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财快评 | 通过改革和调整释放新的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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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财快评 | 通过改革和调整释放新的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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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5日举行的2019南方财经国际论坛上,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是个问题,恰恰是经济成熟的标志。他认为6%的增速已经很高了,中国发展存在一些不平衡,一些城市很现代化,代表了中国的窗口,同时在很多地区也有很多穷人,中国需要改革和调整。


改革开放40年,从1979年至2018年,中国经济以年均增长9.4%的速度增长,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快速跨越至上中等收入国家。在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与经济增速缓慢甚至停滞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速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充满活力。增速放缓的原因,一方面是周期性结构性的因素,另外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改革和调整发展方式的结果。


中国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得以持续,主要是中国广阔的地理空间和人口规模,在基数太低的情况下,形成了巨大的持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需求,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依靠要素高投入、产能大规模扩张,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中国长期高增长的这种动力之源随着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工业化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基本完善,而且政府、企业和家庭为此承受巨大债务包袱之后,已经不可持续。


因此,目前的放缓或许标志着中国第一阶段的工业化基本毕业。要实现可持续增长,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通过改革和调整,释放新的增长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高配置效率。这两项工作正是当前中国改革的重点。


中国经济仍然具有更高的潜在增长率,这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实现与这个梦想之间其实只隔着一层玻璃,只要中国打破这层玻璃,就能释放出新的巨大的增长动能。这是因为,中国在人力资源、资源配置、组织管理、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增长空间非常大,它们依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从而为巨大的进步带来希望。


国家统计局曾公布过一组数据,2015年我国单位劳动产出只有7318美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487美元,与美国的98990美元相比,差距更大。收入的差距源于劳动生产率,2015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是美国的7.4%。这意味着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巨大。


在提升劳动生产率方面,我国最大的挑战首先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龄化率不断升高,其次则是在人力资本方面投入较少。目前结束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中国二三产就业人员5.3亿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836万人,这意味着中国二三产业有一半多从业人员是农民工。与世界其他制造业强国相比,日本产业工人中高级技工占比 40%,德国占比 50%。美国高级和中级数字技能的工作岗位的比例高达71%,中国这一数字仅有5%,差距极大。因此,中国制造业依靠科技投入与人力资本的增加,拥有巨大的效率提升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源配置急需进一步市场化,价格机制需要进一步理顺。现在,中国大力推进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公平竞争机制、改革国企、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要求,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就是为了提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产生激励效应,就像当年让农民转为工人,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一样。


正如托马斯·萨金特教授所说,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是个问题,我们应该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具有巨大的制度性空间。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增长动能来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不断放权。那么,新一轮改革开放就是更深度的放权过程。我们应该通过市场重新配置资源,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提升生产效率,实现新一轮中高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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