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道出于三——西方在中国的再次分裂及其影响

摘要：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连续产生了很多影响国家地位的棘手问题。然而相当一部分读书人却把诸多现实问题上升到文化层面来思考，视中西文化竞争为比国难更严重的“大根本处”，形成了“民主与独裁”“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的大辩论。出现这样的特殊现象，是因为北伐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已从原来中西对峙的“道出于二”变成了一中二西鼎立的“道出于三”。三套文化的相互竞存使当时人们的思想不免混成，外国不再是“整个”的，中国在很多方面也“没有了自己”。时人认为如果不能解决基本层面的互相牵掣，则无对外之可言，因此在彷徨中努力探索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

一、引言: 国难时仍须虑及根本

从北伐到抗战全面爆发的十年，是一个有争议的时段。不少学者视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那些年大规模的内外战争接踵而至，从1929年的蒋桂战争到1930年的中原大战，动员兵力远超过此前的北伐。随后就是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正式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又有上海“一·二八事变”和随后的淞沪抗战，1933年日军入侵山海关，中日签署《塘沽协定》。1935年又有华北事变，中日双方实际达成“何梅协定”。在这样战乱频仍、外侮迭至的时期，经济还能好到足以“黄金”称之，这种认识是对基本常识有力的挑战。实际上，一度甚嚣尘上的“乡村崩溃”和“农村破产”说，也恰产生于这一时期，那时中国还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国，若农村濒临“破产”，则整体经济很难说好。而胡适在九一八事变周年时发表纪念文章，更是题为《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这不是仅针对国难，而是他根本认为，中国近六七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一事无成。同年著名报人马季廉也说，如果把中国现状与十多年前相比，“十二年前，简直成了黄金时代”。次年吴鼎昌也慨叹，当时“内忧外患”的程度“比十年前更加严重”。他们的言说，表现出一种非常不同的意态。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那十年的经济应当好不到哪里去。然而像“黄金十年”这样的迷思可以流行，多少表现出一些读书人那种因远虑而释近忧的超越性眼光。与此相类的是，尽管那时中国连续发生了很多影响到国家地位和个人生活的大事，可以说是遇到很多棘手的实际问题。然而，相当一些读书人关注更多的是文化。我们如果看那段时间思想界较大的论争，多在探讨与现实危机关系不大的文化、制度等深层问题，实在有些虚悬迂远。

这样一种看似“避实就虚”的倾向，就连外国入侵这样严重的国难都未曾打断。先是全盘西化的始作俑者梁漱溟，在1930年提出了中国无法西化而应“往东走”的反面主张。九一八事变后，国土已在丧失，亡国的威胁迫近，但关于“民主与独裁”“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的大辩论却相继发生。就那时的当下危机而言，三者皆悬远了些，仅“民主与独裁”之争稍近现实。但在救亡图存已迫在眉睫之时，还在辩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更能救亡，也显得太过“镇静”了一点。

按照现在的新看法，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战就已经开始了。无论如何，那时侵略已经发生，而且正在扩大或将要扩大，国难的存在是人人都知道的现实。在一个面临战争威胁或正在作战的国家，是所谓已经要命的时候，正常的反应当多思考具体的政治军事问题（这样的讨论也不少），但思想界更关注的还是文化、制度等基本面相。当时不少读书人，就是把国家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上升到文化层面来思考，而且认为其重要性超过眼前的国难。

从思想文化言，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转变，可能就是王国维概括的“道出于二”。怎样因应这一新局面，则所见人各不一。胡适在1929年强调，“中国的问题，是在多文化的冲突中如何调整的问题”，因为中国正“处在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之中”，只有通过自我调整，才能“感到安适自在”。与那些仅希望改变中国在世界地位的人相比，胡适还能虑及中国自我感觉的问题，层次已经不同。他的主旨，是主张中国应当全盘接受现代西方文明，让文化的惰性去解决自身特性可能丢失的问题。

问题在于，中国是在中西文化竞争的大背景之下向西方学习的，这个自我调整显然不那么简单。梁漱溟也主张要设法调理“中国社会里的许多矛盾和冲突的点”，使其“不矛盾，不冲突”，否则只能互相牵掣，“谁都不能奈何谁”。“在这种局面下，最难对外，实在说也无对外之可言”。在他看来，中国问题主要是文化的，而西潮冲击就是导致问题的主因。

史家孔繁霱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明言，“人有人格，国有国风”。当时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多以西人之见解为见解”，形成一种“发愤倾销外货之市井文化”。这才是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盖“‘国难’虽殷，犹癣疥也。此风不革，祸逾灭亡”。至少对孔氏而言，中西之间的文化竞争，是比国难更严重的“大根本处”。他的话说得可能有点过，却表出了很多人的共同忧虑。

可以说，中国在外患面前之所以不容易一致对外，就因为一方面许多人眼中的“根本问题”就是外来的，另一方面，关于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和可能方式，多数人也在向外寻求。进一步的困难在于，民初出现了“西方的分裂”这一重要现象，即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是一个由不同民族、国家以及文化构成的发展中的变量，在时空意义上都是一个复合体。

正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苏联的出现，使中国人进而认识到世界发展有两种模式，一是英美式的，一是苏俄式的。那时大部分中国人是把俄国当成西方的，于是“西方的分裂”进一步显著，学西方的模式也分为两种，以前学的是英美的议会民主制，而苏联则是一党领导政府的制度，两者有根本的不同，但后者可以在短期内全面改变一个国家，从效率言更有吸引力。

随着苏俄支持的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的成功，中国到底是学苏联模式的西方，还是学英美模式的西方，更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命运的选项（实际也确实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故北伐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基本上已从原来中西对峙的“道出于二”变成了一中二西鼎立的“道出于三”。这是一个过去注意不多的重要现象，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下面的探讨也从“新俄”对中国的冲击说起。

二、西方的新旧：俄化对欧化的冲击

“西方分裂”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以中国为战场的西与西斗。后来蒋介石提出，“辛亥革命以来，流行一时的学说和政论，没有一派不是因袭外国的成说”，从民国二年（1913）开始，十多年的政治制度之争，其实都是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的政制之争。这是大实话，北伐推翻的北洋政府，实行的本就是西来的共和政制；而北伐自身，则是受到新的西方政治模式影响。这意味着西与西斗从进入民国就开始了，只不过没有上升到意识层面而已。

一旦西方分裂变得明显，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学习榜样的转变。“五四”前后出现了“从威尔逊到列宁”的转移，一些人逐步由陈独秀所说的“拿英美作榜样”转向了“以俄为师”。尽管一开始这只是部分人模糊的选择，对所有关心国是的人来说，“新俄”和“赤化”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五四”学生运动前一年，北大学生傅斯年已认为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德国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第三度改革之试验”，所以他相信“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五四”后一年，著名报人胡政之已观察到，“今日世界，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激战之时”，且“资本主义已成强弩之末，社会主义之实行，不过方法问题与时间问题”，这已明确点出了西方的新旧分裂。

但对于更多人而言，对西方分裂的认知有一个逐渐明晰的过程。1921年，曾被苏联招募入境抢收粮食的华工被驱逐回国，其中的山西侨民在阎锡山资助下始得返乡。阎锡山听他们报告事情始末后，感觉“甚为惊骇”，于是想到“因资本主义之剥削演出共产主义来，是两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产生一个适中的制度”。从阎锡山的“惊骇”看，似乎他对苏俄曾也有所期待。此后他一直关注西方的分裂，多年后他支持办的《村治》月刊，仍侧重辨析欧化与俄化的利弊（详后）。

而梁漱溟更是一个显例。他在1920年前后曾以“个性伸展”和“社会性发达”来概括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视为自己的独得之见。尽管那时他已隐约意识到其间有着某种内在的紧张，最初仍把两者视为一种共时性的存在，后来才逐渐改为一种历时性的发展，于是有了西方的两大趋向及其分道扬镳。

先是梁漱溟在演讲中说，西方化的奇处就是“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从历史视角看，个性伸展和社会性发达“像是”一前一后。那“像是”两字表出了他的犹疑，但他仍坚持两者就是“一事”。后来成书时更指出，“粗着说，似可把破坏时期说作个性伸展，把建设时期说作社会性发达”，其实不然，因为这“并非两桩事，而要算一桩事的两面”，故“要同时发展才成。如说个性伸展然后社会性发达，实在没有这样的事”。但胡适告诉梁漱溟，世界上的文化“不能没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个性的区别”，在西方，个性伸展和社会性发达的区别是历时性的：先有从神到人的“人化”，然后有十八世纪理想的个人主义，再后才有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化”和社会主义。

梁漱溟最初不同意胡适的看法，以为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是“有普遍价值的”，没什么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个性区别，但他实际暗受胡适的影响，后来就开始区分欧洲的“近代”思潮和“最近代”思潮。这术语大概是借鉴自陈独秀，唯所指颇不同。梁漱溟是把个人主义、近代国家和资本主义融为欧洲“近代”思潮，而把“最近代”思潮定义为社会主义，并以苏俄模式为代表。当他以“个人”和“社会”来表现西方思潮的特色时，已隐约意识到其中的紧张。把“近代”和“最近代”的差别点明的，是被称为“赤化”的“新俄”对中国政治的介入，以及因此而起的反赤风潮。

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而改组，象征着苏俄在中国的介入已从思想到实际政治。起初这并未引起多少全国性的关注，但在1924年春，关于广东“赤化”的说法开始流行。那年3月，张作霖派杨大实到广州面见孙中山，了解国民党联奉反直策略的延续性，并及赤化问题。孙中山表示，“粤中实未施行共产”，那些说“国民党共产、赤化，皆逆党造谣”。随后《广州民国日报》开始连载辟谣文告，贺衷寒稍后也说，“近来广东各种报纸，有很多关于共产辟谣的纪载；各种集会，有很多辟谣的演说”瑏瑠。这些迹象说明，广东的“赤化”已逐渐引人注目，但关注更多仍在南方。

1924年底孙中山的北上，与国民党内反对“容共”的一部分元老离粤北上京、沪活动大致同时，促进了北方及全国性舆论对国民党联俄的重视。再加上孙中山北上途中一再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标帜，进一步引起国人对中外问题的注意。而1925年的五卅事件，使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一般人未必能区分“反帝”与“排外”的差异，在南方联俄的冲击下，苏俄是敌是友的问题随即在北方思想界引起一场大争论。而北方军阀也开始争相使用“反赤”术语于其文电之中，以暗示南方“卖国”。

吴鼎昌敏锐地看到了这中间西与西战的实质:由于南军和北军皆“互引外援”，表面是北方以“赤化”攻击南方，而南方以“白化”诋毁北方，实则“无异赤化之帝国主义将借以排斥白化之帝国主义”，而“白化之帝国主义将借以排斥赤化之帝国主义”。也就是“赤化帝国主义与白化帝国主义势力冲突”，却“在黄化国家开辟战场”。这场激烈“厮斗”使中国思想界“如在狂风暴雨之中”，如恽代英之所见，“人们不站在‘赤化’一方面，便几乎不得不站在‘反赤’一方面”。

因赤化引起的严重对立特别能表现西方在中国的分裂，也连带着损伤了此前风靡一时的欧化。严独鹤注意到，以前“欧化两字很足以吓倒人”，谁“反对欧化就是腐化”，而没人“愿意做腐化分子”。由于欧洲人自己也整顿风化，“欧化这两个字的招牌”，可能“从此要打碎了”。他说的虽然是生活方式，却非常适合思想界的状况。

毕竟新出的“赤化”虽不同于“欧化”，在区别中又有略同之意。在报纸说戏的韩补青就明言，“新派指欧化、俄化各种新戏”，而“新化派乃兼欧化、俄化、日本化”等各种“与旧派不同”的派别。可知欧化和俄化曾共同分享“新”的名目，然在反赤运动后就逐渐分手了。

周作人1928年1月说，现在若谈国事，“就容易被人家指为赤化或是欧化，一样地都不大稳当”。北京的新书店若不想关门，就只能“改卖反欧化的小说与反赤化的杂志”。那时欧化和赤化还是“一样”的。但到那年8月，随着复古的加剧，在“政治、道德上，凡新的都就是左的赤的”。而“新势力”在政治、经济、道德方面的反抗，也“几乎统以‘赤化’之名而被压倒”。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欧化就已淡出，只有赤化来代表“新势力”反抗复古了。

从这视角看，欧化招牌的“打碎”或有多重的意思，也随时保留着重塑招牌而回归的可能。实际上，赤化独居“新”之名的时间是短暂的，北伐的成功为南北政治之争划上了句号，反赤运动也随之飘散。而国民党自己不再联俄，反使很多人对苏俄的观察从其在中国的活动转向其国内的发展。

三、苏俄等西方建国新模式的挑战

反赤运动既然不再，白化和赤化这类象征性表述就逐渐被更实在的欧化和俄化所取代，但西方分裂带来的紧张并未消失。有意思的是，在苏联开始结束其接近西方的新经济政策之时，其经济发展的初步成功却给中国读书人以深刻的印象。而斯大林所推行的集中发展重工业的取向，也让不少中国人耳目一新。“耳目一新”是徐志摩的表述，恐怕说出了不少人的感受。如他所言:

除非是白痴或是麻痹，谁去俄国都不免感到极大的震惊。赞成或反对他们的政治或别的什么另是一件事，在那边人类的活力几乎超到了炙手可热的度数，恰好反照我们这边一切活动低落到不可信的地位。

且不论苏俄的欣欣向荣实际到什么程度，那里的朝气蓬勃确实具有不小冲击力。而正是中国人对苏俄了解渐多而又未必真正深入，增强了“新俄”对他们的吸引力。经济的迅速发展凸显出苏俄模式的效率，这使得榜样的竞争，即中国究竟学什么样的西方，变得更加具体了。

还在1920年，胡政之已开从中国流行的新旧视角看西方之风，以为“英国所行之政策，可认为旧势力之代表；俄人所揭之理想，可认为新势力之代表”。其余各国，“若法若意，视英为近；若美若德，视俄为近”。在西方的新旧之间，他主张中国当以向“新势力发展为有利”。盖中国“若不察世界之新潮流，一以欧美现在资本主义之社会组织为法”，则最多不过“学到西方今日之物质文明”，还会“继承现代社会之缺点，以种他年社会革命之根”。若“参酌世界之潮流趋势”，中国之改造不妨“取资本主义之长处，以谋殖产兴业；行社会主义之精神，以弭社会革命”。

类似的思路是延续的。到1926年，与胡政之关系密切的吴鼎昌开始认真探讨中国是继续“仿行欧美式经济制度”，还是“以苏联制度施诸中国”的问题。一年多后，《大公报》明确主张，中国改革不能选“俄化”之路，而应“采欧美宪政之长”，却也要“去其资本家专制之短”。尽管作出了明确的选择了，仍很能表现“俄化”带来的冲击和时人的纠结。毕竟欧化与俄化虽共享“新”之名目，却又互相冲突。

胡适在1933年深有感触地说，“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并无“多大的疑义”。简言之，“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然而，

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

“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是尼采的话，曾被胡适引用来定义他自己推动的“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如今他用来表述苏俄共产革命怎样转变了全世界人的视听，可见他对此认识的深度。关键是在这一波全球“震动”里，中国实首当其冲。对中国的多数青年来说，由于对“西洋文明本身的估价已有了绝不同的看法，‘新’与‘现代’也就都成了争论的问题”。这些人本“不曾领会得十九世纪西洋文明有什么永久的价值，现在听见西方有人出头攻击西欧文明”，自然容易接受。结果，“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杀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

这不是胡适一人的观察，梁漱溟也注意到中国学习榜样的转变。他也认为，“五四”前后四十年间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实因欧战这一“西洋近事”的转变和西方思想迁易而“被动的截然有二期”：此前“感受着欧洲近世潮流”，以学西方较成功的日本为榜样，“讲富强、办新政，以至于革命共和”，希望建立一个“近代国家”，那时颇“艳称人家的商战为美事”；此后“因欧洲潮流丕变，俄国布尔塞维克之成功尤耸动一时”，国人受此“最近代潮流”影响，“掉转头来又唱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

苏俄能使国人“掉转头来”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或就因这“出头攻击西欧文明”的苏俄也是西方的一部分。毕竟西方进入中国，如蒋梦麟的形象表述，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在戊戌维新三十周年时，胡适眼中“三十年的不同”仍在于榜样的转变：此前康有为和梁启超“盲目地大声疾呼嘉富尔、俾士麦、大彼得，而三十年后的青年却大声疾呼马克斯、列宁、布鲁东”。

其实对于苏俄“伟大的、艰苦卓绝的大试验”，胡适自己此前也曾鼓吹，所以他那时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重要的是，“‘新’与‘现代’如今变成有争议的问题了。”“说到‘现代化’，我们不能不先问问，我们要化成哪一种现代”？如孟森所说，“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然而，“1917年以前的欧美是不是已够不上‘现代’的尊称了？1917年以来的苏俄是不是‘形成了的现代’呢？”胡适关于“‘现代’是什么”的疑问，充分表述出时人“迟疑与矛盾”之所在。

所谓“新”和“现代”，本不过是西方的代名词而已。它们成为争议的对象，恰是西方分裂的表征。特别是在一些人的眼中，西方之内也出现了新旧之分。而胡适点出的1917年，大体就是新旧的分界点。北伐后《村治》月刊社曾发出宣言，就以1917年作为青年欲“以改造社会之方法改造国家”活动的起点。那些青年想利用的是西方“两种澎湃汹涌之新潮流”，即“发生于欧战后的反映之新思想运动”和“根据于马克斯学说之共产运动”。宣言实际说的就是“欧化与俄化”，尽管把前者具体到欧战后的新思想，其实并未认真。

那时积极参与《村治》月刊事务的王鸿一，更明确地在欧化和俄化之前冠以新旧的标识，以为“旧欧化只知有争，新俄化更不知有让”，使“错误之学说，演为杀人之政治，致全世界人类思想，同陷于烦闷疑难之困境”。十多年前胡政之曾以新旧说西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今王鸿一把它们落实在具体的空间之上。他所谓全人类都陷于烦闷疑难之中的说法或有些过，但苏俄的发展模式给西方思想界带来极大冲击，却是事实。正因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已较前更深入，西方自身的思想冲突和发展模式竞争，至少让更多中国读书人“陷于烦闷疑难之困境”。

曾是联俄先锋的汪精卫那时提出，中国百年来想要改造国家的“模型”都是外来的，第一种是欧洲“十八世纪自由主义制度”，具体“以美法为模型”；第二种则基于“一般青年欢迎俄国大革命的心理”，是“以苏俄为模型”。这两种模型在中国都已先后“瓦解”，导致“一般青年，感觉烦闷”。所谓两种模型都已“瓦解”，大概只是汪精卫自作多情的梦境。实则正是两种模型的竞争，给青年带来了“最大烦闷”，因为他们不知“中国之改造到底采取那一种模型才好”。

说近代欧洲制度不及英国而独言美、法，似为那时的新风尚。在西方分裂的同时，美国逐渐兴起于西方之中。或鉴于此，张申府感觉有必要辨析胡适所“代表的不是西洋文化，他只是代表的美国化”。郭斌龢也说：

我国四十年来，所谓维新运动，花样虽多，一言以蔽之，不外舍己从人，模仿外国。自康梁以至共产，其揆一也。始而模仿日本，继而模仿欧美，终而模仿苏俄。最近虽号称反俄，实际不过模仿美国之势力暂时胜于模仿俄国之势力而已。不入于美，则入于俄。

所谓“不入于美，则入于俄”，很可以代表一些人眼中西方分裂后的新倾向。以前常被提到的英国逐渐淡出，而“欧化”的表述也显出了局限性，逐渐为“欧美”或更全面的“西化”所取代。这当然有个过程，此前“欧美”之说已不稀见，此后一段时间里，“英美”和“欧化”的表述仍较常见。受汪精卫影响的梁漱溟，那时关注着同样的问题，就以“欧化”对应“近代思潮”，而以“俄化”对应“最近代思潮”，自称“我平常所用欧化、俄化两名词”，指的就是“从欧洲近世社会所产生的‘法治’”和“共产党新兴的‘党治’”。

如前所述，梁漱溟那时提出了中国不能“往西走”而应“往东走”的主张。但有年轻人就指出，他关于“往西走”的定义犯了“含糊的错误”，因为“现在西洋有两种完全不相同的国家并立着”，一是英、法、意、德等“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是俄国这个“与帝国主义占在相反方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两者的“政治制度与精神却是完全不相同的”。

这是一位相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之说的左派青年，所以把“英、法、意、德”都算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范围。几年后另一位反驳梁漱溟的报人马季廉，也暗示梁漱溟不了解西方的差别，指出“英、美宪政国家，有实行宪政的法律，这就是英、美宪政的轨道。意大利、苏俄一党专政国家，有实行一党专政的法律，这就是意大利、苏俄一党专政的政治轨道”。这是另一种区分，就像前引胡政之说西方新旧之分，已点出英、法和俄、德的近似。

那时苏俄的社会主义和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在西方兴起不久，对西方思想和政治制度形成有力的挑战。或也因此，它们在中国共居西方之“新”。张君劢在论及中国文化“厌旧喜新之态”时，所举之例就是这三国——“试检国内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申报月刊》《新中华》每期题目，不外苏俄五年计划、意之法西斯主义、德之希特勒如何如何。”

熊十力对此也有隐约的感觉，他质疑“现代化”一词说，俄国和英、法、德、意乃至美国诸雄，都是“现代的国家”。然“俄为共产主义，英、法乃至美国诸雄则反之”。他谨慎地没把德、意两国算进“反之”的范围里，而是指出“美国与英、法、德、意诸雄，又各有其国民性”。老一辈的孟森，则直接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和法西斯主义国家并列为“现代国家”的三种类型，但指出三者都受到国人的批评和攻击，致使想要现代化的中国无“现代”可化。故西方分裂的一个结果，是各类西方榜样都遭到了不同人的质疑。

有意思的是，法国作家Alfred Fabre-Luce在1930年告诉胡适，那时的法国也有“不入于美，则入于俄”的问题。胡适因而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选项，即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去过苏俄的Fabre-Luce 立刻赞同，说苏俄“崇拜机械文明与科学文明，最像美国”，他在苏俄看到“处处宣传 Henry Ford 的传记”。类似现象胡适自己也曾观察到，因为福特模式的特点是工时少、工银多而货价低，却“得利比谁都大”。此“虽名为私有资本主义，而最可以作国家社会主义的模范”。苏俄政府“近年极力宣传 Ford的传记和著作，也正是因为这种绝大的效率”。

如前所述，这或是稍早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的现象。对积弱的中国来说，关键就在胡适所见之“绝大的效率”。除了代表更“新”的西方，苏俄以及意大利、德国对很多中国人的吸引力，就在于提供了迅速由弱变强的最新模式。胡适在1926年访问苏俄时，就曾写文章高度推崇新俄新试验的“空前伟大”。他那时也提出中国应当学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应当学德国学日本，“以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倒是“英国不足学”，因其名为渐进，“实则得过且过”。

徐新六当时就对胡适说，“俄国革命对旧式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这个观察非常敏锐，看到了国人的关切点。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力大”而高效，正是新俄的魅力所在。翁文灏稍后指出，欧美的富强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像中国这样“落伍的国家要赶上人家，非但要努力，真还要拼命”，而“苏俄的建设工作，便是拼命赶的榜样”。瑏瑠很多年后，熊十力在感叹近代中国的衰败时，心中的榜样仍是“苏联革命，二十年而已大强”。

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紧迫的危机感进一步推动了国人对效率的追求，也使不少人作出了特殊的选择。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等曾经向往民主政治的留学生，转而倾向于独裁，如黄道炫所说，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德、意等法西斯国家所表现的表面高效率和超速发展，代表了新的时代潮流”。若回到前引汪精卫所说的不知中国改造“到底采取那一种模型才好”的烦闷，这种展现效率和速度的新潮流恰提示了与旧欧化不同的选项。

而这种中国政治思想“分野的骤变”却也是积累而成，胡适观察到，“二十多年前，民主立宪是最令人歆羡的政治制度。十几年来，人心大变了，议会政治成了资本主义的副产，专政与独裁忽然大时髦了”。学者中有人感觉到“过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开始“羡慕苏俄与意大利的专制政治的成绩”。还有些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仿苏俄的一阶级专政，或者意大利的一党专政”。

不知道胡适此时是否后悔当初自己对苏俄“大试验”的赞颂，但那时他已经注意到国内不少人“妄想天生‘狄克推多’来救国”。不幸他一语成谶，不过几年，局势的急迫就使一些当年和他站在一起的朋友公开站出来鼓吹独裁了。留美政治学者张纯明甚至说，“苏俄的政治是廉洁的，或者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意大利“现时的政治虽不能算绝对的干净，然与法西斯未执政前的立宪政府相比，究胜一筹”。对于德国，尽管“现时关于国社党的文献都是反对态度的”，他也宁愿相信这是因为“希特拉执政未久”而出现的“暂时的现象”。

即使是反对中国独裁的胡适，对这些国家的模型也并不取进攻的态度，而是强调“苏俄与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学的。意大利有两个一千年的大学；五百年以上的大学是遍地都有的。苏俄也有近二百年的大学。他们又都有整个的欧洲做他们的学校与训练所”。换言之，胡适看到的不是苏俄和意大利对“整个欧洲”的挑战，反倒是它们之间的共性。

那时三国新模式对中国的冲击已很有力，连执政者也不得不对此作出澄清。1934年11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就特别说明“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治之必要与可能”。同日蒋介石答复日本记者访问，也说到“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胡适注意到了这些表态，并作为中国无须“独裁”的依据。其实这样的澄清，恰说明三国的影响已到提上“议事日程”的程度了。

不过，西方的“新旧”之分带来更多的仍是困惑。反对“俄、意式专制思想”的王慎庐，又主张“介绍西来思想”应是“整个系统的”，更看到“封建时代所遗留的家族思想依然存在”，致使“全国的青年依然是彷徨歧路，无所适从”。瑏瑠当然，让更多人注意到“传统”也在参与竞争的，是梁漱溟提出的“往东走”主张。尽管不少人暗示或明示梁漱溟不了解西方，但他之所以提出“往东走”的主张，恰是认识到西方自身出现了“近代”和“最近代”的“新旧”之分。

换言之，那时在中国思想战线上竞争的发展取向或“模型”有三种，中西的对峙仍然存在——在对应“国粹”或“复古”时，欧化和赤化便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但两者间又有明显的紧张，形成更激烈的竞争（挑战旧欧洲的意大利和德国取向也已进入“议事日程”）。此前吴鼎昌曾指责被视作“赤化”和“白化”的南北双方激烈争斗，却忘了“中国五千年所传之黄化安在”。若把竞争中的“赤化”“白化”和“黄化”聚而共观，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中西对立向一中二西鼎立的转移，表明过去的道出于二已转化为道出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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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 2018年第六期，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