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女人》结局，平权，性解放，全面自由，“女权”到底要去哪儿？

原创： 时尚先生 Ray

主播：杨程昊（添加主播威信：zhubochenghao，备注“进群”了解更多热点话题）

今晚本季最热美剧《致命女人》即将迎来最终大结局，得知丈夫早就出轨无数次、害死自己的女儿却一直隐瞒真相后的Beth会如何复仇；似乎帮Simone挡住了撞来的车的Tommy能否活下来，而Simone 又会怎么对待恶毒的的Naomi；Taylor、Eli和Jade三角关系会以大快人心还是惨烈的结果收场，一切都将在今晚揭晓。

不过在尚未知道大结局前，官方已经宣布了一个好消息——本剧将续订第二季，新一季会有一组新角色应对“背叛”行为。这一消息让剧迷们很是兴奋，完结的失落感瞬间被冲淡。

近年来，外壳或内核染上女权色彩的影视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屡见不鲜，从一开始的新奇叫好，到后来的索然无味，如今观众看着一水的大女主剧内心毫无波澜。

在这种审美疲劳的局面下，《致命女人》却意外掀起巨大波澜，究其原因，新颖的设定与拍摄手法、高潮迭起的剧情、复古精致的服道化缺一不可。

同一栋别墅中，三个不同的年代、三组纠葛的三角关系、三桩破碎的婚姻、三个复仇的故事、三个杀夫的女人......《致命女人》一上来就把死亡的结局抛给观众，然后抽丝剥茧地将真相挖出，悬疑与狗血并存，当然好看。

而除了“好看”这一简单直接的感官体会，让女性观众产生极大共鸣更是剧作成功的关键。全剧三条故事线展现出的1963年、1984年、2019年三个年代女人在婚姻中遇到的不同问题，也是困扰女性数百年的难解议题。

而更为考究的是，三个故事发生的时间点正是美国历史上女权运动发生的时期，这也就不难理解三位女主的性格特点、她们做出的种种选择以及由变故而产生的变化，因为她们便是这三个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女性缩影。

  60年代·Beth·女性不再是附属品

为了丈夫和家庭放弃钢琴梦想的全职主妇Beth生活在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开端时期。

Beth从小就希望成为一位母亲，而她也确实一直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和高中起就开始约会的男人结婚，抛弃工作和梦想一心照顾丈夫孩子，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她从未觉得这样的人生有问题，或者说从未思考过，在她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

哪怕被新邻居指出Rob不该像吆喝女佣一样对待妻子，Beth也并不觉得受到了丈夫的冒犯或不尊重，反而生气地反驳对方，认为Rob“是个出色的养家者（原台词为Provider）”，“照顾他是一种荣幸”。

或许观众会对此感到匪夷所思，但在那个时代，抱有同样想法的女性占了大多数。

即使如今西方社会中男女地位差距似乎已是全世界最小，但在几百年前，女性仍是男性的附属，尤其是在婚姻关系中。这种从属关系与性别观甚至被写进塑造了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圣经》中——

“夏娃把亚当引入歧途，偷尝了禁果，上帝在震怒之下惩罚了妇女。上帝警告夏娃说：‘我必极大倍地添加你的痛苦，令你多育子女；你的愿望当符合你夫的愿望，而他必当支配你。’

女性不被允许拥有和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

由于法、美等国的建立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社会的经济实力飞速增长，女子教育逐渐发展起来，各地开始出现女子学校。伴随着启蒙运动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女性开始要求和男性同等的权利。

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爆发了，当时的斗争围绕着反抗制度性歧视、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普选权、受教育权和婚姻自主权等展开。1848年，堪称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史册的《权利和意见宣言》颁布，阐述了男女平等的权利。1919年，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正式授予女性投票权，标志着第一次女权斗争的胜利。

美国一部分女性因此觉醒，就像邻居Sheila一样开始要求女性在社会以及婚姻中与男性的平等，但包括Beth在内的大部分女性却依旧是父亲或丈夫的附属品，来之不易的选举权对她们的生活和思想并没产生什么影响。

剧中Beth因发现Rob出轨而意识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幸福家庭不过是一场虚影，开始质疑自己过去人生的意义，她带着疑惑问丈夫，也同样是在问自己：“我没有工作，也没有任何爱好，我所做的一切就是照顾好你。那么当你不再在这里时，我会是谁？”

60年代的美国，有着无数像Beth一样看似幸福实则空虚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对于受过教育、怀揣梦想的她们来说，每日重复的乏味生活让她们极度渴望改变。

而婚外情的另一方April也是美国一部分女性的典型代表——当然，并不是说她和有妇之夫的交往，而是她的经济独立。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妇女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让许多女性实现了经济独立，她们即使选择结婚，也不愿再依附于丈夫存在，这也是剧中April得知Rob想让自己放弃事业做家庭主妇后难以接受的原因。

就在此时，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爆发，对不平等待遇感同身受的白人中产阶级知识女性与此前的女权主义者一同加入到反种族歧视的队伍中，并在黑人运动的启发和鼓励下掀起美国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剧中Beth与Sheila的联手便是对此的影射。

剧中曾提到贝蒂·弗里丹所著的《女性的奥秘》，这是在1963年（也正是剧中Beth所处的年份）出版的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经典著作，被誉为“永久改写了美国等国家的社会结构”。

书中揭露了20世纪60年代笼罩在美国社会打造的“幸福家庭主妇”假象下，缺乏自我的千百万妇女的无名痛苦。贝蒂·弗里丹认为，陷入苦闷彷徨中的美国家庭主妇只有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才能够走出陷阱，呼吁女性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努力战胜各种歧视偏见，坚持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使自己获得新生。

《致命女人》中Beth的故事，实际上就是这本书的具象化身，从毫无自我到迷茫质疑再到坚定改变，她的生活不再一味围绕着丈夫打转，重新开始弹钢琴、放弃和丈夫看棒球赛，甚至在得知女儿死亡的真相后决心复仇，而不是和之前一样不顾背叛只想挽回婚姻。在被宗教和男权社会禁锢千年之后，女性终于开始主动摆脱附属品处境，寻找自己的独立人格。
        

  80年代·Simone·女性不再永远处于弱势

进入到80年代后，可以看到本条故事线的女主Simone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已经完全不同于二十年前的Beth，人前她是完美的社交名媛，人后她掌握着家中话语与经济大权。更为显著的区别是，当她发现丈夫Karl的真相时，第一反应不是维系家庭的表面和谐，而是立刻和他离婚，让他滚出自己的家。在此前，她已经两度离婚。

Karl却得靠假装吞安眠药自杀、威胁要让Simone颜面扫地等下三滥手段来挽回婚姻，反而处于家庭中相对弱势的一方。

虽然这体现了女性地位的巨大提升，但依然不足以与今日相比，因为让Simone得以进入上流社会的财富并不是她挣来的，而是靠连续两次和有钱人结婚又离婚分得的财产。

这样频繁的离婚在80年代并不罕见。二战前，美国离婚率仅为结婚率的1/6，进入70年代后，这个比例飙升至1/3,80年代时甚至到达2/1。由此带来的单亲家庭比例占了美国家庭总数的25.7%，而像Simone这样以母亲为家长的单亲家庭占到了其中的90%左右，这使得美国政府也不得不出面进行干预，才得以将其势头控制。

离婚潮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女权思想的传播，女性独立而不是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想法深入人心，女人不再认为家庭是唯一的选择和归宿，意识到经济独立与思想独立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6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美国青年反文化运动让性解放的呼声愈涨，两性间的关系更加随便，所以观众也不用惊异于Tommy和Simone放飞自我的行为，毕竟那是一个色情电影和刊物随处可见的时代。
  

LGBTQ人群也终于从遮遮掩掩的黑暗中公开走到大众目光下，要求合法的地位、社会认同和平等。由于外界保守反对势力的打压，女性群体和LGBTQ群体联合起来共同追求平等权利，这种联合在剧中则表现为Simone和Karl最终发展为惺惺相惜的友情，甚至为了Karl放弃与Tommy的爱情。

我们尚不知道Simone的结局会是如何，但可惜的是，80年代末，美国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被指责其导致家庭瓦解、社会动荡的反女权运动终止，不过没过多久，对前两次运动进行修正后，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再度掀起，一直持续至今。

  现代·Taylor·拥有更多可能性

现代的故事线干脆直接将女主Taylor设定成了“女权主义者”，黑人与女性的双重身份，让她所获得的平等权利尤显珍贵。

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的称呼，正是由美国黑人女作家丽贝卡·沃克1991年发表在《女士》（Ms.）期刊上的《成为第三次浪潮》（Becoming the Third Wave）一文中提出的。相比前两次运动，第三次浪潮涉及的方面与维度更广，囊括多种族、多宗教信仰、多性取向、多元文化等问题，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女权主义，而是旨在消除更为广泛的社会偏见。

除此之外，Taylor有着与其他两人最大的不同——不仅经济独立，而且是依靠自己的事业独立获取的经济独立，这意味着现代女性可以普遍通过自己的劳动积累财富，而不是依赖于男性。

Taylor律师的职业身份也有特殊用意。在上世纪前中期的美国女性是无法从事律师行业的，即使如今闻名世界的美国女性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当年亦四处碰壁。

1956年，金斯伯格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又考入哈佛法学院，那一年录取的500位学生里，仅有9个女生。后来由于丈夫罹患癌症，她放弃了哈佛学院，前往纽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深造。

尽管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手握法学院院长的推荐信，全纽约仍然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愿意录用金斯伯格，最高法院大法官弗兰克福特也拒绝给她一个见习职位，理由只有一个——“她是女人”。连哥大法学院教授都愤怒地为她发声：“如果你不录取她，我将不再为你推荐任何哥大的学生！”

她只得从法律秘书和学术研究做起，在充斥着性别歧视的年代，一步步从底层爬到最高法院，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创办《女权法律报》、出任ACLU女权计划第一任理事长、在最高法院辩护了6宗争取女权的案件，金斯伯格一辈子都在致力于推动性别平权成为一项宪法原则，正是有像她这样为女性权益不懈斗争的人，Taylor才能够在这个时代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能够拥有更多的未来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