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少一点“研究”，多一些创造

课程金句 

第81集 新文学：少一点“研究”，多一些创造

今日文稿 

大家好，我是余秋雨。

我们上次很快乐地讲到了普及白话文和汉字简化的问题。我不是说一定要站在哪个立场上，比如大家继续用文言文也很好，大家都在写繁体字也很好，比如我成天在学书法，书法里的好多字也是用文言文和繁体字来写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文化要非常大度，不要陷在一角而排他。

现在，文化上有一些极端主义的激情那是犯不着的，那就违背了文化本身的含义，更不要在那么宏大的中华文化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用一种自以为正通、自以为本位的方式，来否定其他的文化现象，这就显得非常的幼稚，也非常可笑。

整体的浅薄 

上次已经讲到，新文化运动一开始的时候解决的是一个技术问题，就是普及白话文的问题。我要说明，在一个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庞大的传统文化的土壤当中，普及白话文居然成功了，这就是新文化运动非常了不起的贡献。因为当时好多人已经讲了，胡适、陈独秀都讲过了，它看上去是一种文体的改变，实际上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它更大地，更民众，也更国际了，这个肯定是好的。

让那些文字保留下去，让那些文言文的文字保留下去，这是可以的、应该的，但是我们日常不仅要用白话文，而且要让白话文的美丽充分地体现出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五四”以后有一些新兴的文学家在这方面做的贡献，值得我们肯定、值得我们赞扬。

因为他们在那么早的时间之内，写出文章让大家喜欢了，那么顺便也就喜欢了白话文，喜欢白话文以后、解决了工具问题以后，大家的思维工具也获得了解决。他们的好多文章的重要性，其实随着时代的过去，我们觉得可能会降低，但是他们解决工具性的问题的功劳，却一直摆在那儿。

好，现在我们回到正路上，看看新文化时代的作品，作品我不能不告诉大家，整体上比较差。这个原因是可以理解的：

第一是时间太短。

第二是在短时间之内，中国从临近灭亡到重新寻找救亡的生机，大家都忙于社会斗争，就不太可能有心思在文学上安静地花力气。而且意识形态的潮流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实用的文本出现，而不希望是远离了实用的价值所呈现的优美文本。

第三是由于繁忙、由于兵荒马乱，我们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们，往往是古典和国际双重的梳理。他们早年可能有一些国学的底子，或者早年有过一些西方文化的启蒙，有的甚至还出国留学，但是总的说来，比较浅薄，所以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创造。

我曾经讲过一句可能让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有点失望的话，我说从中国文脉的角度来看，500多年的明清两代比较荒凉，它能够和第一流的文化大师们比拼的（第一流的文化大师，指庄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只有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清代的小说家曹雪芹。

我们觉得有一点难过，但是我不能不说了：在我们救亡图存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近代和我们的现代，连王阳明这样等级的哲学家也没有出现过，像曹雪芹这样等级的小说家也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新文化势头不错，作品比较贫乏，原因很多，不能怪他们。

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家，比如我在《中国文脉》里边写到，像鲁迅、沈从文，他们表现出了一种能够把作品写好的趋势，但问题是兵荒马乱，他们太早地结束了文学创作的生涯，留下的是一些不太长的作品，所以在体量上、在创作的时间上都不够。鲁迅后期主要写杂文，那么按照我们比较严格的文学的概念，杂文还不属于我们的文学创作的领域，它主要是社会评论，但只不过写的比较漂亮。

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 

至于其他的作品，小说啊，诗歌啊，我记得当时我的一个师长辈的张可老师，我的一篇文章专门写到张可老师，我当时年纪还很小，17岁遇到这个老师，她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英国语言文学方面的大专家，我问她中国现代文学怎么样？她是一个女老师了，她是上海人，她用上海话给我讲，唉呀，中国现代文学神经兮兮再加可怜兮兮。这两个“兮兮”是上海女性讲话的一个特点，讲完以后她就哈哈大笑。

大家不要小看她随口一讲，有点过于激动的神经兮兮，有点可怜兮兮，这种控诉式的口吻，好像意味着其他作品就很少。但是在这里边，鲁迅是例外，他真的表现了我前面反复讲到的集体人格，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所谓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就叫做国民性，有的时候甚至于就叫民族劣根性。他是认真地研究了，包括他后期写杂文的时候，他批评这个人那个人这不重要，大家不要说唉呀他批评梁实秋、林语堂，批评一些不该批评的文化人，但关键是，他在这些杂文当中对中国民族性的研究还在继续。这个在我看起来是文化人的一个很好的品质。

但是其他作家呢往往是把自己的乡土人情，或者把自己看到的有一些故事，有的时候把自己心中的一些不满表达出来，有的写得也不错，但总体上没有很大的作品。我有一个忘年之交，是美国的夏志清教授，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个研究现代文学的老教授。前不久他去世，我还发了一个长长的唁电过去，他的家属还回了我一封很长的信。我每次在美国在纽约演讲，他总是坐在第二排，坐在第二排的当中，而且对我每次演讲都要做一番评价。因为我主要讲演讲文化，后来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了，他酒量也不小。他有一次跟我讲，余先生，我很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为了反击他，我说我也不喜欢你所挖掘出来的钱钟书的小说，因为智慧过剩；也不喜欢你挖掘出来的张爱玲的小说，就是过于呈现那些不必要的冷漠。

我们两个讲完以后抱在一起哈哈大笑。现代文学是可以批评的，不是写上去以后谁也动也不能动了。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有他的权利，但是我也有权利不同意他。我不是很喜欢钱钟书的小说和张爱玲小说，在他面前讲的时候，我可能有点夸张，可能有的段落我读起来还是很高兴，但是我为了和他对仗起来，我故意说我不喜欢。这都是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们两个都知道，所以每次见面就开心得不得了，大家就进行文学上的闲谈。

我们读现代文学、读新文学的时候，经常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可能由于特殊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投入有点多，又有点夸张，大学里边花很长的时间读现代文学史，这里边有好多过去极左思维的介入，由此来分析意识形态。我对夏志清先生说，尽管我不太喜欢张爱玲的小说，但是在课堂上最早讲到了张爱玲和沈从文的就是我，当时还受到一些左派的揭发，揭发以后我还曾经认真地检讨过，我当然没有认罪，我认为这两个作家很重要。

可见现代文学史往往是根据一种特殊的思想潮流在编写。我经常有这么一个想法，我曾经面对一个大学里边的年轻的教员说，我说你看你那么多年来，你研究对象是一个在二十几岁就已经去世了的作家，我看到你写的那么多文章、那么多评论、那么多信，我可以保证，你如果真的写散文的话一定超过他。他很惊讶，他觉得自己是研究他的，我怎么超过他？我说你试试看，我很懂得散文，他的散文我也看了，你在评论中的散文笔调，我也感觉到了。

我不能不说，这个受我启发的青年老师现在已经成为中年老师了，他发表了很多散文，他的散文未必能够进得到文学史，但是一定比他曾经研究过的“五四”以后的那个散文家的水平，要高很多很多，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一定要从事创造，而不要在新的文学里边投入那么多的“研究”。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多次讲过，我非常乐意把我的爱好投入在当代文学上。在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那次会上，我当着莫言的面，当着很多人的面，我讲到当代文学的成果，其实超过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我举了莫言、贾平凹、余华、张炜等等一大串，还有好多诗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向前看，甚至于包括现在流行的网络文学，我觉得也是佳作如云，出现了很多很多好作品。连我们喜欢的电视剧《琅琊榜》都是从网络文学里边来的，你难道不感到惊讶吗？

所以我们不能不把真正的新文学的创造放在当下，而不要在“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里边，投出过多的赞美。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