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打双份全职工，正在成为英美职场“公开的秘密”

在新冠疫情隔离期间，25岁的英国人杰米发现，每个工作日他都花了大量的时间玩电子游戏。

作为一名软件工程师，他不需要时时刻刻紧张待命。这使他能够活得比较舒服，但他的工资并不高。最终，杰米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把这些业余时间用来赚更多的钱呢？他注意到隔离期间远程工作的需求增加，决定在不放弃现有工作的情况下，再申请一个全职的软件开发职位。

在同时从事这两份工作的几个月里，杰米成功地对他的两个老板保守了这个秘密。现在他的工资是原来的两倍。“这比我想象得要容易得多，”他说，“两家公司对我的工作期望值都很低，所以我并没有真正为打两份工而挣扎。”

2019年至2020年，居家办公的人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疫情带来的远程工作现象的繁荣，导致像杰米这样兼职从事两个全职工作，甚至多达四个全职工作的人的数量不断增长。一些人正过着对雇主保密的多重生活。

杰米是“过度就业”线上社区的一员，这个线上社区在不断扩大。社区的功能旨在为像杰米这样计划或者已经过度就业的人服务。

“过度就业”社区由37岁的美国科技工作者艾萨克在4月创立，当时他推出了网站overemployed.com。这个网站上有一些文章，颂扬拥有一份以上全职工作的好处，并提供从如何报税到如何让主管对自己降低期望等方面的建议。他还有一个子论坛r/overemployed，在即时通讯平台Discord上还有一个相关讨论小组，小组内有6500名用户，可以匿名分享经验。

艾萨克听说他的公司在裁员后开始找工作。成功找到一份新工作，又坚守着现有的工作之后，他意识到可以同时做两份工——并将他的年薪从16万美元提高到34万美元。他声称：“同时做两份远程工作已经是科技界最大的公开秘密。”艾萨克说，他现在已经“过度就业”一年多了，“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一趋势。”

然而，过度就业可能违反合同或 “竞业禁止”协议。如果被发现，可能会使当事人失去所有工作，未来求职也会更加困难。20多岁的英国金融工作者卡勒姆说：“我在做两份工作的第一天就感到恐慌，”他说，“但不得不坚强起来，继续下去。”

尽管如此，过度就业仍然会因欺骗引发人们的道德担忧，比如将一份额外的全职工作偷偷交给身边的人完成。23岁的美国人萨姆最后把他的第三份工给了正在努力寻找工作的妹妹。他解释说：“我只是把我在公司的登录名给她，告诉她该怎么做。我会出面参加会议，而私下她会做大部分工作。”

Discord上的另外一些人说他们对欺骗老板感到内疚。然而，过度就业的人普遍认为，只要他们满足雇主的期望就不该愧疚。“我想让我的家人过上舒适的生活，而且我也不完全是在赌博或酗酒。如果两家公司都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我为什么要感到内疚呢？”一位过度就业的员工在Discord上写道。另一些人则提到工人对其雇主的忠诚可能是一种错觉，正如另一位工人在Discord上写道：“对于员工来说，如果能在一秒钟内取代老板没什么不好。”

虽然远程工作比其他工作更适合过度就业，但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有冲突。同时开会是过度就业员工经常遇到的问题，培训和入职也是如此，这可能对员工的日程安排要求特别高。“你必须在两个会议上都保持沉默，并且不开摄像头，或者因为其他事装作你不能参加其中一个会议。”杰米这样解释他如何“逃会"，“庆幸的是，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有人自曝，当两个雇主都开始问他问题时，他试图用静音来应付，结果适得其反，他打开了话筒的扬声器。他在Discord的帖子中说：“我没有搞砸，但我吓坏了。大多数人同意，避免这种恐慌的关键是确保至少有一份工作对员工没什么要求，至少会议上不用发言。如果不是这样，过度就业几乎不可能。”

但艾萨克认为，被抓到的几率仍然很低——特别是当打工人们采取预防措施时，比如在不同的工作中使用独立的电脑和创建假的个人资料，但偶尔也有一些“恐怖事件”。美国的达米安就最终失去了他的两份工作，因为他的两个老板是好朋友，而达米安的名字在他们的谈话中出现了。一些过度就业的人也已经开始在不同的工作中使用不同的名字，以防止出现像达米安这样的情况。

艾萨克强调，“过度就业不是过劳”——许多过度就业的人似乎也同意。杰米说：“这样做肯定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而且不断地忙碌会让思想更有活力。”

卡勒姆将其描述为“劳动者掌握自己生活的方式，而不需要屈从于传统的工作方式”。他补充说：“朝九晚五的生活已经正式死亡，公司可以接受这一点，给我们自由。” 其他人正在抓住过度就业的机会，优化他们的技能，或探索其他职业。

在他的网站上，艾萨克把过度就业归结为现在多赚点钱，以便以后实现财务自由的一种手段。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这种基于远程工作的“过度就业”是许多低薪工人无法企及的。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居家工作主要集中在伦敦的富裕地区，经理、董事、高级官员和专业人员的数量超过一半，而清洁工、工厂工人和司机只有不到10%。

当然，并不是整个过度就业群体都是为了掌控自己的生活方式。47岁的卡蒂亚（Katya）来自美国加州北部，六年前，她的儿子去世后，医院账单使她陷入债务危机，她不得不去兼做另一份工作。她说：“我甚至不能供另一个儿子上大学，这让我心碎。”她决定去面试第二份工作，并获得了成功。

卡蒂亚回忆说：“我以为我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有一段时间感觉非常糟糕。但我终于可以还债并支撑日常开销。”

《没有工人的工作：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工》这本书的作者菲尔·琼斯（Phil Jones）也对过度就业的优越性表示怀疑。他说：“牺牲自己的时间来换取以后的回报是资本主义自19世纪以来作出的承诺，而且只在少数人身上实现。在当下疫情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一承诺显得更加空洞。”

琼斯还质疑“过度就业是工人重新获得工作控制权的一种方式”这一观点。他说：“在一个似乎经常失去控制的世界里，工作往往提供一种虚幻的控制感。它以相当鲜明的方式殖民了我们的想象力。”

琼斯指出，过度就业的人往往代表了经济上更有保障的人群——比如技术人员，他们的技能门槛更高——因此过度就业人群不一定是需要更多工作，而是可以选择更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