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8 喜马拉雅FM
2月22日，农历大年初七，英国麦克莱霍斯出版社面向全球发行由瑞典姑娘安娜·霍姆伍德（中文名：郝玉青）翻译的《射雕英雄传》第一卷。这是这部金庸经典作品首次被译成英文出版。
对以翻译为职业的郝玉青来说，翻译《射雕英雄传》是她迄今为止觉得最难的一次挑战。金庸小说里涉及了大量历史背景、文化习俗、人物、食品、中药……单单是理解这些事物名称并准确翻译出来，就相当不容易。
如何翻译原著中虚构出来的那些盖世神功、无敌招式，更令她“头疼”：
“降龙十八掌”：“the 18 palm attacks to defeat dragons”（击败龙的十八掌击）
“九阴白骨爪”：“Nine Yin Skeleton Claw”（九阴骷髅爪）
不过，在她看来，最大的困难还不是这些。她深知金庸原著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受关注度，因此她必须“怀着一颗谦卑的心”翻译。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成功，能够赢得海内外持久不衰的关注，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能够接触历史来展开故事。
小说所选择的历史背景大多在宋辽西夏金时期、宋元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作为笔下人物的活动舞台，这些时期都是中国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时期。尽管金庸小说的本意并不是讲解历史，但无疑为其小说人物提供了历史背景。
“金庸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历史的讲解者，而且是一个思考者。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分裂与统一等，都作过认真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这一评价无疑是中肯的。而且与小说有机融为一体的作者史观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反映了作者对祖国、民族命运的深刻关注。这构成了金庸小说与一般通俗小说质的区别。
所谓历史观就是社会历史观，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总的看法，是世界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首先是民本史观，和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仁”的观念有直接的联系。这在金庸小说中首先表现为对农民起义抱着同情与肯定的态度。比如《碧血剑》，张朝唐归来看到百姓在乱世流离失所，其实贼寇，十个都有八个都是官兵逼得没活路才干的。
接着他又借孙仲寿之口“现今官逼民反，我们为了吃饭只好杀官”。饥饿流离的百姓以及能有巨大勇气和才能的英雄人物在那个时代都遭到了无法想象的苦难，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
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儿也不会比英雄们差。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忍受，英雄却勇敢奋战了一场。经历无数时日，英雄仍在后人中激起波澜。
小说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借人物表达的思想是非常有价值的。金庸小说中“民本史观”的地位是最基础的，无时无刻不在展现他对老百姓的关注。
在金庸小说里，有两个乌托邦化的小国，一个是《碧血剑》的渤泥国，一个就是《天龙八部》的大理国。
渤泥国借孙仲寿之口“不知我中华百姓几时才得如渤泥国一般安居乐业......”还有大理国，“段正明传位于段誉，诫以爱民、纳谏二事,叮嘱于国事不可妄作更张,不可擅动刀兵......”
这些都似乎寄托了金庸的政治理想和对中国历史现实的一种无奈，因为金庸文笔本身就偏向了普通百姓。
第二个是大民族史观，它是由民本史观演变出来的，以民本史观为基础，两者并在金庸笔下最终达到了逻辑上的统一。
在中国历史上，大民族史观一直是一个纷争不休的问题，比如“驱除鞑虏”的口号——到底是反对满族整个群体还是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
这点让我们普通百姓非常混乱，而孙中山先生是非常清楚的，他在1906年提出并强调“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民族的排斥，民族革命是要灭掉整个满洲民族这个观点是大错的。”
而金庸的思想也有着局部质变到根本质变的一个经历，他说：“我初步写小说时，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很强，到后来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这种观念成为基调，我的历史观便有了进步的变化。”
所谓狭隘的民族史观是从皇权专制的正统观引申出来的，这种历史判断其实是非常感性化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不公平性。说白了就是，谁好就可以当皇帝，而不是只有汉人才能当皇帝。
金庸小说对这个问题做了生动形象的脚注，比如在《鹿鼎记》中，那老者回头叫道:“韦香主,你回家去问问你娘,你老子是汉人还是满人。为人不可忘了自己的祖宗......”像这个天地会，他们本身也在看谁是正统、谁不是正统，互相争来争去。
康熙也不能明白：“我对天下一视同仁，绝没丝毫亏待了汉人，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恨我，非要杀了我不可？”
金庸虚构的小说和历史逻辑也没有相悖之处，这与金庸本身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而且把这种历史观用小说演绎出来这又是正规的史书力所不能及的地方。
金庸小说的文化内涵——历史文化经典文学导读、文学知识，认真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