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火攻篇］慎重决策，三非原则/德皇威廉二世迟到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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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火攻原文】

　　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讲稿精华】

       据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罢黜之后隐居于荷兰多伦期间读到《孙子兵法》，曾经感叹地说：“我如果早20年读到《孙子兵法》，就不至于饱尝亡国的惨痛了！”对这件事还有一种版本,更为准确地说，德皇威廉二世战后发表的回忆录中拒不承认自己犯下的战争罪行，直到十年后，当他读到德文版的《孙子兵法》中“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时，喟然长叹：“上天啊，你为什么没让我在二十年前读到它呢？”对其贸然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表示深深的忏悔。虽然至今没有查到这两种说法最原始的出处，但是威廉二世当年因为刺杀事件而相继与俄国、法国开战，是缺乏慎重考虑的。所以，战败后威廉二世读到“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时，深受启发，后悔当年轻率发动战争，是很有可能的。

       孙子这几句话确实是警世名言，具有震聋发瞆的作用，堪称战争决策的不二法则。

       “非利不动”，是说没有利益不行动，发动战争得不到什么好处，这个仗一定不要打。趋利避害是敌我双方无不注重的基本原则，孙子更是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者，一切军事行动都要以利益为转移，无利可图的军事行动他是坚决反对的。值得注意的是，孙子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人，在他的思想中，上升到战略层面考虑的“利”绝不是蝇头小利，而是国家大利，关乎到“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核心利益。所以，决策者务必冷静权衡利益的大小，不要被小利牵着鼻子走。而要紧盯核心大利决策。有些企业辛辛苦苦几十年，老是做不大，总处在打游击战的状态，东一郎头，西一棒子，恐怕关键在于企业领导者不善于取舍，总是被眼前鸡毛蒜皮的小利所吸引，看到项目就眼红，见到商机就冲动，全然不顾自身企业的特点和能力，什么都干，四面出击，导致人员、资金的分散，一旦需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干大事的时候，两手空空，握不成拳头，眼睁睁看着挣大钱的机会花落人家，自己却仍然只能小打小闹地四处游击作战。

       “非得不用”，是说没有得胜的把握不要动用军队作战。“用”是指用兵打仗。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与孙子的完全一致。毛泽东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胜。克劳塞维茨，把战争比喻为两个人之间的搏斗，认为“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但是，战争与搏斗之间还是不能划等号。搏斗可以冒险一搏，输赢只影响两个人，战争却不可以赌博式的冒险，它涉及到国家的存亡，民众的生死，只能胜利，不能失败。所以，战争决策一定要慎之又慎。

      “非危不战”，是说如果没有到危急关头不能轻举战端。其中的“危”也并非泛指一切危机，而是特指生死存亡的大危机。至于一些皮毛之痒式的局部危机，要沉着应对。无论国家、军队还是企业，危机时刻存在，随时闪现。如果一遇到危机，不分大小轻重，便开动战争机器，那么必定是国无宁日，社会动荡，不可能和平稳定地发展。所以，要慎对危机。但是，如果面对生死攸关的大危机，当战则战，毫不犹豫。千万不能把这一决策原则误解为该战不战，该打不打。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条决策原则是递进排列的。这说明孙子认为，国家决定打一场战争必须坚守三个条件，也就是三条原则，即:有利的原则、胜利的原则、正义的原则。不能仅选其一，最好是三则兼备。比如，即使按照“非利不动，非得不用”的原则判定可以打了，也不是非打不可，只有被敌国逼得没有退路了，才最后决定开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都是如此。打，当然符合国家根本利益，我们也有打赢的把握，而且这些危机确实影响巨大，但是不是真正动手去打，却要视危机的程度而定。

      这三条决策原则非常精辟，也非常管用。人们通常都不会反对，无不希望依此决策。但是，古往今来，还是有很多人道理上明白，实践中违背。为什么呢？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三条原则有一个共同基础，那就是理智。只有在非常理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判明利益大小，拈量胜负把握，区分危机轻重。正因为如此，孙子接着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也是对于国君和将帅的忠告：“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里要注意，“主”与“将”不同，“主”高于“将”；“怒”与“愠”不同，“怒”大于“愠”；“兴军”与“致战”不同，“兴军”是全局性的，战略层面的，“致战”是局部的、战役作战层面的。还有一个字需要说明一下。“主不可以怒而兴军”，竹简本写作“军”，传世本写作“师”，我们还是取竹简本的写法。孙子强调的是，作为国君，不可以因为心里不高兴就发动战争；作为将帅，不可以因为被激怒就出阵叫战。一定要对国家有利才能兴军用兵，不符合国家利益则要按兵不动，隐忍待机。《孙子兵法》中很多关键字词往往有多重含义。“合于利而动”的“利”，主要代表利益，尤其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但是也还有一层意思，即战场状态的利弊。“非得不用”，就包含着这方面的意思。如果战场上状态明显不利，没有胜利的把握，则不能盲目浪战。战场状态于我有利，当然应当果断出战。

      这一切都靠理智去辨别和掌握。所以，孙子提醒人们注意：“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旗帜鲜明地反对情绪化决策，提倡理智而慎重地决策，并将其上升为保全国家和军队生存发展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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