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2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下：信仰和财富有什么关系呢？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下：信仰和财富有什么关系呢？

一、引子

上一次课程已经介绍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是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思·韦伯。

韦伯和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被并称为现代西方社会学的三位奠基人。韦伯虽然称不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他对经济学、国民经济史、社会学、法学、哲学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等众多领域，都做出了无法磨灭的原创性贡献。

我们一定都听说过一个命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思路告诉我们：这个说法并不一定是全部。上层建筑，例如文化、宗教和伦理，同样可以反过来作用于经济。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韦伯在书中的具体论证。

今天的课程有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我们来概括地介绍一下马克斯·韦伯的生平和他的精神特征。

然后，我们来着重分析一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中的核心论证，也就是新教的苦行教派和职业伦理之间的关系。

紧接着，我来看一下，韦伯所说的宗教对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产生的推动作用。

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韦伯的思想对当代亚洲和中国意义。

二、韦伯其人：德意志的耶利米

对很多人而言，韦伯是一个谜一般的大师。他拥有众多令人眩晕的头衔：例如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者之一、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开创者……

然而必须承认，如果韦伯活在当下，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大师。因为，他既没有子嗣，也没有出众的徒子徒孙，而且寿命也不长；甚至，他担任专职教授的年份加在一起屈指可数，大部分时间他只是一个“业余研究者”。 

1864年，韦伯出生在德国中部图灵根州埃尔夫特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老韦伯是律师和高级公务员。他的母亲出身于一个拥有贵族血统的教育世家。这样一个家庭属于当时典型的德国式“严父慈母”。

韦伯的父亲属于典型的“享乐人”，积极追逐现世的各种功名利禄。他曾经在普鲁士国民议会担任议员，不拒斥各种俗世享乐；而韦伯的母亲则具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气质。整体而言，韦伯的家境殷实，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成长和教育环境。

韦伯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学术道路上可谓一帆风顺。他在海德堡和柏林上大学，25岁就获得了博士头衔，27岁通过了大学授课资格考试。

1894年，30岁的韦伯获得了弗莱堡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职；两年之后，他又接受了母校海德堡大学的教职。但是上一次课程已经介绍过：好景不长，韦伯很快就因为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而病休。

1903年10月之后，韦伯一直赋闲在家写作。一战中，他短暂地担任过预备役医院的管理工作，战后还参与了凡尔赛和会。战后，他曾经想重拾教鞭，在慕尼黑开始自己的第二次学术生涯。不料命运弄人，1920年6月，韦伯因肺炎而意外离世。 

韦伯的内在精神世界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缩影——高度紧张而充满矛盾。
他一辈子一直处在双重身份的纠结中：一方面，他自己曾经以学术为“天职”；另一方面他却认为自己不属于讲台，而想要投身政治。一方面，韦伯终其一生都是一个爱国者。

他希望德国能够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甚至从他早年研究与演讲来看，他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青年时代的韦伯曾经真心希望德意志民族能够成为一个主人民族，德国能够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在他研究的国民经济学和经济史领域内，他一直坚持某种经济上的国家主义和以德意志民族为中心的帝国主义。

但另一方面，韦伯更是一个学者，他坚持不懈地追求自由和真理。作为学者的韦伯对自己的祖国，保持着批判和警醒，同时也心怀欧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作为知识分子的韦伯，时刻保持着对德国现实政治走向的批判性。

他看到，德国国内的各个政治集团都带有不可弥补的缺陷，政治家也缺乏担当

韦伯对德国的现实充满失望。韦伯也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耶利米”。耶利米是旧约圣经中记载的一位先知，他生活在犹太灭国前的黑暗时代。

和耶利米一样，韦伯目光如炬，在一战之前就已经看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问题，而且尝试在各种场合奔走高呼。但无奈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国人，听不见或者说听不进韦伯的声音。

三、入世苦行：加尔文教派的特质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部分里，韦伯转向论证新教的苦行伦理和资本主义崛起之间的关系。

苦行，来自于希腊文中的askesis，本意就是修行，修炼，也可以被翻译为“禁欲”。其实，各大世界宗教当中都有苦行的行为。例如，中国佛教当中，就有达摩面壁九年的记载。很多世外高人，要离开人群，来到名山大川，采集天地之精华。

而在西方宗教当中，苦行也是非常常见的。中世纪天主教的苦行，主要就是指修士在修道院里从事祈祷和神学工作。但是，上面说的这些苦行，基本上采取了“出世”的态度。也就是离开人群，也对俗世的事情不大关心。

他们更关心的是来世的救赎，或者长寿，或者个人的解脱。但是，韦伯认为，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新教的立场就不一样了。他分析最为详细的是加尔文派。

我们曾经介绍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并不一个统一一致的运动，而是发生在各地的好几个独立改革和运动。加尔文就是在瑞士日内瓦城进行宗教改革的一个人物。加尔文派具有两个十分有特色的神学教义：“救恩蒙选”和“预定论”。

前者认为，一个人是否被拯救，这种恩典并不能归功于任何人自己的作为。上帝的意旨才是救恩的唯一来源。所有事件都是上帝自我荣耀的手段。

换句话说，你在这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一点点上帝的决定。做好事不行，积累功德也不行。而预定论则认为，一个人是否被拯救是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

这意味着，上帝的意旨无法改变，救恩也无法失去。这两个神学教义对非信徒来说，都比较难以理解，突出了上帝的绝对权威。因此，加尔文派的信徒会陷入一种空前的孤寂感中。

他们将荣耀上帝作为此世的生活的唯一目的，并且要体现在自己职业劳动中。换言之，加尔文派的信徒将职业劳动作为消除救赎焦虑的目的，将职业劳动作为自己被拯救的确证手段。于是，就形成了每时每刻、成体系的自我检视。

每当一个加尔文派的教徒，想要偷懒的时候，一个声音就会在他的头脑中想起来：你怎么可以偷懒呢？你这样做是在浪费上帝给你的能力，也对不起上帝拣选你的恩典！所以，才会出现那种时时刻刻、战战兢兢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方式明显有别于中世纪的天主教徒。

以往的天主教，少数的修道士在修道院里苦行。但是，对加尔文派的信徒来说，他的生活的每一秒钟，每一个细节，都是苦行。不仅如此，他所获得成就，都不是为了自己，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荣耀上帝。

这样才能消除无拘无束、充满本能的生活享受，而坚持不懈地在俗世中进行职业劳动。由此，也形成了一种具有秩序、内化为人格的“入世苦行”伦理。

四、合理主义与钢铁牢笼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部分第二章中，韦伯选取了一些神学著作来说明宗教力量在实践中的作用。他着重以清教徒巴克斯特为例。

巴克斯特认为，真正可耻的是在财产上安然歇息，以及享受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懈怠与肉欲；而且，浪费时间是万恶之首。

因此，巴克斯特提出信徒要刻苦、持续地进行肉体和精神劳动。

劳动具有双重意义：它是苦行手段；也是抵御诱惑的预防针。甚至，劳动是上帝规定的生活目的本身。

由此，职业具有了宗教上的苦行意义。这种苦行生活方式也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的生活风格。例如反对娱乐、奢侈消费、极度节俭、勤勉等等，也将营利从传统主义中解放了出来，形成了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成体系的俗世职业劳动伦理。换言之，俗世的职业劳动成为了苦行的最高手段。

不过，韦伯最后也看到，宗教精神逐渐枯萎，功利主义逐渐取而代之。朝圣者被经济人所取代。现代资本主义切段了自己的宗教根基，成为了巨大的“钢铁牢笼”。

我们无法摆脱强大的经济秩序，不得不成为职业人。而不再是为了追求宗教的救赎和确证。如果你不按照既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来工作，你会失业。这可能是现代人职业焦虑的来源之一。

五、韦伯与中国

韦伯在一战的隆隆炮火声中，开展了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那就是“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研究。

韦伯将原本的韦伯问题扩展到了各大世界文明中。原本的韦伯问题也被倒了过来，他要研究：为何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其他文明，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近代的合理资本主义？

在韦伯看来，合理主义作为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特质，不仅体现在经济制度中，也表现在科学、技术、法律、官僚体制，甚至艺术当中。 “韦伯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变成了一种情结和一个心魔。

一方面，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承认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广义上的资本主义；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缺乏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那种“风格”，尤其是合理主义的特色。 

韦伯在《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研究中，把中国作为第一个欧洲之外的案例来加以处理，由此写成了《儒教与道教》一书。这本书的英译本标题为《中国的宗教》。

即便韦伯在当时所能掌握的关于中国的材料，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限的，但他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观察以及得出的结论，都可谓鞭辟入里。

在这本书里，韦伯将中国社会作为传统主义的典型。他认为，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的城市缺乏自主权，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市民阶层，始终摆脱不了宗族的羁绊。宗族团体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延续性，几乎是“坚不可摧”和“无所不能”的。

在此基础之上生发出来的士人阶层，享受特权，接受了“高贵的俗人教育”。同时因为“君子不器”的理想而缺乏专业治理能力。不过韦伯的这个结论受到了不少华人学者的质疑。

20世纪60年代开始，韦伯命题再度在亚洲引起关注。当时的“亚洲四小龙”，也就是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出现了经济起飞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有学者开始质疑韦伯的结论，但依然延续韦伯的思路追问：亚洲经济的发展背后是否存在类似宗教伦理的支撑呢？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余英时和杜维明两位学者。

余英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的主要体现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他提出，中唐以来新禅宗、新儒家和新道家都出现了“入世转向”，中国人对此世的态度不再是适应，而是积极改造。

此外，明清儒家提出了“治生论”，新四民说也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进而产生了一套商人伦理，例如勤俭、诚信等。这些都一一对应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论证要点。

而杜维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否证明韦伯错了？换言之，资本主义是否有新教伦理之外的产生途径？亚洲的经济发展是否意味着，儒家伦理同样可以推动职业精神和资本主义呢？

杜维明认为，儒家伦理强调义务感，重视教育与礼仪，也注重社区和政府的领导。所以，韦伯认为儒家“适应世界”的论调可能是错的；儒教通过积极的个人参与来改造世界，并试图将之纳入道德秩序中。 

中国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对这些成就背后的制度、政治原因，已经有了大量讨论和争论。

那么中国的经济腾飞背后，是不是还有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呢？就更加见仁见智了。请大家自己给出回答吧！

六、结尾

韦伯的命题当然是可以加以检验，他也可能是错的。作为凡人的韦伯，早已经随着德意志第二帝国而烟消云散了；而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韦伯，屡屡面对这样的命运：

每当有人宣称，韦伯的理论是错误的或是过时的时候，他就会又一次获得“新生”。韦伯已然成为了一块无法轻易绕过的现代性界碑。

1920年韦伯死后，他的夫人决定把他埋葬在海德堡的山顶墓地里。他的墓志铭是其妻从《浮士德》中挑选的一句话：尘世一切皆寓言，自此吾辈再无君。

好的，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课程的内容。：

首先，我概括介绍了一下马克斯·韦伯的生平和他的精神特征。他充满矛盾和内在的紧张，既想以学术为天职，又想以政治为天职。他既是爱国者，又是积极批评德国的现实政治。

然后，我们来着重分析一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中的核心论证，也就是新教的苦行教派和职业伦理之间的关系。

紧接着，我来看一下，韦伯所说的宗教对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产生的推动作用。

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韦伯的思想对当代亚洲和中国意义。

好，现在我想提出本周课程的问题，职业除了工资、薪水之外，对你还意味着什么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踊跃打卡，并回答问题。我将在本周日对大家的回答做出点评。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在本周的课程学习中产生的疑问和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