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卜宪群：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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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大约60年的发展，历经战乱的汉初社会终于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迎来了被后世称颂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出现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的出现，不仅使战国以来战乱连绵的社会终于有了一个休息的机会，黎民百姓获得暂时安宁，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汉初新的统治集团，在经历了秦速亡的历史过程后，已经善于反省并总结历史教训，适时调整统治策略，以维护整个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文景之治”是指在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的一种状况。所谓“治”，就是盛世，就是治理得特别好的意思。

（“文景之治”，一片繁荣景象）

文景之治产生的原因 

汉初社会的残破

汉初社会，一片凋敝景象。《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老百姓一点积蓄都没有，天子所乘的马车都不能找到四匹一样颜色的马；而将相大臣只能乘牛车出行。人口较秦代大为减少。

官吏腐败苛刻

汉初不仅社会经济残破，而且官吏腐败苛刻，秦代政治的惯性还在延续。汉初官僚多为军队出身，如曹参、樊哙、夏侯婴、王陵、陈平、韩信、周勃、灌婴等皆出身于军功。军功官僚占据主导地位，行政运行依然承袭秦代的体制，这是汉建国后行政的基本特色。

汉初官僚队伍的素质与秦代并无根本性的差异，特别是很多人本身就是秦吏，他们自然将秦代行政运作的许多具体规范、方法、风格也带到了汉初。因此，秦代行政中所发生的问题，在汉初很快再现了。如《汉书·高帝纪》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诏中对各级官吏“背公立私”的情况提出了严厉批评。而当时政论家的批评更为严厉，如年轻的政治家贾谊就说：“虽然秦已经转为汉了，但过去秦的遗风至今仍然没有改变。这些平庸的官吏们只知道忙于俗务，根本不知道移风易俗的重要。如果不改变这些，汉不可避免地将重蹈秦代的覆辙。”

“清静无为”的国策

历史的关头需要正确的思想路线选择。“文景之治”的产生与汉初“清静无为”国策的选择紧密相联。这个选择经历了尖锐的思想斗争。建立西汉王朝的刘邦及其功臣集团，大多为秦代的低层小吏，文化程度不高，特别是刘邦本人，建国后仍然主张“马上”夺天下，“马上”治天下。

《史记·陆贾列传》载，汉建国后，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谈论《诗》《书》等儒家典籍，刘邦骂他说：“我是从马上夺得天下的，何必要学习这些《诗》《书》？”陆贾也毫不相让地说：“您从马上夺得天下难道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过去商汤、周武王用武力夺取天下，但却以顺应民心的安宁政策治理天下。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道理。”陆贾还说：“如果秦始皇夺得天下后不滥用刑罚，而是认真总结前贤的治国之道，以仁义道德行之天下，您今天还能登上皇帝的宝座吗？”汉高祖听了这些话虽然不高兴，但却面有惭愧之色，深有感触，命陆贾总结秦及其他“成败之国”的经验教训。陆贾因此写成了著名的《新语》一书。据说，陆贾每撰成一篇便上奏一篇，史称“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也就是说刘邦和他的左右都认为陆贾说得对。

陆贾的思想终于获得了高层的赞赏，他的文章也被汇编成了一本书，他们还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名字叫《新语》。陆贾的文章被称为“新”语，说明他的思想与当时流行的思想是不同的。

《史记·陆贾列传》记载的这段君臣思想的激烈交锋，并达成“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共识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汉书·高帝纪》把陆贾写《新语》与萧何制定律令，韩信制定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定礼仪并论，可见这件事在汉初历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陆贾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新语·术事》）意思是说治理国家要从现实出发，借鉴历史的经验。陆贾的言论正是针对秦亡的历史教训，针对汉初社会现实提出的积极建议。不仅如此，陆贾还为汉初统治集团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描绘出了一幅美好愿景，他说：“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塊然（安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最好的治理是每个人都很安然，官府就像没有官吏一样，老老少少没有忧愁的事情，夜里狗不叫、鸡不鸣，年老的人在家中享受着美味、享受着人生，壮年男子在田里耕耘。）这就是“无为”思想的最高政治理想。

（老子，最早提出清静无为的思想）

明代钱鹤滩云：“陆贾所论，多崇俭尚静，似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转引王利器：《新语校注·术事》）陆贾的言论开启了“文景之治”思想转变的大门。汉初统治集团的为政风格从此有了很大转变。如刘邦在位期间除了剪灭异姓诸侯王外，对其他各种社会势力保持了极大的忍耐、融合的精神。他不再像秦始皇那样追求绝对的“同”，而是要求在尊重统一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允许其他地域性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存在，包括独立性很强的诸侯国。他还有过多次减轻百姓负担，安定社会、除去苛法之举。临终前，刘邦推举曹参作为萧何的继任者，足见他把与民休息、保持社会安宁放在了他未竟的事业之中。在他之后的孝惠、高后时期虽然政治斗争十分复杂，但在社会治理上“君臣俱欲无为”，形成了“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书·高后纪》）的局面。

文景之治的具体政策 

文景之治的指导思想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其具体政策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遵循旧制，谨慎变更

《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惠帝二年，萧何去世了。当时在齐国担任相国的曹参听说后告诉部下：“赶快置办行装，我将要进入长安担任相国了。”没几天，使臣果然来召曹参回去担任相国。

曹参与萧何本来有些矛盾。但萧何临终前，推荐接任他的人只有曹参一人。曹参接替萧何做汉朝的相国后，所有的事务都没有改变，完全遵守萧何制定的规约。如选拔那些言语钝拙不善于文辞表达、忠谨厚重的长者来相国府担任官吏；而说话苛刻、竭力想追求名声的人，都斥退赶走。

曹参担任相国期间，在相国府日夜喝醇厚的酒。官吏和宾客见曹参天天不做事都想劝他。但刚一开口，曹参就把醇厚的酒给他们喝。过一会，他们又想说，曹参又让他们喝酒，直到喝醉离开，始终不能开口。

相国府的后园靠近官员的住处，那些官员每天饮酒唱歌呼喊，曹参的随从厌恶他们，但又不知道怎么办，就故意请曹参到园中游玩，让曹参听一听官员酒醉唱歌呼喊，希望曹参能制止他们，但曹参不仅没有制止，反而取酒设座，也唱歌呼喊与他们彼此呼应。曹参见到别人有小过错，一心替他们隐藏遮盖，所以曹参担任相国期间，相府中没发生过什么大事。

曹参的儿子曹窋任中大夫，惠帝责怪相国不治理国事。曹窋按照惠帝的意思劝谏曹参。曹参愤怒，打了曹窋二百下，说：“赶快入朝侍奉皇帝，天下的大事不是你应当谈论的。”到了朝拜时，惠帝责备曹参说：“为什么处罚曹窋呢？是我让他劝谏你的。”曹参谢罪后问：“陛下自认为和高皇帝比谁更圣明英武呢?”惠帝说：“我怎么敢与先帝比呢！”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能力和萧何比谁更强呢?”惠帝说：“你好像赶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您说的正确。高祖和萧何平定天下，制定了严明的法令，现在陛下垂衣拱手治理天下，我等恪守职责，遵循前代之法不丢失，不就可以了吗？”惠帝说：“说的好，不用说了。”

曹参在朝廷任相国三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曹参死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制定法律，明白整齐划一；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安宁统一。”史称“萧规曹随”。

（萧规曹随）

曹参的行为不是不作为，而是符合战乱之后人民要求安宁的强烈愿望。当然，这不代表曹参对刘邦、萧何所制定的一切制度都无所变更，所谓不变更是就其总体而言之的。例如，他对属下工作不干扰，不过细苛察，选吏注重“重厚长者”，对“言文深刻，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的方针，就突破了汉初以来为政的许多方面的特点，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说明曹参的遵循旧制不是绝对的，只不过是他更加谨慎，更加注重维护社会稳定。

这里要说一下吕后，维持稳定的局面在吕后时期并没有停滞而是得到了发展。萧何是在孝惠二年死的，他死后，黄老思想的代表性人物曹参继任，出现了所谓“萧规曹随”的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其他重要人物，如王陵、周勃也都是“重厚少文”的性格特征。这些大臣们都主张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吕后时期，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废除苛刻的法律。所以“文景之治”局面的出现也有吕后的功劳。

轻徭薄赋，发展生产

仅仅依靠“清静无为”的安宁政策并不能带来社会的进步。加快物质资料的生产并切实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给人民以实惠。刘邦即位后，秦代竭泽而渔的剥削方式得到重大改善。景帝时最终将田赋的比例定在“三十税一”，并成为定制。此外，口赋、算赋、更赋等赋税在文景时期也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减轻。徭役曾是秦代暴政的象征，汉初统治者都十分节制使用民力。为了使百姓免受转送赋税之苦，文帝下令列侯不准居住在京城，各自归国。文帝首开“籍田制”，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文景二帝还多次下诏救助灾荒，令郡国官吏务必重农桑，发展生产，并设“孝弟力田”奖励努力生产的农民。这些政策或法令对于社会秩序与生产的迅速恢复具有重要作用，使得封建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小农经济在汉初几十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

（汉代耧车模型）

轻刑慎罚

政治统治离不开法律，但严刑峻法只能导致社会人人自危，众叛亲离。文景时代的刑罚尽管不像史书所记载的那样“宽容”，但较秦代肯定是大为减轻并且有章可循。特别是文帝本人对法律十分尊重，他所任用的廷尉张释之不惟君权的意志行事，敢于维护法律的尊严，提出“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法律观，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例如，一次文帝要对惊扰了他御马的人处以极刑，而张释之认为只能处以罚金，最后说动了文帝。还有一次文帝要对盗取高祖庙前玉环的人判族刑，廷尉张释之认为只能判罪犯本人死刑，最后文帝也不得不尊重廷尉的意见。汉初几十年轻刑慎罚，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给社会带来一个安宁的环境。

缇萦救父，文帝深受感动，并就此废除肉刑

勤俭治国

汉初的统治者对自身所拥有的权力能够清醒地反省，能够做到自我约束。如汉初刘邦责备萧何修建未央宫过于“壮丽”，虽然未必反映了他真实的思想，但至少说明他已有节省民力、限制过分奢侈欲望的思想。惠帝、吕后时也都注意节俭，没有大肆铺张之举。文、景二帝更是在各方面自我克制，为创建廉洁、勤俭的社会风尚不懈努力。文帝想造一座“露台”，算下来需要“百金”，文帝觉得花费太高，结果作罢。文帝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

与秦始皇大修坟墓不同，文帝对生死有着朴素的理解，他说：“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天下万物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因此他修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器。因其山，不起坟”。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也是少见的。景帝也是这样，他一再下诏，反对雕文刻镂，要求各级官吏重农桑而轻黄金珠玉，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虽然不是社会进步与倒退的决定性因素，但从自身做起，提倡勤俭的生活作风，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还是极为有益的。

（汉文帝霸陵，因“不起坟”无封土可寻）

东汉班固是第一个将“文景”作为一个时代来称赞的人，他在《汉书·景帝纪》的赞语中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从班固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两点：第一，他高度肯定文景二帝的历史功绩，并与西周的成王、康王时期相媲美。第二，他将“文景之治”的产生与汉初以来的历史相联系，认为“文景之治”是几代人创立的，指出正是文景二帝继承发展了汉初刘邦、吕后、惠帝时代“扫除烦苛，与民休息”的思想政策，才彻底改变了秦代的弊政，使百姓过上风俗纯美，安宁幸福的生活。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汉代历史上，文景时期还不是强盛时期。但没有这个时期的历史积淀，就不可能有汉武帝时代的全面繁盛。因此，后世都给予“文景之治”非常高的评价，把这一时期视为难以企及的一个历史高峰。

第二讲复习课 

你好！卜宪群老师的第二讲结束了，我们来复习一下。所谓的“文景之治”是指在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的一种状况。

关于“文景之治”产生的原因，卜宪群老师认为，第一重原因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汉初，社会凋敝、官吏腐败，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必将重蹈覆辙，走上秦亡的老路。第二重原因在于汉初提出了“清静无为”的国策。刘邦接受陆贾的建议，采取“清静无为”的思想治理国家，减轻人民负担，与民休息，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

那么，“文景之治”的具体政策中，究竟有些什么策略呢？

第一是求稳。遵循旧制，谨慎变更。刘邦之后，从惠帝到吕后，再到文帝、景帝，汉初朝廷一直实行“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第二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汉初统治者多次下令减轻人民赋税、徭役负担，鼓励发展生产。这些政策或法令对于社会秩序与生产的迅速恢复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是轻刑慎罚，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给社会带来一个安宁的环境。

第四是勤俭治国。汉初的统治者都非常注意节俭，没有大肆铺张之举。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虽然不是社会进步与倒退的决定性因素，但从自身做起，提倡勤俭的生活作风，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还是极为有益的。

“文景之治”的出现，是汉初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他们坚持保持政策上的一致性与连续性，彻底改变了秦代的弊政，使百姓过上风俗纯美、安宁幸福的生活。在汉代历史上，文景时期还不是强盛时期。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历史积淀，就不可能有汉武帝时代的全面繁盛。因此，后世都给予“文景之治”非常高的评价，把这一时期视为难以企及的一个历史高峰。

这就是本节课的要点，谢谢你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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