国政治疆域的一部分。帝国的政治肉身恰恰就是在非汉族群的这种欲求中不断扩大的。

有了庞大的肉身，政治立法者就要考虑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让帝国内各个要素更加合理。

作为非汉族群的政治立法者，宇文泰和康熙所创建的帝国，需要不断地援引外在资源，对他们来说也就是汉族群的资源，来证明各种构成要素的安排是高度合理的，证明他们创建的帝国是最理想的形态。

宇文泰用《周礼》就是这个目的，表明了他理想的帝国秩序是以非汉族群的政治—军事联盟为肉身，而以古典儒家的理念为精神引领。这个帝国秩序看似能包容异质元素，但是它也蕴含了一种风险，是什么呢？那就是一旦这个政治—军事联盟瓦解，非汉族群丧失了优势地位，帝国就会分裂成纯粹的非汉族群政权和纯粹的汉族群政权。

和宇文泰不同，康熙完美地实现了皇权的普世性，解决了困扰宇文泰的问题。他不仅构建了一个非汉族群的军事—政治联盟，还熟练地对不同文化采取了不同的思想统治策略，儒学不再给皇权背书了，而是成为了皇权的武器，皇权拥有了对儒家思想的解释权。但是，这种帝国秩序同样不能一劳永逸，一旦皇权崩塌，儒家的理念也会随之崩塌，这个帝国就会同时失去自己的肉身和精神。

康熙采用“文字狱”这个治理策略，表明他所需要的是一个没有独立思想的帝国。然而，帝国一旦没有了灵魂，也就失去了行进的方向，最终走向没落与崩溃。

所以，清代统治者作为政治的立法者，帝国的辉煌与伟大是他们绕不过去的问题，但正因为他们过分看重这种辉煌与伟大，从而葬送了帝国秩序的千年累积。这不是历史的吊诡，而是帝国秩序自身演化的必然。

三、面向臣民的政治宣传

我们再回头聊聊一个之前被带过的问题，那就是这两位非汉族群的大立法者，在一个全新的帝国秩序中要怎么保证臣民的忠诚呢？康熙有“文字狱”，这我们知道，但宇文泰是怎么做的呢？

在宇文泰的世界中，忠诚问题面临着双重威胁。

第一重威胁，来自他自己的族群。非汉族群本身的习俗和文化，让他们根本没有所谓的政治忠诚意识，也就没办法形成一个有效运行的政治系统。不过还好，这个威胁可以通过汉化来解决，儒家的“忠君”思想不就是手边现成的宣传材料嘛。

宇文泰面临的第二重威胁，则是来自坚信自己有文化优越性的汉族群，他们几乎不可能给予非汉族群真正的政治忠诚。宇文泰敏锐地意识到，这无法通过汉化策略得以解决。或者说，这个问题根本是无解的。

所以，他决定了，不需要汉族群真正的政治忠诚，只需要表面上做做样子。

因此，宇文泰的汉化策略，并不是为了博取汉族群的认同，而是为了让他们成为一股稳定的政治力量。同时，还必须尽可能地维系帝国的伟大与荣耀，向他们宣扬帝国统治者所建立的功勋，并且构建一个理想的政治图画，来换取这种表面上的忠诚，俗称“画饼”。在这一点上，宇文泰的继承者李世民可以说是深得其中三昧。李世民和大臣们精心设计了一些政治表演和政治对话，这是一份绝佳的面向臣民的政治宣传品。比如李世民好几次写诗夸赞自己的宰相房玄龄，他在诗歌里追忆创业往事，夸赞房玄龄怎么怎么操劳爱国，这样的事当然会被传为佳话，让臣子们服服帖帖。

相比于宇文泰，康熙的野心要更大。为了统治非汉族群，他构建了一个帝国体制内的“国中之国”。而对于汉族群，他不需要表面上的忠诚，他厌恶那种装腔作势的忠诚。因此，他的办法更激进，他要在内在的精神世界中，消灭掉汉族群的文化优越感。

康熙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第一个方面，是接纳汉族的儒家文化，同时又对它做了新的解释，让非汉族群的统治者在文化素养上不低于甚至优于汉族群。这是一种引领性、支配性的政治宣传。

第二个方面，是通过“文字狱”形成一种恐怖的政治和文化气氛，让汉族群的政治精英阶层，甚至庶民阶层，都自觉地压抑自身的不忠诚。这种宣传，就是压抑性的、摧毁性的了。

可能在他看来，通过这种手段能获得臣民的绝对忠诚。但是，我们也说了，恰恰是这种没有任何反思和批判的忠诚，让他引以为豪的帝国秩序走上了崩溃之路。

从根本上来说，“政治立法者对于臣民的教育”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应该称它为宣传。这种宣传彻底消磨了立法所具有的秩序缔造功能，把立法变为了一种单纯的权力规训。

在这种权力规训下，帝国秩序无法不断地创生，它只能不断地走向自我塌陷。在这个意义上，康熙这样的政治立法者，是帝国秩序最初的掘墓人。

四、民族帝国的成立

那么，当秩序走向解体，中华帝国转向近代民主国家的过程中，两位政治立法者的贡献有没有产生正面影响呢？答案是，有，并且是非常重要的正面影响，核心就是他们确立了一种特殊的“民族”观念，构建了一个“民族帝国”。

从世界历史来看，在进入近现代的时候，多族群的帝国要么分解为几个民族国家，要么经历一次大分裂之后重新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但是，在中华帝国的近代转型中，我们却并未看到一个“分裂”的帝国。这个帝国是以皇帝退位的方式，和平地转向了近代民族国家体制。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在帝国秩序的时代，多族群本身就已经融合为一个帝制意义下的“民族”，这个帝国是一个“民族帝国”。只要这个“民族”存在，即使帝制崩溃了，共和国也能顺利而且完整地继承帝国的政治肉身。

这个“民族”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无论是宇文泰还是康熙，都从来没有真正期望过一个单一“民族”的出现。相反，他们需要非汉族群与汉族群在政治上保持隔离和对立，双方既对抗有相互承认，以此来占有帝国的统治权。这也就是为什么，宇文泰看起来那么生硬地实施“复周礼”的汉化政策，康熙更愚蠢地使用“文字狱”这种政治手段。

但是，作为政治立法者，他们又需要在帝国体系内构建一个单一的“民族”，建构出无论是汉族群，还是非汉族群，都属于“同一个族群”的印象。因为只有这样，非汉族群才能够分享帝国的统治权。所以，这个单一的“民族”，只不过是他们为了主导帝国秩序而拟制出来的“民族影像”。

但吊诡的地方就在于，这产生了政治立法者们根本想不到的后果。什么后果？他们这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客观上促成了臣民对于“民族影像”的高度认同，催生出了一种对帝国政治忠诚的“民族想象”。

一旦民众开始认同这个“民族”，帝国的政治实践主体实际上就逐渐从非汉族群和汉族群的政治精英阶层，转向了庶民阶层。民众对君主的忠诚，逐渐演化成了对这个“统一民族影像”的忠诚。这就是民众走向历史舞台中央的契机。

在帝制时代的早期，民众只是被统治的对象，不服从统治的民众就是叛乱者。但是，当他们在帝国中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启蒙，接受帝国的“民族”意识后，就进入到寻求自身政治属性的时代。

政治立法者塑造的“民族帝国”，为民众的政治觉醒准备了广阔的试验场，从“民族帝国”，到现代的“民族国家”之间，只差一个“皇帝退位”的政治距离。

好，到这里，关于古代中国大立法者的讲述就结束了。从下一讲开始，我们将进入罗马篇，看看罗马帝国的秩序是如何创建的，罗马的伟大从何而来。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