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创造激励:老板的“奇葩”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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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货笔记


你好,今天是第四单元。在上一单元中,我们首次谈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个人都做出了理性的选择,但结果是各方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今天,我想再进一步拓展这种思维,重点讨论一些可以利用规则和权利来创造“激励”的方式,这些方式可以帮助你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海洋版囚徒困境


首先,我们从一个发生在公海上的故事讲起。科学家和渔民们都认同一件事,那就是全球的渔业已经发展到了崩溃的边缘,过度捕捞降低了鱼类的总量;按照目前的捕捞速度,捕鱼业会很难继续下去,世界上所有的商业捕捞者都可能在几十年后失业,这样一来,人类高度依赖的这种优质蛋白资源也将不复存在。即使你不是经济学家,也清楚地知道这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现在,问题来了——既然人们都承认存在过度捕捞的情况,为什么还不进行有效的遏制呢?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囚徒困境”在作怪,只不过场景从警局的审判室转移到了公海上,而“囚徒”就是那些商业捕捞者,至少从博弈理论的层面上讲是这样的。对于每个渔民个体来说最有利的选择,会给他们整个群体带来灾难,甚至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灾难。

其实从理论上讲,所有捕捞者可以聚在一起,共同商定减少捕捞量的问题。因为从长期来看,这样他们都会受益。但是,这种协议涉及成千上万的参与者,根本无从下手,执行起来更是异常得艰难,所以无一例外都流产了。

我们可以利用上一单元用到的支付矩阵来给每条渔船做个分析。如果其他人都限制了自己的捕捞量,那么“我”的最佳选择是尽可能多地去捕捞,因为“我”的大量捕捞不会对环境造成实质性伤害,还可以给“我”带来非常可观的收入。但如果大家都不限制自己的捕捞量,那么即使“我”减少了捕捞,对保护环境也不会有什么作用。只要可能,“我”会尽可能多地捕捞。

所以,让数以千计的渔民放弃自我利益的考量,而自愿达成一份共同协议的几率实在是很低。那么这样一来,推出具有强制性并且执行性高的限制或管控就显得格外必要了。但是应该采取怎样的形式呢?

现有的控制和规定看来是没有起到太大作用的。目前的状况是,人们依然在捕鱼,但为了限制总体捕捞量,我们缩短了法定的捕捞季,不过鱼类总量还是在不断下降。于是我们不断地缩短捕捞季,结果渔民们的捕捞欲望反而越来越强烈,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现在的局面,与1889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土地哄抢热潮非常相似。当时,联邦政府向渴望定居的人们开放了俄克拉荷马州的土地,并允许他们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占地定居。因此当政府打响了“跑马占地”的发令枪时,成千上万的人骑着马疯狂地涌向乡村,争相抢占最好的土地,跑累了插上木桩,这就算占上了这块土地。俄克拉荷马州还有个外号,叫抢跑者之州,因为很多人在政府允许之前就已经开始跑马占地了。

在海洋版的哄抢过程中,人们疯狂地抢占渔业资源。一旦捕捞季开始,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渔场,尽可能多地捕捞,而且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

那么,这种情况创造了什么激励机制呢?这个激励机制要求你得购买更快的渔船、更多的捕捞设备和更昂贵的电子器材,从而保证你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捕捞到更多的鱼;它要求你无论天气多么恶劣,都得出海捕鱼。

结果怎么样呢?越来越高效的渔船在越来越危险的环境下作业,而且捕捞量依然很大,所以鱼类的总量依然面临威胁。第二年,我们就又得缩短捕捞季,所有船只都陷入了博弈理论的“囚徒困境”中。

我来举个实际发生的例子。在90年代中期,阿拉斯加比目鱼的全年捕捞季曾经一度缩短到只有三天,但是鱼类的总量仍然在减少。更糟糕的是,由于所有渔船都必须在同一时间集体出海,并且在三天结束的时候一起返航,这就导致了短期内鱼类供应过剩的现象。那么比目鱼的价格将会下跌,而捕捞的成本和危险却在上升,捕捞单价下降,捕鱼业接近崩溃。在这个案例中,每条渔船的行为都出于理性的考虑,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在一步步毁灭自己的共同生计来源。

对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那么你应该向谁求助来解决这样的危机呢?


很显然,是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设法改变个人的激励机制,从而改变群体行为,然后再进一步改变这些行为的社会效果。

那么,有没有一种激励机制,可以让捕捞者的个人行为符合保护渔场的目标,而不对渔场造成破坏呢?

冰岛是第一个尝试这种经济思维的国家,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首先,生物学家会确定整个船队可以捕捞的总量限制(TotalAllowable Catch, 简称TAC),然后再细分,并把总捕捞量划分为可交易的配额(Individual Tradable Quotas, 简称ITQ),也就是一种永久性的捕捞权,最后,再把配额分配给每条渔船。

举个例子:如果捕捞总量的限额是1亿磅,一条渔船拥有1%的个体可交易配额,那么它就有权在一年内捕捞1亿乘以1%,也就是100万磅的鱼。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捕捞的时间,可以是这周,也可以是下周,或下个月;也可以等到天气好或者身体状态好的时候,再或者等鱼市价格提高了再去。

无论你渔船的设备多么先进,就算是整个船队中最好的,比其他人先到达渔场也没什么用。每小时能捕捞到更多的鱼也就不算什么优势了,因为无论这条船怎么捕捞或是什么时间捕捞,他的捕鱼总量都不能超过100万磅,一旦达到这个总量,渔船就必须停止作业。

这个案例体现了哪些实际的经济学思维呢?在这种激励机制下,每条渔船的捕捞权都是永久性的,它可以延续到未来,而且可以交易。所以如果一段时间以后,鱼类总量增加,分摊到每条船捕捞配额也会随之增加。

如果第二年可捕捞的鱼类总量为1.2亿磅,那么每条渔船的可交易配额就会增加到120万磅;但是如果可捕捞的总量下降到了8000万磅,那无论渔民多么努力,花了多少钱购置设备,他明年的配额上限也只能是80万磅。

促进渔场的恢复发展,可以保证每条渔船未来的收益,每个渔民所拥有的捕捞权也会变得更有价值,这样渔民们也就更愿意去维护和促进渔场的良性发展了。

可交易配额又是怎么回事儿呢?事实证明,它可以提高整个船队的工作效率。

实施配额制以前,如果一条渔船出现机械故障、设备落后,或是缺少熟练工人等问题,那么这条渔船就只有一种选择——继续出海打鱼,否则它会一无所获;但实施配额制以前,如果一条渔船拥有先进的设备,或有足够的优秀船员,那么这条渔船就会尽可能多地捕捞,获得短期利益,但他这种行为会危及自身和其他人未来的利益。

实施了可交易配额制之后,一条捕捞能力强的渔船仍然可以多捕鱼,但前提是他得向别的渔船购买配额;而一条捕捞能力弱的渔船,比如说船有问题或是船长太懒,那么这条渔船就可以把自己的捕捞配额卖给别人,这样自己既不必冒生命危险出海,又可以获得收入。

通过交易,双方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但这只能以他们享有明确规定的权利才能实现。这是一个帕累托效率的范例。这样一来,过度捕捞得到了控制,囚徒困境得到了解决,囚徒也得到了释放,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人运用了经济学的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所有权的界定重新确立了激励机制,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

冰岛取得成功以后,其他国家就开始纷纷效仿。目前,阿拉斯加就采用这一制度来管理比目鱼和螃蟹的捕捞。我们刚才讲过,阿拉斯加比目鱼的捕捞期曾经一度被缩短为三天,渔民们工作强度特别高,风险特别大。现在捕捞期已经恢复到了八个月。我们可以从《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中得到一些数据,比如:现在比目鱼的捕捞价值上升了三分之二,紧急搜救和救援任务下降了70%,比目鱼捕捞中的死亡事故也下降了15%

这种个体交易配额制度清楚地表明,赋予有效的权利能使他们个人的理性选择创造更高的效率,并产生更好的社会影响。这样的案例需要有人自觉地参与进来,重新定义各方的权利,明确界定参与活动的激励因素。


修理厂老板的奇葩逻辑


其实,很多有效的规则不一定都是有意识设计过的,也很有可能是从人们无意识的习惯中演化过来的。

举个例子:我们家附近有一家汽车修理厂,每天早晨都有两辆厢式卡车开过来,在停车场停半小时左右。第一辆车卖咖啡、甜甜圈还有一些零食,很明显,这辆车停在这里是为了销售食物给修理工们,这样他们就不用在宝贵的休息时间跑出去买吃的和喝的了。这辆餐饮车的老板赚到了钱,汽车修理工们也节约了时间——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案,因为各方都获得了利益。

但是第二辆卡车是做什么的呢?它是一辆出售修理工具的车,卖轴承、扳手、螺丝刀等工具。这辆车的销售对象都是按小时计费的修理工人,怎么会自掏腰包从这辆车上购买工具呢?他们不用交电费或热力费,也不用购买液压起重机或计算机诊断设备,因为通常这些都由雇主来购买。这跟办公室的文员不用掏钱买自己用的纸、笔、打印机墨盒是一个道理。

为什么是修理工本人而不是他们的雇主来购买这些工具呢?接下来,我会教你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从激励和效率这两个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手工工具很多很杂乱,很容易就会被乱放、盗用,甚至是弄丢;虽然每个插座或棘轮的成本都不是特别高,但是累加起来的费用却不容小觑。丢失关键工具有可能导致工作的停滞,这样就会降低工厂的工作效率,提高劳动成本。

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比如说通过明确一些权利或者规则,让雇主能用最低的成本减少工具的丢失,并且提高整个修理厂的工作效率呢?其实有很多可行的办法。


办法一:让雇主来购买和提供工具。一旦某个工具丢了或者坏了,雇主就需要再买一件新的。


缺点:毕竟,修理工是按小时领取工资,工具丢了或者坏了,对他们都不会造成什么损失,所以他们就不会特别关心工具的花销。对于雇主来说,他们就得要么不断地去修理坏了的工具,要么不断地花钱去买新的工具。

决定如何使用工具的是修理师本人,但工具损失的费用却不由他们承担。所以雇主就应该想想办法,来改变对修理工的激励机制,让他们能自主地爱惜自己的工具。


办法二:工具集中管理的制度。员工需要登记领取工具,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再由他们交回去核对,如果工具没能交回或者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就会扣除相应员工的工资。


缺点:为了监督和执行这一制度,需要大量的工作和成本,如果再加上众多细碎的小零件,那工作和成本就更大了。所以为了节约工具的费用,雇主不得不增加管理的费用。


办法三:雇主可以提高修理工们的工资,但前提是修理工们要自备工具。


优点:只有修理工自己才能减少工具丢失和损坏的情况发生,如果工具丢失和损失的费用需要由他们自己来承担,那他们肯定会加倍小心地使用这些工具。只要增加的工资成本,比雇主增加的管理成本低,同时又比修理工们付费保管和使用工具的费用高,那么就会出现双赢的局面。


这其实是一个经过实践和人们无意识的习惯检验所形成的常见规则,但这个制度是不是就很有效地体现了激励作用呢?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是符合帕累托效率法则的。所以,效率可以解释为什么技术工人要自备工具,为什么高级餐厅的厨师要自备刀具的现象,而这也正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促进效率的又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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