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里的世界主义者

已经是午夜了，但是咖啡馆的人流仍旧络绎不绝。不知什么原因，我所坐的那张桌子却总是无人问津，在我身旁的两把空着的椅子就如同两只胳膊，向他人敞开怀抱，热情地欢迎下一刻进到这个咖啡馆中的客人。

就在这时，一位世界主义者径直向我走了过来，坐在了其中一把椅子上。他的这一举动让我觉得很欣慰，因为我一直认为，除了亚当，我就不再相信还有别的世界公民。我听说过许多世界公民，也见过许多人的行李上贴着各种国家的标签，但那些只能证明他们是旅行者，而并非是倡导人人平等、没有种族歧视的世界主义者。

我请求你考虑这样一幕——桌面是大理石的，靠墙的桌椅是皮革的，到处是有说有笑的客人们。浓妆艳抹、穿着火辣的女士们在很有默契地谈论着富裕的经济、艺术和时尚，似乎她们的观点出奇的相同。服务生辗转于每位客人之间，服务周到热情，当然对于小费也是从不拒绝的。轻柔的音乐圆滑地讨好着每一位客人，但如果是这首曲子的原作者听到，肯定不敢相信这就是他的作品。人们谈论着、说笑着，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举起你手中的高脚杯，让里面的维尔茨堡酒不断地勾引着你的唇，就像是已经成熟的红樱桃在偷食的小鸟面前摇曳着。一位雕塑家告诉我，这样的场面才是真正的巴黎风格。

我面前的这位世界公民，名叫E.拉什莫尔•科格兰。他明年夏天就要去科尼岛，在那里他依旧会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他告诉我，他要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焦点”，为游客提供帝王式的娱乐活动。然后，他的谈话就沿着平行的纬度和经度展开。他把世界把玩在股掌之间，在他眼里世界无非就是一个圆形的球而已。可以说，透过他如此轻蔑和自信的表情来看，地球就像是套餐中黑葡萄酒里的樱桃核，比起来也大不了多少。他轻蔑地谈论着赤道，很随意地从一个大陆板块，跳到另一个板块，他嘲笑着他们。他用手中的餐巾抹去了公海；在挥手的瞬间，海德拉巴的某个集市就出现了；他吸了口气，你就已经在拉普兰滑雪了；他大叫一声，你就已经在基莱卡希基与夏威夷土著民一起冲刺浪尖了。转瞬间，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正带你穿过阿肯色州长满星毛栎的沼泽，之后又在爱达荷州的碱性平原晾干身体。再一转身，你已经置身于维也纳王侯公爵的上流聚会了。他会告诉你，有一次他在芝加哥的湖面吹凉风时感冒了，而治好他的是一种神奇的草药，是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遇见的一位叫艾斯卡米拉老人给他熬制的，那个草药的名字叫楚楚拉。我相信你可以给他写信，收信人和地址这样写：宇宙、太阳系、地球，E.拉什莫尔•科格兰先生收。只要这样写，快递员就一定会把信交到他的手上。

我深信我眼前的这个人，绝对是继亚当之后的第二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者，我全神贯注地聆听他那纵横世界的伟大理论，担心他会在无意中说出一些环球旅行者的浅见。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的见解绝对高深莫测，绝对不会让人感觉到失望。他对不同的地区、国家乃至各大洲都等量齐观，就像风和地球引力一样，绝对的公平。正当E.拉什莫尔•科格兰在侃侃而谈的时候，我的脑袋中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位伟大的世界主义者，他的著作被全世界的人阅读，最后他将其一生奉献给了孟买。在一首诗中，他说，这个地球上的城市和城市之间总是会存在争执和敌意，然而“每个人都依赖于哺育他们的城市，无论走到哪里，最让他们念念不忘的还是故乡，就像一个孩子总是会拉着母亲的衣角蹒跚前行一般”。走在“陌生，却繁华的都市街道上”，人们就会想起家乡，那是“多么忠诚而又愚笨，却让人如此爱恋”的城市，它的名字与他们的名字被一种纯粹的关系拉扯着，剪不断分不开。我觉得越来越兴奋了，因为我已经发现了吉卜林先生的疏漏。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不是由尘埃造就成的人，他没有狭隘地吹捧自己的出生地或国家，如果他是在吹嘘，那么他所夸耀的是整个地球，而他炫耀的对象则是火星，或者是月球上面的居民。

这些新的理论是E.拉什莫尔•科格兰提出来的，就是坐在这张桌子的第三个角落的人。正当科格兰向我描述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景色时，管弦乐队奏起了《迪克西》。这首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的非正式国歌让这里所有的人都感到振奋，当该曲奏到高潮处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鼓掌，掌声几乎能淹没乐队的声音。

很值得一提的是，只要在纽约，有很多咖啡馆都会在晚上，上演这样的一幕。成吨的酿造饮品在这里伴随着众多的理论被人们消耗掉。有些人推测，在城市里的南方人只要等到夜幕降临，就会纷纷淹没在咖啡馆里。在北方城市里的人们却对“南方叛军”的战歌如此热衷，还真是匪夷所思，但也并不是不可理解。在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期间，连年高产薄荷和西瓜，而在新奥尔良的竞技轨道上也有不少人捞到了钱。还有印第安纳州和堪萨斯州的公民办的那场精彩纷呈的“北卡罗来纳社团”宴会，俨然已经把南方的传统变成曼哈顿的时尚了。即便你让一位口齿不清的女服务生帮你修个指甲，她都会在端详了你的手指后说，这手指让我联想到了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绅士。哦，当然，现在已经有不少女士不得已需要外出工作了——这也是因为战争，你该知道的。

乐队所演奏的《迪克西》还没有结束，一位黑色头发的年轻小伙从人群中蹿了出来。他就像莫斯比游击队员般地大声喊叫，并且双手疯狂地挥舞着那个软边的帽子。然后，他穿过混沌的烟雾，一屁股扎到我面前的那张空坐椅里，拿出了一根香烟。

每晚的这个时候，大家都仿佛被解冻了一般不再拘束。我们中的一个人向侍者要了三杯威尔茨堡酒，那个黑发的小伙子当然知道其中有一杯是他的，于是他微笑点头，表示感谢。我赶忙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我想试试我的一种理论。

“你能告诉我，”我开始说，“不管你是从……”

E.拉什莫尔•科格兰的拳头砸在桌子上，我立刻收回还没讲的话，保持沉默。

“对不起，”他说，“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是我向来不想听到的。一个人从哪里来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从一个邮政地址来判断一个人，这公平吗？为什么总是有人这样？我见过痛恨威士忌的肯塔基人，没有纯正波卡洪塔丝血统的弗吉尼亚人，没出版过一本小说的印第安纳人，不穿被缝有硬币的丝绒裤的墨西哥人，滑稽风趣的英国人，挥霍无度的北方人，冷酷无情的南方人，气量狭小的西部人。即便是在纽约，也有很多繁忙到没有时间停下一小时，看看路边上那个独臂的杂货店员是怎样用纸袋包装红莓的。让人就单纯的是一个人，不要贴上地域的标签，给他们设置一些障碍。”

“很抱歉，”我说，“但我的好奇并非毫无理由。我清楚地知道南方的文化，当乐队演奏《迪克西》的时候，我很喜欢在一旁观察。我深信，那些对这首曲子极端钟爱，并且奋力鼓掌的人一定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塞考库斯，或者是来自纽约的默里山和哈莱姆河之间的地域。我只是想证实我的这一结论，却被您打断了。”

现在那个黑色头发的年轻男子对我说话了，很明显，他的思想也是随心所欲的，并且有自己的一套规则。“我要变成一枝长春花，”他故作神秘地说，“生长在山谷的顶峰，尽情欢唱。”

这句话太晦涩难懂了，所以我将身体转向科格兰。

“我已经绕着地球走了十二圈了，”他说，“我认识一个爱斯基摩人，他住在厄珀纳维克，但是他总是寄钱到辛辛那提去买领带。我还在乌拉圭看见一个巴特克里的牧羊人，在早餐食品的谜语中，赢得了奖品。我在埃及、开罗都租了房间，在日本也支付了一年的房租。我在上海的茶馆里有专属于我的拖鞋。我也不用告诉在里约热内卢或西雅图的人，该用怎样的方式给我煎蛋。这个世界太小了，我们又何必吹嘘自己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在山谷中的庄园，在克利夫兰市的欧几里得大街的房子，或是在派克峰、佛尔法克斯县，即便是流氓用来避风挡雨的小平房，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有当我们抛开这些概念，对我们的出生地，无论是某个发霉的小镇，还是十公里外的沼泽都觉得无所谓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

“您真的是一位世界主义者，”我对他表示佩服，“但是，您会对爱国主义精神有反感吗？”

“那是石器时代的遗存，”科格兰激动地宣布，“我们都是兄弟——中国人、英国人、祖鲁人、巴塔哥尼亚和考河弯的人。总有一天，那种因为自己出生在某个城市、国家或者州县、地区的骄傲将被消灭，我们都是世界公民，我们就该是这样。”

“但是，当你徘徊在异国他乡，”我坚持地问道，“你就不会想念一些地方——一些可爱的……”

“从来没有过，”E.拉什莫尔•科格兰不加思考，轻率地打断我的问话，他说，“一个球状的星球，一个拥有两极、大陆板块的行星，被我们称做地球，是我们拥有居留权的地方。我在其他国家，遇到了很多被限制了情感的公民，他们总是被约束在一个地方。我见过一个芝加哥人的男子，坐在凤尾船上欣赏着威尼斯的月光，并吹嘘着自己国家的排水渠。我见过一个南方人，当把他介绍给英格兰国王的时候，他的眼神中没有任何不安，反倒对那位国王讲，他的母亲有一个远房的姑奶奶，通过婚姻关系，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首府查尔斯顿沾上了边儿。我还知道一些被阿富汗的土匪绑架的纽约游客，当有人送钱过去的时候，他们才能和代理人回到喀布尔。当地人通过翻译问他：‘阿富汗怎么样？’他会说：‘好了，不要提它了，一个生活节奏好慢的地方，你觉得呢？’‘哦，我不知道。’他说。然后，他开始谈论第六大道和百老汇的马车夫的故事。这些想法都不适合我，我绝对不会把自己束缚在直径不超过八千英里的地方。我是世界公民E.拉什莫尔•科格兰，我的领域是整个陆地。”

我的世界公民向我作了一个夸张的告别，之后离开了。因为他透过嘈杂的人群和缭绕的烟雾看到了一个熟人。所以，现在只留下我和那个想变成长春花的人。他已经被威尔茨酒迷倒了，再也没有能力表达他那愿意在山谷中歌唱的伟大愿望了。

我坐在椅子上，回味着那位纯正的世界主义者。我有些疑惑，为什么那位诗人没有发现他这样的男人？而是我发现了他，我十分信任他的理论，可是为什么“每个人都依赖于哺育他们的城市，无论走到哪里，最让他们念念不忘的还是故乡，就像一个孩子总是会拉着母亲的衣角蹒跚前行一般”？

而E.拉什莫尔•科格兰并非如此，他是世界的公民……

我的冥想被一阵巨大的噪声和冲突声打断。扫过一群坐着的客人的头顶，我看到了E.拉什莫尔•科格兰正在和一个陌生人打架。他们两个人就像是泰坦们一样在桌子之间战斗。玻璃杯纷纷坠落，并摔得粉碎。其中一个男子本想抓起帽子躲闪，但始终还是没来得及，被误伤在地。一个黑人女子的叫喊声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另外一位金发碧眼的姑娘则唱起了挑逗的歌。

就在此时，两位动作矫捷的侍者看准时机快速地，严丝合缝地插入两个人之间，将扭打的两个人分隔开来。之后将他们二人拖曳到咖啡馆的外面。此时，我的世界主义者依旧维持着地球的声望和骄傲。

他叫麦卡锡，他是法国人，在咖啡馆里当服务生，我问他刚才那场争斗的原因。

“戴红色领带的人（也就是我的世界主义者），”他说，“被另外一个人惹火了。因为那个人一直在说他出生地方的人行横道和供水有多么的糟糕。”

“为什么？”我一脸茫然地问，“那个男人是一个世界公民，他是世界主义者，他……”

“他说他是来自缅因州的马托瓦姆基格，”麦卡锡继续说，“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说那里的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