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挺平常的一件事。可到了海拔五千多米高的藏北高原,这件平常的事就有点不平常了。
二十多年前,我在昆仑山上当兵。部队上千号人,没有那么大的场地,就在平坦的河滩上矗两根杆子,绷上幕布,露天电影院就算搭成了。没有椅子,就把背包垫在屁股底下。打背包的材料,在天暖的时候,我们就用皮大衣。既挺实又防寒,而且高度适宜,蜷着腿挺舒服。但天气太冷的时候,就得把皮大衣穿在身上,由被子来充当椅子的角色。被子薄软,背包带一煞,只有寸把厚。屁股坐下去,砸扁了棉花,人蜷得像只蜗牛,电影还没演到一半,腿就麻软了。治腿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它,由它麻去。要是一理它,痒痛难耐。就算暂且好一些,一会儿又是老样子,白费劲。
幕布要在杆子上绑得平直,演出电影来才好看。有时天气太冷,放映员绑幕布的时候使不上劲,幕布就垂着,好像兜了汤水的网袋,沉甸甸地悬挂在昆仑山宝蓝色的夜空。遇到有风的日子,幕布又会鼓面似的紧张起来,嘭嘭作响。弧形幕布上的人影有轻度变形,好像隔着玻璃看人那样。首长们坐在中间,看起来人脸走形得不厉害,还可凑合。小兵们坐在偏远的角落,银幕上的人或脸狭长如韭叶,或如猴吃枣似的,腮帮子鼓起一块。一次,一位首长半路出去方便,回来时迂回入场,看见白幕上的英雄人物,“远近高低各不同”,遂发令以后要把幕布绷得如铁皮一样紧,再不许渔网似的懈松。打这以后,大家才算看上了比较真切的电影。有一次演到半截,突然起了风暴,幕布的一角像风筝似的滑脱。正在放映的人脸飞翔在天空,银幕变成了哈哈镜。
昆仑山上看电影也有特殊的乐趣。那时全国都在批判毒草,除了样板戏,别的电影都不让演了。但昆仑山上攒了一大堆旧拷贝,没有追究。原来藏北高原路途遥远,边防哨卡像图钉似的在山坳之中,运上来一次电影胶片,车拉马驮的,费尽了周折。而且在高原转过一圈的拷贝伤痕累累,军区工作站总是最后才把片子送上来,送来了就不打算再要了。高原像一处平静的死港湾,当别处都淹没在风暴中的时候,这里竟泊着一堆奇异的财富。
边防军人们对样板戏倒背如流以后,强烈要求把以前的旧影片拿出来“批判”。最先开禁的是豫剧《朝阳沟》,因为部队里的河南兵最多,因为最高的部队首长是河南人。一时间“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剧里银环和栓保的对唱响彻军营。不但河南人唱,河北人也唱,广东人、上海人都唱。我敢打赌,豫剧在它的本土以外,从没有这样地发扬光大过。
有一天我正在看《卫生员手册》,放映员走来看病。我就把书折了一个角放下。他说,我送你一截电影胶片吧。我说,我要一截胶片干啥使呢?我也不放电影。他说,你把胶片截上两寸长的一段,拴上彩毛线,夹在书里,就是上好的书签。我说,那好是好,可电影不就断片了?他说,不碍的。电影一秒钟过几十格,我把断头细细粘上,看不出来的。你就说你喜欢哪一截人和景吧,我这就给你铰去。我说,那好,我就要《海鹰》里王晓棠演的那一段。他说,咱的《海鹰》片子太老了,拷贝上有划痕,做成书签不好看。换《红色娘子军》吧,新来的,颜色可鲜艳。我说,行,就按你说的办。我要吴清华逃出牢笼,“倒踢紫金冠”动作里腿最高的那一段。
他很快拿来了一个纸包,里面是几幅“倒踢紫金冠”。
恰好那天晚上就是高原上首次放映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我紧张地盯着银幕,生怕吴清华在逃跑的路上,因丢了“倒踢紫金冠”而意外地跌上一跤。还好还好,女奴隶跑得十分顺利,每一个动作都炉火纯青,看不出一点剪接的痕迹。
我把妈妈给我织的毛背心拆下一截,把果绿色的毛线破成四股,毛茸茸的如同水草。我把草叶拴在胶片的齿孔上,果然制出了极别致美丽的书签。
有的电影看过几十遍了,一听说还是看这个电影,大家依旧挺高兴,早早地绑起被子来等着集合。因为要是不看电影,就得学报纸。
易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