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大收官》3乱世立身之道

我心中的白居易（续集）一我看白居易乱世立身之道

河南省白居易故里研究会集体创作

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顶级盛世局面的大唐帝国在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即公元七五六年开始走向衰落。在这之前还是“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的太平盛世，这之后就已盛况不再。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将唐王朝一度被繁华表象所掩盖的诸多社会问题一一牵扯了出来：赋税制度破产；国家财政陷入危机；中央对地方藩镇管理失控；宦官坐大王权旁落；党派倾轧朝政动荡；吐蕃、回纥频频叩关，京师几度戒严……如同一座即将倾倒的华美大厦，一处裂缝足以引来一连串坍塌，单靠一些小修小补至多不过是拖些时日苟延残喘，想要恢复原貌实在难上加难。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安史乱后，虽也有几个有志之士奋发图强、希冀中兴，但庞大的唐王朝还是终没能有什么起色地一路淡出历史舞台。按理说对于一个行将末路的王朝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过多凭吊、惋惜的。然而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息息相关注定要给乱世中的人与事多添上几重悲剧色彩，又让人们在回顾时不由生出几分沉重。“宁为尧舜犬，不为桀纣民”道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跻身于统治阶层的读书人，谁不希望有个太平盛世来谋生存图发展呢？只是愿望终归是愿望，每个人一出生就无可避免地置身于既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再由不得自己选择。此后他的思想倾向、处世态度、人生道路都或多或少要受其影响。

诗人白居易的一生恰恰赶在了唐王朝的衰落期，他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卒于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短短七十多年里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如此频繁的王位更迭本身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动荡混乱。对于当时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而言，这样的时代诱惑与陷阱并存。一方面唐王朝百足大虫死而不僵，中央集权虽大大削弱但仍能勉力支撑国家机器艰难运转，统治者依靠妥协和调停极力遮掩内外矛盾，并刻意粉饰太平气象，这些都能时不时地给人们一些中兴可图的幻想。加之昔日令人艳羡的开元全盛图景尚未从人们头脑中完全淡去，其感召力也不容低估。因此即使眼前倾颓没落不如人意反倒在无形中更刺激了孔孟之徒匡扶社稷、再造盛世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诱惑着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仕途宦海。然而另一方面，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政治环境实在严峻险恶，君主们昏聩无能；宦官口衔王命，手握兵权，上至天子废立，下到百官进退往往只在他们一念之间；阴险的政客们彼此勾结利用、党同伐异；名门士族占据着清要职位，与寒门子弟抢夺着科举的进士名额。如此这般，仕途上处处陷阱，宦海里浊流涌动，正道直行的士子们动辄得咎，许多欲扶大厦于将危的举措反而使参与者引火烧身、祸不旋踵。我国古代读书人大多受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熏沐，修身立德与建功立业并重，而当满腔置君尧舜、匡世济民的抱负只有通过入仕这一条途径才能实现时，他们的人生价值便不经意地与仕途显赫划上了等号。如此一来，一旦朝廷昏暗，品行操守与功名前程之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么他们就不得不面临一场艰难痛苦的选择。或者退隐江湖，保全名节却负尽平生之志；或者混迹官场，同流合污搏个高官厚禄；或者沉沦下僚，整日以酒买醉牢骚满腹；再或者明知不可为强为，为了信仰和理想做个拼命三郎，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对此历史阖棺定论，自是不难评判优劣，但假如单从个体生命的完满这一条着眼，谁都一样存着缺憾。总而言之，时局混乱书生堪哀，价值取舍与生命走向较之它时都变得更加模糊沉重。然而这就是白居易逃避不了的时代。他出身寒门，世代诗书传家，澄清天下、光耀门楣的双重责任似乎注定他只有向读书进学、科举入仕这一条路上走，于是末势王朝读书人所面临的一切困境他都同样要去应付和解决。而首要的，也是最艰难最需谨慎的就是确定自己的立身处世之道。

在著名的《与元九书》里，白居易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尝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

细读这段文字，白居易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独善还是兼济应待时而定，穷达无需刻意求之，守道而已。如此恪守信仰，等待时机，不汲汲以求自然就不患得患失了。其二，时机来去之间各有应对。时机未成熟时要懂得潜行隐忍，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硬干蛮干其实与事与己都没多少益处。当然，“待时”不一定要远遁山林与渔与樵为伴，因为一旦时机来到还需不避锋芒立刻行动，如“云龙”、“风鹏”，勃然而起，奋力向前。如果真退出政治舞台，时机便成泡影，如何使得？其三，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兼济、独善虽赖于时机，却也不需完全割裂对立，在一举一动都不违道德操守，保持自己清白高洁的同时，心中时时装着天下，要尽自己所能为国为民多出一份力。不难看出，白居易是在极力调和独善与兼济两者的关系。时来奋力有为自然是心之所愿所幸，时去奉身自好也不失为守道权宜之计。只不过时局昏乱污浊，对于正直不阿的君子来说，“时来”的几率远远低于“时去”。可想而知这番磊落言论的背后必然潜藏着无奈和遗憾，当此之时尚能让“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的誓言掷地有声，实在有几分悲壮。

说到白居易的一生，人们习惯以元和十年贬谪江洲为界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认为前期的他敢于犯颜直谏，积极有为，而后期因为仕途受挫就转向了消极遁世，应当批判否定。似乎白居易前后思想行为判若两人，个人觉得这种观点多少有些武断。《新唐书》道“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亦不衰。” ”审视白居易,最初竭力直言,在天子面前为政局的安危铮谏,希望以此立功,虽然中道被斥贬,但后来更为坚定不衰。这里的“晚亦不衰”很有见地，纵观白居易一生所为，居庙堂之高能锐意直谏，裨补时阙，《秦中吟》、《新乐府》篇篇击中时弊，积极以诗歌辅助政治；处江湖之远能沉心务实，泽被黎元，历任地方州郡均有政绩可观，晚年散家财筹资开凿八节滩、九峭石，为民谋利之心致死不衰。宦官横行之时直道而行，不曾折节邀取富贵；党争倾轧之际完节保身，未尝依附以求闻达。其言行始终与时来则进、时去则隐的思想相吻合，毕其一生努力寻求着独善与兼济之间的平衡点。此种立身处世态度倘若放在百废待兴、生气勃发的开明时期，或许还可以说少了几分创造时机、知难而进的勇气，但对于已日趋末势的唐王朝，尤其是到了宪宗以后时局更为急转直下，就实在是既合于儒家之仁又合于儒家之智了，如何能简单斥责为消极逃避？

儒家之仁在于对天下苍生的关怀，由此衍生出以天下为己任，匡世济民的入仕精神，自不必细说。儒家之智则更多体现在对天命观的理解上，由此衍生出乐天知命、安平乐道的豁达情怀。《中庸"素位章》道：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这里“素”有“处在”的意思，阐述的是君子处其位行其事的操守。君子为人处世，在怎样的地位上，就安之若素，不希望做地位以外的事，就像舜之被袗鼓琴，并不排斥富贵；颜回箪食瓢饮，不戚戚于贫贱；孔子居匡，被围七日仍弦歌不辍，不苦痛于患难。总之随遇而安，不做非分之想，只做好自己的事罢了。

《中庸"素位章》又道：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中庸》中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气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gǔ反求诸其身。”

君子应该懂得知足常乐，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明确自己的责任，做应该做的事，不能生出非分之想。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应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我们居于富贵地位，就应该做富贵人应该做的事；居于贫贱的地位，就应该做贫贱之人应做的事；假如我们居于边远地区，那么就应该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假如我们处于危难中，就应该寻找解决危难的方法。如此说来，君子无论处于什么情况，都能够安然自得。处于上位的人，不应该欺侮居于下位的人；处于下位的人，不应该攀附那些在上位的人。我们要时刻端正自己的地位而不应该苛求他人，这样就不会生出那么多抱怨了。上不抱怨天，下不抱怨人。所以，对于君子来说，应该安居现状以等待天命，但奸俊的小人总喜欢铤而走险，妄图获得一些非分的东西。孔子也曾经说过：“君子立身处世，就好像射箭一样，射不中，不能责怪把子不正，只能责怪自己箭术不好。”

所谓“居易以俟命”即是指处于平易而无危险的境地，素位而行以等待天命。不欺凌弱小，不攀附权贵，不怨天，不尤人，这应该就是君子修身正己的德行吧，君子与小人两种不同心态的比较，更可见君子胸中风光霁月、洒落晶莹，全然没有半点私累。对照白居易的言论思想，岂不正与这“素位”一章儒家的处世观一脉相承？在儒家思想体系里原本不仅有迫切求进、积极用世的一面，还有顺时知命、宠辱不惊的一面，作为君子处世之道两者相为表里自然能得以长久。只可惜众多儒家读书人一旦任事总要过多关注前者而遗落后者，只知进是儒者勇气，不知适时的退更是儒者智慧，一旦受挫便掉头往道、释二家寻求解脱，久而久之，世人眼里洒脱与旷达似乎只有借助于佛老思想才能实现，且几乎一律等同于放任自然、忘怀世事了，这实在是有失偏颇。陈寅恪先生在《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一文中认为白居易的思想一言以蔽之为“知足”，而“知足”之旨则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故而得出结论说：“乐天之得以身安而名全者，实由食其老学之赐”。其实，我倒以为如白居易这般在洞察时局后退求独善却始终不改兼济初衷，心系天下关怀苍生，原是儒家圣贤境界，或许古往今来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达人才能企及，其深厚博大，岂是老子道家“知足不辱”能涵盖得了的！白居易的名字里“居易”二字就源于“居易以俟命”这一句吧，而他的字“乐天”则应是出自儒家另一部经典《周易》。《易"系辞上》道“乐天知命，故不忧”，显而易见，当年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在为儿子取名时是有意识地避开了有关功名富贵的字眼而选取了儒家思想里较为平和豁达的一面。想来长辈的思想观念对晚辈总会有些影响，我们或者有理由相信，从小拥有了这样一个名字的白居易，相比于同时代的读书人，会更早的关注、接受儒家乐天知命、安贫守道的思想。如果说某些有志于功名的热血士子在仕途失意后会被迫无可奈何的逃入诗酒佛道中悠游人生、强作潇洒，那么在白居易身上的一种淡泊宁静当有更为长久的心理准备，且来得主动的多，是他于昏昧时局中守定自己立身处世之道的坚强后盾。

我想，尽管白居易也曾早岁炼丹，晚年参禅，既栖心释梵又浪迹老庄，但内心深处终其一生也不曾真正背离正统儒家思想。他的前后期转变与其说是随着仕途失意在思想上由积极入世走向消极遁世，不如说是随着年纪见识的增长在性格上由激进张扬转而成熟稳重。他调和着儒家思想里的热烈与平和，在穷、达之间思索和履行着独善不忘兼济的为官处世之道，何曾忘怀于世事！置身污浊纷乱的唐中晚期尚能如此进退从容，自始至终不欺志、不亏行，难怪《新唐书》里评尽了唐代帝王将相、公卿士子，也只对白居易一人独独叹道：“呜呼，居易其贤哉！”

贤字之于君子，我以为白居易的确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