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日常生活篇-普通人的故事之张行婆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有位朋友留言，问我日常生活板块“衣食住行”都讲完了还能讲什么。我们讲的，可不只是衣食住行，还有情感的表达，人生的期待，“生命的日常”与“生活的日常”。讲完了这些，还能讲什么呢？好像都讲完了哈，其实最有趣的部分才刚刚开始，如果你愿意听，我们可以一夜又一夜地讲下去，直到下一个黎明。讲什么呢？讲人的故事，那一个一个在过去岁月里走过的，像你我一样普普通通的个体的生命故事！

究竟什么样的人才会被史家记录呢？历史上总会幸存一些“雪上偶然留指爪”的人，因为留下一本日记、一幅画、一首诗，被后世史家追踪，钩沉出当日轮廓。但这不是我要问的问题。我问的是，当历史学者在对过去进行总结记录，用文字联结过去和现在、并且希望昭示未来的时候，他们会选择记录一些什么样的人。我们用正史为例作一个粗疏的思考。

从《史记》开始的纪传体在本质上就是一部“帝制中国人物传”，入选标准第一是个人在国家秩序中的地位，本纪记帝王，世家记诸侯，列传记群臣。第二是功业，《史记》在“本纪”里记了陈涉，以表彰他在推翻秦朝大业中的首义之功，在“世家”里记了孔子，以表彰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伟大贡献，但是这两个都是例外；后来随着皇帝独尊地位的日趋稳定，“世家”没有了；皇帝越来越成为时间的标志和国家的代表，“本纪”变成了干巴巴的王朝大事记，个人色彩极度淡化，像《旧五代史》这样信息致密一点、对皇帝个人经历记录丰富一点的，就会被嘲笑没有章法。只有在群臣传记这里，“功业”标准继续发挥作用——必须达到某一品级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进入列传，但不是所有达到某一品级以上的官员才能进入列传，谁上谁不上，主要看功业。

老实说，在《史记》之后，大部分正史传记都不好看，太干瘪，看不到性格，看不到灵魂，看不到人。正史列传之中，还有一种类传，比如滑稽、游侠、儒林、方伎、列女、文学、叛臣、贰臣、忠义、孝义、隐逸等等，这些传记中所记录的，通常是达不到某一品级的低级官员甚至普通人，他们因在某一方面的突出表现为当时所瞩目、为后世所记录。这里边终于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人了，但记录往往更简单，因为在帝制时期的等级秩序当中，小人物的篇幅怎么可以超过帝王将相？

我们可以抱怨正史不好看，但是人家正史也可以傲娇地仰起脸来，大大方方地拒绝我们的吐槽。这“不好看”的锅，正史没有义务背。人家本来就不是为了“好看”而作的。正史是一个朝代对被它推翻的前朝的总记录和总清算，把这已经进入历史垃圾堆的“胜朝”安顿到朝代更替的链环之中，以论证本朝统治的正义性，对改朝换代进行合理解释。这才是正史的正事。

其实不止是正史，所有史家在书写之时都会选择他们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单纯发生的“过去”本身并无意义，意义是观察者、记录者赋予“过去”的，在赋意的过程中，选择是必然发生的。记录什么，为谁作传，让谁的人生通过你的记录跨越空间、穿越时间，获得传播、成为不朽，这是记录者的选择。

多年以前，央视曾经有过一档节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中国人物传记发展的角度来看，那真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这最后一单元的内容，我要选几个人，来讲一讲他们的故事，这个人在他的时代的社会地位，可以是极卑微的，也可以是极崇高的，但我在讲述的时候，不看外在功业，只看这个人和他的时代、他的环境之间的交流互动，看他怎样度过了上天所应许给他的生命。

我的第一个选择是北宋后期的张女士。张女士出生在一个下级军官的家庭。母亲早逝，父亲继娶，继母是个狠毒的女人，在张女士七岁的时候把她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最终把张女士卖到了尚书左丞范家，范家给张女士取名叫菊花，这是个丫头常用的名字，就像冬梅一样。那么，张女士是不是从此就叫张菊花了呢？我觉得不是，她被叫做的菊花的时候，已经是范家的家奴，应当姓范或者没有姓，就是菊花。菊花模样乖巧，手脚勤快，所以范家的女儿出家的时候，就把菊花做了陪嫁丫头，菊花跟着范姑娘来到了泗州全家。范家姑娘出身高贵，菊花勤快谨慎，在全家很受器重。

二十八岁那年，菊花跟着太太回娘家，在范家的大门口，她看见了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卖柴老头，怎么看怎么像她的父亲。一问之下，果然就是。二十一年前的那一天，父亲下班回家，不见了女儿，继母说：“孩子淘气，跑丢了。”父亲疯了一样地冲出去找，怎么找也找不到，哭瞎了一只眼睛。转过年来皇上大阅禁军，瞎了一只眼是混不过去的，父亲被解除了军籍，变成了普通老百姓，又没有别的营生，只好卖柴为生。

菊花早已过了出嫁的年龄，如今她找到了父亲，全家就干脆放她自由，回家与父亲团圆。父女团圆，狠心的继母该怎么办？按老头儿的意思，这狠毒的女人就该打一顿赶出去。可是菊花说：“要不是母亲，我也到不了范家这样的贵人家，母亲是有德于我的。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如今老天保佑我重新见到了父亲，我回来却赶走老太太，你让我怎么能安心呢？”听了这话，父亲留下了继母。21年过去，那个当年身强力壮、凶起来似乎能把她撕碎的女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干巴巴的可怜老太太，因为没有养下一男半女，又弄丢的前房所生的女儿，备受谴责。

菊花回归，三口团圆是好事，但是日子该怎么过呢？父亲已经年近八十，没有收入，没有田产。听父亲说，父亲当兵之前在潍州老家是有田地的，只是父亲出来的时间长，田地已经叫人给霸占了。听到这话，菊花二话不说，带着父亲就回了老家，击鼓鸣冤。官司打赢，张家有了田产，日子可以过下去了。不久，父亲过世。

父亲的过世肯定让继母的内心充满了恐慌，以己度人，她不得不担心菊花会打击报复。当年她在壮年，菊花幼小无力，她卖了菊花；如今菊花正当壮年，见多识广，连官府都敢进；而她垂垂老矣，倘若菊花要报复，她是全无反手之力的，只能任人宰割。让继母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菊花真的像女儿对母亲一样照料了她的晚年。继母的腿不好，稍微远一点的路，菊花就背着她，就这样，一直背到了继母过世。

这时候的菊花选择了结婚，嫁给了邻近一个很普通的农民，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没几年丈夫过世，菊花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终于，儿子娶了媳妇，女儿也出嫁了。按照一般故事的人生走向，菊花这时候应该就做个有福气的老太太，含饴弄孙了，对吧？但是她没有。

儿子结婚之后，菊花对他说：“我一直是信佛的。咱们这一片有一座古庙，荒废了很多年了。我要率领邻居们把它修好，住进去，‘不复为尔母矣’，就不再作你的妈妈了。”

古庙修好，菊花真的就离开家，成为了修行人。而且，她告诫儿子不要到庙里来，因为：“庙里所有的是众人的财产，是用来兴修佛事的。”如果儿子进进出出，那么，别人会起嫌疑之心，不容易讲清楚。修行之地和世俗之地，在菊花这里，泾渭分明。

菊花还去看望了故主，她去泗州拜会了全家，又步行几千里到陕州拜会了全家的小姑子，这位小姑子嫁到了陕州夏县的司马家。在司马家，菊花虽然是客人，但是安守女仆的本分，勤俭节约，为年幼的女仆洗头洗澡、缝补衣服，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家里养的猴子和狗，她也每天定时投喂，跟这些小畜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菊花离开之后，猴子和狗有好几天不肯吃东西，伤心地叫。

就是在陕州夏县的司马家，菊花遇到了她的传记作者司马光。司马光的文集之中，只有四篇传记，其中的一篇就是为菊花写的。他遇到菊花的时候，菊花已经步入老年，被人称为张行婆，行婆就是信佛而在家修行的老年妇女。司马光为什么会给张女士作传，因为他在张女士的身上，看到了儒家士大夫都相当缺乏的四样美德——忠、孝、廉、讓。

在司马光的理解中，张行婆对故主人的深情，是忠；为父亲和继母的养老送终，是孝；守护庙产不许儿子随便进入，是廉；对待主人家年幼奴仆的照顾，是让。司马光是非常纯粹的儒者。对于张女士的佛教信仰，他是看不起的。所以，司马光在传记的结尾写了这样一句话：“（张行婆有这样的美德）但是，很可惜，她被浮屠所蒙蔽，无法进入儒家的礼义之途。尽管如此，张行婆的行为确实有值得推崇的地方，所以，我才敢私下记录她的生平故事。”

这其实是司马光的狭隘之处。佛教信仰正是成就了张女士所有美德的基础。比如，她人生最大的悲剧肇始于继母的出卖和欺骗。但是，当她历尽艰辛跟瞎眼的父亲团聚之后，却阻拦了父亲对继母的惩罚，她给父亲的解释，也应当是她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她把得入贵人家为奴婢看作是自己的好运气，而继母的出卖则是她进入贵人家的原因，继母的出卖虽然是恶行，但最终却导致了好的结果，当她把自己的一生放在佛教的因果链条上去看时，就会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继母其实是有恩于自己的。

所以，以佛教徒的善良，张女士理解并心悦诚服地接纳了她的命运。至于对父亲和继母的照顾，特别是对继母晚年的好。司马光用孝道来解释，我倒更愿意用善良。孝道是外在的约束，善良是内在的驱动，也是一种更高级的智慧。

张女士的结婚和生育，司马光说得太简单，因为这与他所表彰的美德关系不大。张女士结婚的时候，应该三十多岁了，这在宋朝是超级大龄。女性没有传承家族香烟的责任，普通女性可能会因为生计选择婚姻，而张女士应该是衣食无忧的。她为什么还要结婚呢？是日久生情？还是想要让自己的人生完整？父亲和继母死后，如果不结婚不生孩子，她在这世界上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但是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张女士应当不至于惧怕这种孤单。她为什么要结婚呢？司马光不关心，我关心，却无法断定。真希望是日久生情。丈夫死后她独自养大了三个孩子，帮助他们完成了嫁娶，然后飘然离去，修庙，看守庙产，独自修行，临别之前对儿子说的那一句“（我）不复为尔母矣”，我从此就不再作你的妈妈了。含笑断尘缘，实在是了不起的潇洒！

老实说，我真心佩服张女士，她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要什么，有担当，不畏惧，能接纳，懂得感恩，独立自尊。一个女仆，竟然活出了这样的精彩，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