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19个诺奖！日本的失去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获得，我们呢？

19年19个诺奖！日本的失去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获得，我们呢？

我或许败北，或许迷失自己，或许哪里也抵达不了，或许我已失去一切，任凭怎么挣扎也只能徒呼奈何，或许我只是徒然掬一把废墟灰烬，唯我一人蒙在鼓里，或许这里没有任何人把赌注下在我身上。无所谓。有一点是明确的：至少我有值得等待有值得寻求的东西。————村上春树

北京时间10月9日傍晚，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授予约翰·班宁斯特·古迪纳夫（John. B. Goodenough）教授、斯坦利·惠廷汉姆（Stanley Whittingham）教授、吉野彰教授，三位的获奖理由是：为锂电池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而其中的吉野彰教授，是日本第2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日本21世纪以来的第十九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21世纪才步入第十九个年头，日本就已经有了19位诺奖获得者，平均下来每年都有一个！

从总数上来说，27名获奖者的数量在全球当中仅次于美国。

在我们习惯了日本经济地位下滑的时候，在我们提起日本首先想到的是老龄化、低欲望社会、失去的三十年的时候，日本的失去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获得。

科技与经济并行

统计表明，2000年以后的日本诺奖获得者的获奖研究成果大都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取得的，比他们的获诺奖时间要早二、三十年。

这些井喷式的诺奖研究成果，对应的正是上世纪日本经济的井喷式发展。

我们常常把上世纪日本经济的崛起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进行对比，日本后来经济破裂的种种风险因素也一直警醒着我们。不过日本在崛起同时对科研的投入却值得我们学习。

在60年代初日本提出“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提出要力争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

日本经济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期，历经十余年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在不断增大，这为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70年代日本研发费用的投入占比就达到了2%，此后更是一路上升不曾停止。日本在2005—2015年这10年的科研经费，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明显高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

2013年时，日本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整体投入占比高达3.8%，位列当时的全球第一，后被韩国超越。

中国经济的一路狂飙则是从90年代开始的，截至2018年，我们的研发投入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占经济的比重仅为2.18%。

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的强度远低于世界其他创新型国家，仅为经济总量的0.1%左右。

虽然从总量上来说，我们的整体研发投入很多，但是相比于整体经济体量，这一重视程度还是显得有些不足。

如果从基础研发投入过低这一角度去分析，那么国内的研发更多的是应用层面，更加强调投入与产出，而非遥不可期的基础科学。

科研创新能力落后于人的苦头，在这两年彰显的格外突出。

独木难支

今年3月，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曾这样回答有关基础研究研发投入过低的提问。

他说：“我们经常拿中美基础研究投入做对比，美国是15%（基础研究投入/整体科研投入）左右、中国是5%左右。就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来说，美国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力量都在投，中国的5%基本上是中央财政投的，地方财政和企业投得很少。”

是的，我国基础研究投资，政府占到90%。

相比之下，美国的基础研究投资中，政府仅占45%左右，企业要占到25%之高。

相关论文资料显示，近年来，日本企业集体性地加大了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的力度，约有四分之三的日本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知名的顶级日本企业大多有自己的基础研究所实验室。

日本企业支持非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的积极性也很高，日本的各大企业拿出巨额奖金设立“朝日奖”“日本国际奖”“花王奖”等科学奖项，用来支持科研人员的工作。

这一次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化学家吉野彰教授，就职于旭化成株式会社的研究所，这正是日本企业支持科技研发、并取得成功的一个代表事件。

2001年，日本内阁明确提出在21世纪前50 年里获得30 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当时，这个目标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担忧，甚至遭到了国际上的一些讥讽。然而，在今天，19年19个诺奖的成绩下，大多数人已经不会再去怀疑这一点。

孩子们的梦想

提升我国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等如今被列为重要事项，政策落地效果如何，要多久才能见效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我国，科研人员的清贫和无私常常感动我们，但不知为何“自我奉献”和“不求回报”却似乎成了理所应当，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如果科研人员依然无法享受到合理的待遇、更多的尊重，依然没有适合研究的学术氛围，依然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科研立项依然鱼龙混杂？

那么又会有多少孩子在成长中逐渐放弃科学家的梦想，可能最后像我一样转身学了最为急功近利的金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