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他人的痛苦｜蒋方舟

当今世界，知识分子该以何种面貌来面对这个世界？

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心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

书名：《关于他人的痛苦》

作者： [美]苏珊·桑塔格

今日主讲：蒋方舟

主讲人简介：作家，《新周刊》杂志副主编，新作《东京一年》

01 听前思考

当今世界，知识分子该以何种面貌来面对这个世界？

什么叫“反对阐释”？

对于他人的痛苦，我们应该怎么办？

02 书中金句

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心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

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行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

大家都认得的照片，如今已构成一个社会选择思考什么或宣称它已选择思考什么时不可或缺的参照。社会把这些理念称为“记忆”，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种虚构。

03 精华笔记

一、书与作者

苏珊·桑塔格是美国最著名也最富争议的女作家，评论家。被誉为文学的良心，最后的知识分子。她2003年出版的作品《关于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是她去世前一年的作品，很好得说明了她的一生。

二、桑塔格的童年

桑塔格出生于1933年，5岁时父亲去世，7岁时，妈妈带着患有哮喘的桑塔格搬家到美国亚利桑那州。

她的童年是在荒漠中。这既是精神上，也是肉体上。精神上，桑塔格不断跳级，智力上优越于同龄人，早熟的头脑被禁锢在幼小的身体中。而在字面意义上，她的家三面环山，很荒凉，功课对她来说也很简单。所以，9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啃《悲惨世界》这样的大部头。那一年，苏珊·桑塔格为自己立下一条“规矩”：“不做白日梦。”对大多作家而言，悠闲的沉思都属于工作的一部分，但在桑塔格看来，无异于浪费时间，会对她的情绪稳定产生威胁。她在日记中写：“做一个睿智的人，那是我唯一的存在方式。如果我不能做到睿智，我会就徘徊在紧张症的边缘。”

13、4岁的还是，她说主要计划就是保护自免受当代社会的愚蠢将其吞没的威胁。

很难想象一个孩子……

如果你看了她那时候的读书清单，你会更加惊讶。

纪德。威廉·福克纳。 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丁、海涅、普希金、兰波、魏尔伦、奥尼尔、萧伯纳、海尔曼……

桑塔格是一个天才吗？      

我不认为。

或者说人们对于天才的理解错了。认为天赋就像是砸在牛顿头上的苹果，但实际上，天才都是明确、坚定、笔直地朝着自己的天赋而去。

天才其实不是一种智力，而是一种意志力。

他们是强大的人，他们具有异于常人，或者早于常人的觉知，以及把这种觉知贯彻的意志力。他们的天赋不是上天给予的，是自己给自己的。

很早就变得强大的桑塔格，在60年代，终于大鸣大放。

三、美国60年代的文化背景

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獗的时期，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清查。同时，美国的左翼力量也受到空前的打击。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600多次“调查”活动，还举行了17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卡锡的活动越来越激起公众的反对。在欧洲，人们更是将麦卡锡直接比作希特勒。国务卿杜勒斯更是向总统艾森豪威尔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许多欧洲领导人似乎认为我们（美国）正在麦卡锡的领导下走向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

美国麦卡锡主义的高峰与斯大林最后的精神失常阶段恰好重合。

1953年，斯大林死去。

1954年，麦卡锡受到参议院同僚的谴责。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反对种族隔离的学校制度。

清教统治着艺术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威胁和恐吓笼罩着公共生活，工商界和专业界。

“六十年代既推动了革命又推动了改革，并试图把追求社会正义和寻找个人真谛相结合，民权运动与’人的潜力运动’有一个共同点：人们有权在此时此地享受幸福。”

60年代是一个现代艺术爆炸的年代小说不再注重起因、发展和结局，戏剧开始弱化剧情，绘画艺术不再是真实的再现，立体主义野兽派抬头。各种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学说兴起。

这之后，桑塔格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做“反对阐释”。

四、反对阐释

什么叫“反对阐释”？就是反对对内容的过分强调。比如分析段落大意。

现代风格的阐释是在挖掘，一旦挖掘，就是在破坏。

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现代学说，即马克思和佛洛依德的学说。

“阐释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去阐释，就是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

透明是艺术——也是批评——中最高，最具解放性的价值，现在要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

为了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

五、《论摄影》与洞穴隐喻

70年代，桑塔格发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论摄影》。

洞穴隐喻：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洞穴隐喻”中提出：

人，他们从生下来就被绑在在洞穴里，不见天日，

手、脚、身体，甚至脖子都被固定在椅子上，

他们身体后有面墙，墙上有许多猫、狗、马、人偶等各种事物，

事物之后又有一束火把，将种种事物的影子投射到这群人眼前的墙上，

于是这群人终其一生，眼睛所看到的东西，都是这些倒影而已，

而他们深深的相信，深深的相信這就是他们真实的人生。

遭受痛苦是一回事，与拍摄下来的痛苦的影像生活在一起是另一回事，后者不一定会具有强化良心或强化同情的能力。它也可能会腐蚀良心和同情。

通过摄影认识世界的局限性在于，尽管摄影能激发人们的良知，但它却无法成为最终意义上的道德知识或政治知识。就其本身而言，静止的照片传递给人们的知识将永远停留在感情用事的水平上——无论是愤世嫉俗的感情还是人道主义的感情。这样的知识将永远是廉价的知识——形式上的知识，形式上的占有，形式上的强奸，形式上的智慧。照片强烈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感受，它使我们觉得世界比实际上更容易接近。摄影给本已很拥挤的世界又增添了一个照片的世界，因此她无形中削弱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削弱了人们对世界产生新鲜感受的可能性。

六、恋人莱博尼茨——邀请恋人去萨拉热窝拍照

桑塔格在精神上与莱博维茨达到共鸣，她们之间产生了既讳莫如深同时又相当著名的同性恋情。莱博维茨为桑塔格的随笔集《艾滋病极其隐喻》拍摄封面，之后搬进了纽约同一栋公寓，却不住在一起，而选择住在互相看得见彼此房间风景的两间住所。

“发展出这段关系，我很想接近那种伟大，让我的作品有更高的境界”，莱博维茨如是说。桑塔格邀请莱博维茨前往萨拉热窝这座被围困的城市中进行拍摄，这是战争的前线。莱博维茨在那里见到了真正的战争，一切只剩下赤裸裸的生与死，这使得莱博维茨经历了所谓的平等。是桑塔格让她又回到了那个当年深受弗兰克和布列松影响的年代，没有一大堆摄影人员，还有她自己和被摄对象的一种独处的亲密关系，这些照片既强烈又舒展，不像商业照片那样具有形式，具有定性。

七、《关于他人的痛苦》中桑塔格的改变

26年之后，这个世界没有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坏了。

指责照片让我们变得贫瘠，但是媒体、电影、电视新闻的威力，比照片更甚。

一方面是对《论摄影》的回应：

很多照片我们发现是经过安排的，因而使我们感到沮丧，往往是那些让人记录了我们熟悉的关键时刻尤其是爱与死的照片。比如《生活》在一对青年男女在巴黎市政厅附近人行道上接吻的照片是杜瓦诺当天雇佣一男一女表演的。

早在没有影视的时代，波德莱尔写：浏览任何报纸，不管是哪天、哪月或哪年。每一份报纸，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除了一系列恐怖，什么也没有。战争、盗窃、犯罪、纵欲、酷刑，王子、国家和个人的邪恶行为，全都是世界性的暴行的狂欢，文明人每天正是以这种可憎的开胃菜来帮助消化他的早餐。

但是现在，加倍的。而且，我们还可以换台。

另一方面，苏珊·桑塔格也反对了二十多年前的自己。

《论摄影》里，我们对于现实的感知力因为影像逐渐降低了。

这种批评还有一种更激进——更犬儒——的倾向，认为没有什么可捍卫的：现代性的大口已嚼掉现实，并且把全部杂物变成了影像吐了出来，据一种影响深远的分析，我们生活在一个奇观社会，每种情况必须变成奇观，否则对我们就不是真的。

现实已退位，只剩下对现实的描绘：媒体。

认为现实正变成奇观，是一种令人诧异的地方主义。这是把一小群生活在世界富裕地区的有教养人士看事物的习惯普通话。

它假设每个人都是旁观人，它执拗地、不严肃地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苦难。但是，把整个世界与安乐国家里那些小地区等同起来，是荒唐的。安乐国家的人民拥有一种奇怪的特权，既可做，也可拒绝做他人痛苦的旁观者。

（中国，并非是安乐国家，不能假装自己拥有旁观的特权）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选择。

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

可是，如果一个人因为认为所有的暴行、苦难都是媒体的结果，战争也是舆论战的ppt的话，那他在道德上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照片依然有其意义，最后一个例子：

摄影家杰夫·沃尔在1992年制作的巨型照片《死去的军人的谈话》，拍摄的是1986年冬天一支红军巡逻队在阿富汗遭伏击后的场景。

八、桑塔格和波德里亚的争论：介入型的知识分子。

为了更好地感知他人的痛苦，桑塔格去了萨拉热窝，呆了两周。但被称为"the last modernist"的知识分子行动，却被彼波德里亚嘲笑“只不过是知识分子同谋式的孤芳自赏”， 言论惹怒了桑塔格。

桑塔格否认有任何“知识分子特权”，用实践去践行自己的理念。

九、总结：桑塔格的存在，证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公知。

桑塔格的政治批评，让“政治”回到了日常生活场景，也让公众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图穷匕见。她介入的问题是公共问题，但却是从经验的角度切入。

为什么公知依然重要？

对公共事务的热情的丧失，既是对公共空间的丧失和萎缩结果，也是人性丧失和萎缩的先兆。汉娜·阿伦特认为，这种丧失会伴随着一种非常可怕的机能的丧失和萎缩，

“这种丧失和萎缩，是从常识的丧失开始的，接着就是美感或趣味（我们凭借它来爱这个世界）的丧失，在极端环境下，这种野蛮状态可能会持续好几个世纪。

如果对中国公知有什么借鉴的意义的话：“桑塔格在舒适的环境使自己严厉起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严厉的环境下使自己舒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