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许知远：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本期介绍 

随堂讨论

在你看来，战争有什么积极面的作用吗？你会如何理解“战争”？欢迎将你的观点和看法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

节目文稿

我年轻时候的人生志向是成为一个旅行作家，travel writer 。这种工作的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道听途说、游手好闲，顺便把你所看所见随便记一记，然后就能为你谋生了，这是我理想的一个职业。

刚才是我乱说的，因为作为一个旅行作家，他的另一种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他要非常敏感，他要在一个现实的世界和印刷文本的世界之间不断的穿梭，他能够读人、读景观、读城市的颜色和面貌、读每个人的表情和内心……像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人类学家、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学家、某种意义上的地理的探险者，还要有文学才能。

在我心中，这样的人物有几个，都是我当时特别仰慕的。一个是Bruce Chatwin，是一个英国作家。他非常传奇，基本上没受过正经教育，但后来成为了Christie’s 佳士得这个巨大的拍卖行的艺术总监，  最后又转型成为一个作家。他是旅行文学的一个重要人物，写过作品最有名的叫Songlines，《歌之版图》，写澳洲一个土著居民的生活，非常生动精彩。他有点像写作界的James Bound，007詹姆斯·邦得。

另一个我觉得更跟我切入的是JanMorris，他是两年前刚刚去世的。他也很传奇，本来叫James Morris, 后来七十年代把自己变成了Jan Morris，因为他觉得他真正是一个女性。他写了几十本书，关于威尼斯，关于西班牙，关于牛津，还有关于香港，关于大英帝国的兴衰的三部曲……他那种历史感和敏锐，真是让我瞠目结舌。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伊恩·布鲁玛，他是刚刚过去的全球化时代的一个象征。他是荷兰人，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英国人。他会好多种不同的语言，包括日语和部分中文，更不用说英语、法语、荷兰语、德语。

伊恩·布鲁玛这位作家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我最早读伊恩·布鲁玛是关于他八十年代作为一个年轻人到亚洲来旅行，写了一本叫God’sD ust 《上帝的灰尘》。他去探访东南亚国家，印度，中国台湾、香港……他那些旅行随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个非常混杂的文体，又像新闻报道，又像人物素描，又像文学评论，又像社会评论，又有很多政治观点……就像做的非常好吃的炒杂菜，或是乱炖。我觉得你们可以在他的书中读到一切东西，还有很多他的个人感受，就像个人日记。我一下就迷上了这种文体，就想像他那样写。

【伊恩·布鲁玛】

后来我又在香港买到他写的一本叫《传教士与浪荡子》是他对他在亚洲旅行的面貌的描述。他描述的那个世界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其实那是一个殖民世界，一个高度被西方影响的殖民世界，它的最后时光。他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东西，已经消散了。但是里面那些笔触，他不是纯粹的一个英美作家，他身上那种荷兰特色（荷兰是最早在欧洲兴起的一个国家）；他对亚洲又充满兴趣，他是一个非常混合的角色。

所以后来，当几年前他出任《纽约书评》主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最佳人选，因为他会使《纽约书评》带有更强的世界特色，而不仅是英美知识分子特性的刊物。很可惜他很快离职了，因为在Me too 的风潮之中，在当时看来某种意义上的不恰当言论吧，他支持了一位在加拿大当时被卷入的一位broadcaster 的文章，所以离职了。

对我来说，伊恩·布鲁玛也很像他的一个荷兰先辈，就是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开创者伊拉斯谟。伊拉斯谟相信不同文化之间彼此理解的重要性，非常反对当年的宗教偏执，而且单枪匹马挑战了当时这种偏狭的观点。2008年的时候，伊恩·布鲁玛得了伊拉斯谟奖。他某种意义上也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他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理解的重要性，而且从非常微观的方式来进入。

这可能跟他早年来亚洲是从日本开始有关系。他在七十年代前往日本，看到了一个正在高速变化的日本，而且在日本亚文化之中沉浸了非常久，所以他对人性的细微隐秘之处总是有很微妙的探寻。即使在书写宏大作品，比如我手中拿着的《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这本书。

为什么把1945年比喻作零年？

他描绘的是二战结束那一年，整个世界开始重启的过程中，人们怎么在废墟上开始新的生活。一场战争的结束，到底意味着哪些复杂性，他在书中的描述，经常带着一个旅行作家那种细微的触觉来发声的。这本书如果是理查德·埃文斯爵士Richard Evans 这样的传统意义上的伟大历史学家来写，它会是一种面貌，恢弘的等等。然而伊恩·布鲁玛这样的旅行作家来写这么一本历史著作，会带着非常多的个人的感受。因为他会说，他的父亲那一代就是所谓的一九四五年重建零年开始的那一代人，他带着很多的个人感受进入。而他在观察历史的这些细节的时候，那些微妙的个体经常是被压迫的，而且是意外的，不同寻常的声音就会绽放出来。

 它其中有非常多的有趣的细节，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细节是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秋天，日本已经宣布战败了，故事发生在安东，就是现在丹东吧。因为这个地方是满洲，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十几年，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已经过了十四年时间了。

二战结束后的普通人是如何生活的？

有非常多的日本侨民生活在安东，这群侨民尚未回到日本，他们是战败国的，所以说这群侨民处在一种非常恐惧、屈辱的状况中。而且他们当年是带着多么多的憧憬，被这个国家所欺骗，带着幻觉或说错觉来到了这个满洲国，他们认为的满洲国。

这个时候他们要自保嘛，人们会想出很多不同的自保方式，就像你们看到电影《卡萨布兰卡》一样。在卡萨布兰卡那样的地方，其实是不同力量之间的交错、彼此利用，它可能创造一种小小的自由空间。其中有非常英雄主义的瞬间，也有非常怯懦的欺骗的时刻。

那作为日本一个失败国家的侨民，他们怎么进行自我保护呢？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卡巴莱的舞团，实际上是以歌舞表演的名义，为当时不同的势力来提供服务，包括到来的苏联红军。他们这个歌舞团要求日本的女性的服务者要对所有的客人一视同仁，不管是苏联人，日本退伍军官，新来的国民党军官，中共党员，还有过去的汉奸。他们对他们都没有直接的政治立场，好像采取一种无政治的中立的状况。这个服务是在安宁饭店，等于是丹东最好的一个酒店来提供，它一下使这个安宁饭店变成了某种微缩的卡萨布兰卡。所有人到此都愿意一是获得某种放松，二是获得某种情报的交易。同时这个歌舞团也变成了日本侨民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因为他们提供一种不可替代的服务。

所以你想，对盟国来讲，那是一个胜利的时刻；对于战败国来讲，那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刻。在天崩地裂的时刻，人的生存欲都很强，怎么继续存活下去，怎么能够获得这种生存的智慧？我觉得安宁饭店这个卡巴莱舞团，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缩影。它也表现了人性的复杂，因为人性哪里有那么简单的黑与白、胜利与失败，这样的一种区分？它里面蕴含着种种无法分清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当你呈现了历史这一面的时候，历史就变得更可信起来，某种意义上也变得更有教益起来。

如何理解历史的复杂性？

这本书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细节，包括他在描绘东南亚事件。比如说我们认为日本是一个帝国，是一个侵略者，他们从新加坡到缅甸，到苏门达拉，他们并推了整个的东南亚世界。但其实对于当时的一些东南亚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比如说像缅甸的昂山先生，昂山是昂山速记的父亲。他这样一个民族主义者对他来说，其实日本军队的到来是击败了英国殖民者，给他们提供了某种喘息空间，给他们提供某种希望。对于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这样的人物，也是他们致力于战后的各自国家的独立。他们认为，其实日本尽管是个帝国主义者，但他在某一个瞬间，他们是摧毁了之前的老牌的帝国主义者，所以给他们带来某种空间。所以他们会是一种很很复杂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也是历史的复杂性。

布鲁玛称一九四五年是零年，“零”是有很多可解读的，它是个终结，它一切归零，它也是个开始，一切从零到一的重新开始。 我们经常更愿意看到历史进步的胜利的一方，把一九四五年描绘成一个胜利的、充满希望的、影响未来的、重建的一个年份。但其实在所有的这些希望之词的背后，也蕴含着所有的矛盾、黑暗和毁灭。如果你放在更宽泛历史中看，对于很多人来讲，一部分的胜利往往对自己来说意味着巨大的灾难，看到战俘营里那种在书中描述的非常多的惨剧。

其实一九四五年，尽管很多人被解放出来，但是那种饥饿、混乱，一直出现在各个角落之中，这部分其实很少被探讨。我觉得这本书对这部分内容，在胜利的光环之下，在纽约街头水兵拥吻姑娘那种胜利喜悦的同时，大量混乱、黑暗的东西，这些历史细节同样非常重要。它也意味着，即使在一个光明的时刻，黑暗的阴影和种子，也从来没有完全消失，它有可能引发出新的力量。

所以你看，在一九四五年这么光明的胜利之后仅仅两年，铁幕就出现了，冷战就开始逐渐孕育和成型。由胜利所联合起来的世界，在两年之后就开始变得重新冰封起来了。所以布鲁玛这种写作也在提醒我们这种复杂性。

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成熟的社会，必须是有能力清醒的面对历史中的复杂性的。否则我们就非常容易摇摆，非常容易被不同的单一学术所操纵。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提供一种多维度的描述吧。我觉得在中国的历史书写中，我们应该也进行很多这样的尝试。这样，使我们对自己的历史的理解，会发生很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