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1994年——张艺谋悲剧中的那点“喜”（独家）

                                       活着

                                           ——张艺谋的“悲”中带点“喜”

导演: 张艺谋

编剧: 芦苇 / 余华

主演: 葛优 / 巩俐 / 姜武 / 牛犇 / 郭涛 / 更多...

类型: 剧情 / 家庭 / 历史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 中国香港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1994-06-30(中国香港) / 1994-05-17(戛纳电影节)

片长: 132分钟

又名: 人生 / Lifetimes / To Live

豆瓣评分：9.3

好于99% 剧情片

好于99% 历史片

关于电影

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

　　富少福贵（葛优）嗜赌成性，妻子家珍（巩俐）屡劝无果后带着女儿凤霞离开了他，当夜，福贵输光所有家产气死父亲，被迫靠变卖母亲首饰租间破屋过活。一年后，家珍手拉凤霞怀抱刚出世的儿子有庆回到家中，福贵痛改前非，开始靠演皮影戏过起安份守己的日子。

　　但好景不常，内战时期，福贵被国民党抓去当劳工，一番辗转终回到家乡与一家人团圆后，凤霞因病变成哑巴，而在后来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他虽获某些小福，逆境却也一直与他如影相随。

播讲人：赵小姐在城中

（专注生活，探索人生，更多故事，更多节目类型请在同名vb围脖来找我!）

文案

前导：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只有福贵活到了最后。在福贵的一生中经历了六位亲人相继离他而去。福贵的活从某种意义上算是一种幸福，不幸的是，他活得太过孤单。余华想要体现的是“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

   在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当中，福贵有了不一样的结局，虽然还是经历了儿子、女儿的相继离世，在故事的结尾他的身旁依然有老婆、女婿、外孙馒头的陪伴。张艺谋说：“在电影中，活着还是活着，但死了已经死去。”

正文：《年轻时，福贵是落魄的败家子，靠着祖上留下的房产过着成天赌钱睡觉的日子。嗜赌如命的性子，被龙二算计让他输光了家产，气死了老爹，怀孕的妻子家珍也带着女儿凤霞离家出走。福贵从此沦落为穷苦的贫民。一年后，家珍得知福贵不再赌博，又带着新生儿子有庆回来了。福贵从此洗心革面向龙二借来了皮影的工具，操起皮影戏的营生，福贵一路唱着赚着糊口钱，没想到却被国民党拉去当了壮丁，半路又被共产党逮住做了俘虏。支撑福贵活下去的，就是心里的“家”。这一走，再回来时母亲已经去世，女儿凤霞也因病成了哑巴，倒是得了福贵家产的龙二，在文革时代做了福贵的替死鬼，福贵逃过一死。

  曾与福贵出生入死的春生参加了革命，回来时成了区长。福贵的儿子有庆在大炼钢的日子里，累了许多天没睡，就倒在了学校墙根睡着了，没想春生的车撞到了墙，砸死了有庆。家珍如何也不能原谅春生的过错。好多年后，春生在文化运动上也被带上了帽子，他的媳妇上吊自杀，当他万念俱灰，拿着将毕生积蓄偿还福贵，准备了断自己时，家珍原谅了他，临走说：“记得欠着家里一条命，好好活着。”

  成年的凤霞到了婚假的年龄，她认识了忠厚老实的二喜，两人过上幸福的日子，凤霞也怀上了孩子。正当凤霞临产时，碰上了批斗走资派的时期，凤霞生产的医院里，有经验的医生全被抓走关牛棚，凤霞难产大出血，好容易找来的教授又因为饿得慌连吃了福贵买的七个馒头噎得瘫在地上，凤霞最终还是因为难产死了。凤霞的儿子取名叫馒头。

   从电影中，我们看到福贵的“活着”是因为“经历着一个个身边人的死”，映衬着他的活。影片的的隐线也一直就是，福贵手中的“皮影戏”。福贵与皮影，就像是一种镜像对照的关系，表面上任由人幕后操纵的皮影，随着幕后唱词的配合，人物有了善恶之分，各自悲喜的结局。台下的人嬉笑怒骂，中国“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无非是这样生存着。这个小人物，无意间将自己人生的曲折折射出了中国历史的政治化的进程，电影相较于“活着”本身，也探出了人生生存环境的残酷。

  福贵的命运你可以看做是自己参与的，也可以看做是被历史选择的：福贵总是积极的在时代中求生存，自己的卑微和无力等着一幕幕的悲剧落在自己的身上，他能怪罪谁呢？怪罪年代、怪罪命运，还是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悲剧呢？

余华的作品中，这种苦难的意味更加深刻。因为在余华生活的年代里，苦难不是战争、死亡和罪恶，《活着》更像是一种精细描绘人类苦难的画卷，而死亡正是其中的表现形式。福贵的父亲是因为福贵的赌博被气死，母亲是因病去世，妻子患上了软骨病，儿子在书中是因为给县长太太输血而亡，女儿是由于分娩时候大出血死的，女婿则是被水泥板打死的，外孙是因为豆子吃多了撑死了。福贵在经历所有的事故后，对死亡和人生产生了麻木感。在书中余华也将这种苦难集中在福贵一人身上，分别是破产、丧亲、上战场、自然灾害、妻子生病以及自己无法劳动面临的死亡，天灾与人祸的苦难中，最让福贵心痛的还是失去亲人。其实作者余华是想通过福贵一生颠沛流离的命运，突出“命运”与“个体”之间矛盾与共存的关系。

电影和原著的叙述方式不一样，原著中福贵一直是以第一人称来诉说的，而电影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观察福贵的一生。从结尾看，原著更加悲惨，电影让人看到了希望。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和原著比起来，电影有许多改动，人物传达出的情感基调也完全是不同，那么电影为什么还是如此广受好评呢？

这里就涉及到如何去欣赏张艺谋导演的一部由原著改编而成的悲剧电影。当然，评判标准不会只是和原著的相似度来衡量的。首先一个优秀的导演，他必定具备鲜明的个人风格，张艺谋在电影上的表达风格更趋向于中国人对审美的体会，正如中国人自古以来“以悲为美”的审美情节，这种情节表达的是“人的觉醒”。《活着》中我们看到福贵的人生经历的苦短困苦与生命无常，就是一种美学观念当中的审美形式，类似于“怨”，这也正是张艺谋导演借福贵的人生隐藏在社会时代悲剧下的情怀，这种表达也就有了更加普遍而深刻的含义。

回到整部电影的剧情结构上，是悲中有喜，喜极而悲的情绪体验。

其中两次非常明显的反转：第一次就是福贵输光的家产，与龙二交换了人生，可是没几年，他们的命运来了一个终级判决，龙二被定为地主枪毙了，福贵却因为贫民的身份逃过一死。第二次，悲剧的反转是在福贵卖艺的过程中，先被国民党抓来当壮丁，又被共产党抓了做俘虏的过程，多年后他也凭着这个“参加革命”的一纸证明作为自保的依据。

命运的卑微是生存的痛苦带来的。每一次当家人重聚，看到了福贵从寻常生活中感受到的那点快乐时，就要用死亡夺去它。一家人热火朝天响应大炼钢的日子里，父子间嬉闹追逐的日子，紧紧跟随的便是有庆的死亡。但有庆的死间接是大炼钢造成的，没日没夜炼钢的孩子，睡在墙根下，才有了老友车祸撞墙的悲剧。凤霞的死亡，依然是间接的死于文革，直接的死因是七个馒头的意外。在有庆的死亡和凤霞的去世的前奏上，反衬出了一片“喜庆”的祥和。这是中国的“乐感文化”对悲剧心理产生了潜在影响。鲁迅说：“悲剧正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张艺谋导演就非常擅长将这两种形同水火的悲喜因素和谐一统呈现出眼前的“悲喜并至”“一哭一笑”的精神调节剂。

在今天的时代里，我们不乏看到一出电影滥用大悲或是所谓喜剧效应，可是缺乏节奏的代入，这种体验往往是审美的乏味和疲劳。因为一味的“悲苦”，就仿佛在观众的心理始终只有“沉重”的“蓄积”的苦痛，这时也只有“喜”的情绪才能启动情绪的宣泄。喜剧的效应恰恰相反，就像周星驰的众多电影，总是将小丑人物的主角，耍弄到底，最后走向更深的“思考”，单纯的“捧腹大笑”，能够在内心驻留的东西是十分短暂的，所谓一笑了之，这也是周星驰相较于如今众多“一次性”喜剧文化消费的最大区别，他表面的“无厘头”集合了悲的思考，又有了喜的满足。

这时，我们再回头看葛优这个角色，虽然很多观众觉得这个明星自带的个人风格和想象中的福贵是有很大差别的，可是葛优的痞与赖，荒唐与放纵，才能冲淡年轻时经历的苦涩，就像玩世不恭的人，大有经历过起伏的人生，尝过幻灭与失去的味道，也才能扛过艰苦的命运，最终沉淀下“活着”二字。

最后，张艺谋可以说对“活着”的结局做了大胆的修改，许多人觉得这也极大的违背了原著的初衷，看着不习惯。为什么要用“团圆”做结局，而不是尊重原著的设定呢？在这里，团圆呈现“悲喜交集”的最大特征。

在中国的传统戏剧中，有人把“大团圆”归结为四种类型，例如《梁祝》就是象征型的，《窦娥化厉鬼索命》是复仇型的，《桃花扇》中李香君遭入空门是解脱型的，最后调和型的《配琵记》中牛丞相的改邪归正。团圆背后表达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也就是美满、正义、亲情团聚的向往。可是想象，假如《活着》将所有的主要人物最后齐聚一堂，扯一个团圆，也会显得“狗尾续貂”、盲目乐观。

相比之下，《活着》中的结尾非常巧妙，我们在结尾还是很明显的看到，善良的村长被审查，但他依然相信着党和政府；春生也在文化运动中受到牵连，老婆上吊，前途未卜，而家珍喊出的那句：欠着一条人命，让大家对这些时代人物的命运在不揭露的前提下，留了一个山穷水尽后的“期待”。

   我是赵小姐，在中国人民记忆的苦难里，这几千年漫长的历程，落后的自然经济，也养成了人民喜欢团聚，追求美好的文化心理模式。在古代的哲学中，我们常说“天人合一”，“天圆地方”，圆的概念一直藏在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中，圆代表的正是团圆，美好，和期待苦难背后迎来的“光明”和“正义”。

影片的最后，家珍躺在床上，二喜在厨房里做饭，福贵把馒头的小鸡装进皮影箱子里，对馒头说着曾经对有庆说过的那段话：

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牛。

馒头问：牛以后呢？

牛长大了，馒头也长大了，到时候馒头就骑在牛背上。

馒头长大了不骑牛，馒头长大了骑在火车、飞机上，那时候，日子就越过越好了。

福贵也曾在上学的那条路上，最后一次对有庆说过一样的话，只是那句“牛长大以后”，不再是“实现共产主义”，成为了“馒头长大了，日子就好了”。因为，熬过了痛苦，人们希望日子就越来越好了。也许这正是中国人对“活着”的智慧，在一成不变的磨难里，“活着”便也成了唯一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