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圣：镜头反映时代巨变，坚信中国最好的剧本都在历史中

导演：郑大圣

人物小传：

郑大圣，导演。1968年出生于上海，上世纪90年代先后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和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2000年以来，致力于低成本艺术电影的创作，兼及纪录片、戏曲和话剧。

导演作品有《王勃之死》《古玩》《流年》《廉吏于成龙》《天津闲人》《村戏》等。很多电影都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而来，根据作家贾大山作品改编的电影《村戏》获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7年度评委会特别表彰。

他的作品体现了对经典文化的传承、对艺术精神的坚持、对历史的凝视和反思，讲述了底蕴深厚的中国故事，为当下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进行了有益探索。

正文：

1896年8月11日，当电影出现在上海徐园“又一村”时，“西洋影戏”还真是“又一村”，一个西洋人变的科技魔术。1905年在北京丰泰照相馆，中国人开拍了自己的影戏《定军山》。如今，国产电影的历史已走过110余年。

1978年的中国电影，我最记得的是《东港谍影》和《猎字99号》，悬疑，打斗，电子音乐，电影突然变得好看起来，所以记得。以后晓得，那一年发生了决定这个国家未来走向的大事情，所以电影才变了样子。电影从来是时代深刻巨变的最浅显的投影。

我出生在电影制片厂的双职工家庭。在这个制造电影的工厂里，我看过《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的拍摄现场，那是一种旁人看来很漫长而且无趣的劳作。没想到，上影厂老摄影棚里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是我自己的《廉吏于成龙》。

1980年代中后期，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读大学，那个年代的畅销书是两套丛书：《走向未来》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我对当代西方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好奇。1990年毕业后，我去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读研究生，看见了一张更大的地图，另外一个维度的地图，也迫使我必须发现自己的坐标。我开始反身追问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不是签证身份。一毕业我就回国了，目的很简单，我需要知道我来自的国度。

2000年我开始有机会做导演，当时中国电影正处于谷底，人们不进电影院了。如果不是中央台的电影频道启动自制影片，我大概是没有什么机会当导演的。别人不愿意拍，因为挣不到钱，但是我愿意，就当低成本的电影拍。

从2000年的《阿桃》到2005年的《流年》，中间包括《王勃之死》、《古玩》和纪录片《DV CHINA》，很幸运能有机会做风格实验、技术实验，尝试着以叙述历史来和现实对话。

2011年拍《天津闲人》、《危城》到2015年拍《村戏》，我在意被时代洪流所淹没、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小人物、小故事。

《村戏》的历史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方山村。这段不远却也不近的历史，这个新旧时代的阀门最值得回望——我们是怎么变成现在的我们的？《村戏》的故事并非狭义地仅仅关于那个村庄，甚至不仅仅关于农民或那一年。我们有太多的集体记忆需要整理，而不是默契的遗忘。

我相信，我们最大的遗产是历史，中国最好的剧本都在历史中。

现在我们睡觉前捧着iPad追剧，或者到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和人类的祖先围着篝火听故事的动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恐惧、饥饿、寒冷，要度过危机四伏的漫漫黑夜，怎么办呢？这时，人就需要一个寓言，一个可以让自己在天地生死之间安身立命的寓言。

幸亏有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电影陪着我们——这是每一个观众的由衷愿望，也是每一个作者、每一个导演的职业理想。

拍摄低成本电影，郑大圣在有限条件内精益求精，不断探索新的艺术方法，用新的视角和形式讲述着历史故事。

2000年做导演至今，郑大圣一直在艺术电影领域默默耕耘。

郑大圣最新电影作品《村戏》改编自作家贾大山的小说，充满对历史的关照和人性的思辨。图为《村戏》拍摄现场。

采访整理：文汇报记者李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