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71期：三毛：我的一生，抵过别人几世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

1943年3月26日，我出生在重庆，父亲陈嗣庆，是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母亲缪进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

因为出生在乱世，父亲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陈懋（mào）平，以示“和平”的意愿。

我先是随父母在南京生活了几年，听母亲说，我们住在鼓楼区，头条巷。

南京的家，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间书房，一面是窗户，其余三面全是书，别的孩子都喜欢在外面疯玩。

我却只对房里的书籍着迷，我文学的“童子功”，应该源于此。

三岁，我嫌“懋”字难写，自作主张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陈平。

由陈平更名为三毛，那是去了沙漠以后的事情了。

总有人问我，如何评价自己的人生？

其实啊，我台湾是一生，沙漠是一生，荷西在时是一生，荷西去时是一生。

人生在世，命若琴弦，我早已不是相同生命了。

台湾的一生

我记得，全家搬至台湾的那一年，我5岁，在后知后觉的忧伤里，与南京告别。

在台湾，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学。我虽诗书成瘾，但我的快乐绝不会出现在课堂上，我也不是老师喜欢的学生。

尤其是数学，实在听得云里雾里，干脆在课堂上将课外书藏在裙子下读。

如饥似渴地阅读，不仅影响了我的成绩，也时常遭受老师的百般刁难。初中还没毕业，我便休学了。

于是，读书写作便成了我躲避父母失望的眼神，和应对渺茫未来的避难所。

学业的转折，是我 19岁那一年，遇到了顾福生。

他是我的油画老师，却很欣赏我的写作才华，他把我的文章推荐给白先勇先生，没想到在《现代文学》发表了。

我当时认为文章的发表，是托了顾福生的人情，自己又偷偷投稿，居然又发表了。

一直很感激顾福生，他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门。

后来，我在文化学院哲学系进修，在那里遇到了初恋，梁光明。

21岁的我，却对婚姻有着莫名的执念，它不是柴米油盐，而是心里落实的安全感。

让我失望的是，梁光明总是说：“结婚的事情再等一等。”

等什么呢？等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分手？

显然，梁光明，我把持不住。

没有退路了，带着初恋的情伤，我去了倾心已久的艺术天堂西班牙。

从此开启了一生的流浪。

荷西生时的一生

西班牙，马德里，是我此生注定要来的地方。

第一次见到荷西，是在朋友家，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男孩很英俊。

起初，我一直把他当弟弟。他总是逃课来看我，约我打球、看电影、逛旧物市场。

直到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告诉我：大学的四年，服兵役两年，再有六年他就可以娶我。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我们一定要断绝关系，要快结束，我比他足足大了6岁，我不敢担。

但是想扯清感情上的瓜葛，是件痛苦而困难的事情，拒绝了荷西以后，看着他渐远的身影，我还是一阵阵地心痛。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

其实，我还不懂，那时自己的克制，是埋在心底的“种子”。

我急迫地开始了新生活，先后交往了一个日本男朋友，一个德国男朋友，一个台湾画家，结果都无疾而终。

对的时间，总是遇不到对的人。

在国外求学三年，1970年，我回到了台北，接下了母校文化学院的教职，并认识了一个德国人，我们很快就决定结婚了。

我的家人很喜欢他，都沉浸在为我准备婚礼的喜悦中。

可是，临近婚礼的一天，他心脏病突发，在去医院的路上，停止了呼吸。

难以形容的绝望，生活要这般待我，我唯有这般离去。

那一夜，我吃了一整瓶安眠药。

我只记得睡了很久，醒来后，猛然发现，父母苍老了许多。

我上辈子一定做了很多坏事，欠了很多情债，这辈子遇到的人，都是我前世的业障。

没多久，我再次决定远行。

为什么又回到西班牙，我说不清楚，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召唤吧。

沙漠的一生

在西班牙，我见到了相错6年的荷西，那双清澈的眼睛，依然饱含喜悦和甜蜜。

这一次见面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像一件心爱的玩具，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臂弯，暖暖的，很踏实。

他问我将来的打算，我说要去撒哈拉。

想不到没多久，荷西就申请到了一份在撒哈拉的工作，比我先到非洲去了。

我写信给他：“你实在不必为我去沙漠里受苦。”

荷西回信给我：“我们夏天结婚好吗？”

好，这次我没有一丝犹豫。

我们的第一个家就安在撒哈拉沙漠。

也是这个时候，我开始正式用“三毛”这个笔名，文字也因沙漠而厚重起来。

我进入了一段全新的生活，在沙漠中的日子，远不如想象中的浪漫，海水煮饭，臭水洗澡。

最要命的是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尿血，头痛，还生了一场邪门的病。

我原本以为我会有大把的时间旅行，现在才知道，根本不可能。

撒哈拉果然是我的乡愁，初到时的苦楚，也只有在想象中，文章的包容中，它才美好。

然而这里，却也有了我离不开的荷西和家。

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我做的事情，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疯狂的行为，在他看来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跟他在一起总是很幸福。

在沙漠的日子，我除了写作，最热衷的就是与荷西背着背包和相机，

看了许多奇异多彩的风俗、交了很多有趣的朋友，日子终于丰富了。

那段时间也是我创作的高峰期，出版社总是来信催我写稿，显然，我的书很畅销。

我想，是因为我的文字就像一个窗口，让读者有机会得以观见一个异族女子，在黄沙荒漠中苦辣酸甜的生活。

1975年11月，撒哈拉时局大变，我们就这样撤离了沙漠，再也没有回来过。

那一年我已33岁。

有人质疑我沙漠的文字都是虚构的，我是一个以本身生活为基础的非小说文字工作者，要求自己的。

不过是如何以朴实而简单的文字，记下生命中的某些历程……

生活在变，生命在延续，观念有改变，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人生之旅造成的。

于是我也对自己的笔诚实写下现在的自己，这也是我坚持写作的方向。

荷西去时的一生

离开沙漠后，我们居住在加纳利群岛。

我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长时间打针吃药，时常让我意兴阑珊。

那些日子，我常常想到死，将生活里每一个意外，都看成是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预言。

当荷西接到拉芭玛岛的潜水工作时，我就有一种很不详的预感，我的直觉很灵。

我以为是自己大限已至，可死神这次挑选的不是我。

那个秋天，曾是那么美好，我的父母从台湾过来看我们，与荷西一见如故。

那些日子，我特别喜欢用手吊在荷西的脖子上哈哈大笑。

我陪父母去伦敦，荷西因为工作不能同行，他在机场与我们依依不舍地道别。

我毫无征兆地头痛，身边一位妇女扶了我一下，并递给我一张名片，很刺眼的一行字：某某的未亡人。

这是西班牙的风俗，守寡的妇女，名字都有这样的字样。

坏感觉加剧，我转头去看外面的荷西，他正跳进栅栏，向我们挥手。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挥，竟成了永别。

1979年9月30日，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半夜一点，我的房门被一位英国太太敲开，没等她开口，不祥之兆已经有了自己的形状，我害怕地喊道：

“荷西是不是死了？”

英国太太如实告诉我，他们正在寻找他的尸体。

那些日子我一直被打镇定剂，睡在床上。

如果药效过去，我的脑海就一直盘旋：“荷西，回来吧，荷西，回来吧……”

父母把我带回台湾，很多朋友来逼我发誓，不许自杀。

我以为我这一生的痛楚，足以让我离开了，却突然发现，有这么多强而有力的手拉着我不放。

虽然这次情殇之地在西班牙，但我的荷西在那里。

不久，我坚持回到我们小岛的家，这次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平凡的夫妻如我们，历经生死，失去了另一个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每天一样地打扫房间、整理庭院，也能在心境安稳的时候，到荷西的最后之地，陪陪他。

再也不能哭了，最坏的已经来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已经生生地被逼入绝境。

父母为我操碎了心，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荷西，你知道吗？我的心早已随你去了。

再也不能躺在你的怀里，看大漠沧海；再也不能牵着你散步，由黄昏到子夜；

再也不能一起“你爱谈天，我爱笑”；再也不能一起……

这段以生死度量的深爱，这种再不复见的极痛，是我笔下无法摹写的，只要一触碰，便身心俱焚。

1981年，我离开了加纳利岛，回台北定居。我接受了《联合报》的赞助，游走了十余个国家。

我开始试着让自己忙起来，接受采访，举办讲座。

荷西去世的6年时间里，我把自己献给了读者和公众，也方才心痛减缓，恢复了一些生气。

1989年，我再次踏上旅程，来到了南京，我发现自己儿时的情结依旧在。

1990年，应严浩导演邀请，我创作了《滚滚红尘》的剧本。

电影异常地成功，很多人遗憾我未能拿下那个编剧奖，其实我早已看破，我知道自己在哪儿。

此生啊，到处都走遍了，大陆也去过了，该做的事情也做过了，该还的债都还完了，突然觉得累了。

1991年1月4日，48岁的我，终于可以离开了。

“来易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

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这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亲爱的爸爸妈妈，不要为我难过，女儿去找荷西了，这次是幸福的。

隐约中听到有人问我：三毛，如果有来生，你最想做什么？

如果有来生啊， 我要做一棵树， 站成永恒， 没有悲欢的姿势。 

如果有来生，我要做一只鸟，飞越永恒，没有迷途的苦恼。

如果有来生，我要人长久。

总结我这一生，廖辉英这一句最好：“你过一生，抵得上别人的好几世，生命的意义，或许你诠释得比较美丽。”

是为纪念，亲爱的我自己。

有书君语：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不知你是否有所感悟？欢迎你在留言区抒发自己的感想，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