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王朝：鲜卑族的文化选择

课程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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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稿 

昨天讲到危机中的中国文化，听到了北方来的马蹄声，这些马蹄声的起点是大兴安岭北部的东路（东边的山路）。那儿有一个仍然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他们过着游牧生活，叫鲜卑族。

“鲜卑”这两个字应该都知道吧，新鲜的“鲜”、谦卑的“卑”。鲜卑族中有拓跋氏一支，他们慢慢的有了起色，拓跋的“拓”就是开拓荒地的“拓”，“跋”就是长途跋涉的“跋”。很巧，他们果然要开拓荒地，长途跋涉。

他们曾经在汉武帝争战的时候西迁和南移，又曾经与被汉武帝打散了的匈奴的残部联合，联合以后战胜过其他部落，称雄北方，建立了王朝。这个王朝根据一位汉族人士的提议，叫做“魏”。所以历史上叫做北魏王朝。

他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战，完成了对黄河流域的统一，成为了强大的统治者。这个鲜卑族按照后来历史学家的流行说法，叫做北方蛮族。这是历史学家说的，如果按照现代歌唱家的说法，叫做我是一头北方的狼。然而正是这个又有蛮性又有狼性的族群，给中国文化带来新的气象。

一个沉重的文化选择 

鲜卑族踏进文明的门槛的时间比较晚，当他们问鼎中原的时候，他们拥有文字的时间才200多年。由这样一个民族来统治已经辉煌了2000多年的黄河流域，来统治高尚精雅的汉文化，能行吗？他们会不会让汉文化遭遇空间的浩劫，彻底崩溃呢？这种情况在人类文化史上倒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也就是说，已经处于危机中的中国文化，又面临着一场更大的危机。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一个千古真理，就是更大的危机极有可能是转机。暴风雨后，云霞满天。这就需要我多说几句了。

按照常理啊，蛮强的马蹄征服了已经开发了的地区，极有可能是大量屠杀、大量抢掠、大量奴役、大量驱逐。秦始皇、汉武帝为什么花那么多的力气来对付匈奴？就是要防止这种景象的出现。在古代的战乱中，一群一群野蛮的马蹄扫过之后，总会出现赤地千里、人烟全无的景象，这是非常正常的历史逻辑。

其实在鲜卑族的统治集团里边，也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硬派势力，或者说的更彻底一点叫做狼派势力。其中有一批极力主张废弃耕地变成草原，那才能使游牧的健儿们纵横驰骋，保持统治地位。如果不让耕地变成草原，他们的统治就有可能动摇，就有可能无效。

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沉重的文话选择题。就是选择游牧文明，还是选择农耕文明？选择前者很容易，因为这是轻车熟路、信马由缰。选择后者很困难，因为要改弦易辙、从头学习。

你看，如果要保留农耕文明，当然会有大量稳定的赋税所得，即使不再征战也能够财源滚滚，这让游牧民族的首领们非常眼馋。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实行均田制、户籍制、州郡制、税赋制，每一个制实行，又必须依赖熟于此道的汉族管理。这对游牧民族的首领来说，等于一下子掉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们难以控制，这就从精神价值到生活方式彻底错位了。

因此，在他们统治集团内部为了这个文化选择，一次次的拔刀相向、血案累累。有些在那里做官的汉人像崔浩，就死得很惨。但是在鲜卑王庭终于站出来一个勇敢的年轻人，他姓拓跋，单名一个“宏”字，宏大的“宏”，连在一起叫拓跋宏。他在历史上的身份叫作北魏孝文帝。孝，忠孝节义的“孝”。

他有个杰出的奶奶一直培养他、辅助他。这位奶奶姓冯，叫冯太后，正式的名号叫文明太后。她的墓现在还在山西大同的郊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因为她实在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女性。当时鲜卑族有一个怪异的规定，就是哪个孩子一旦被选定为接班人，也就是成了储君，他的母亲就活不成了，为的是怕以后异性干政，或者叫外戚干政。所以，孝文帝拓跋宏没有母亲，只有祖母，而这个祖母恰恰是一位知书达理、目光远大的汉人。

拓跋宏名义上是四岁即位，但实际上朝中是由祖母掌控的。祖母去世的时候，他已经23岁，才独立执政。但是请注意了，他独立执政才九年就去世了，享年33岁。这是一个在我心目当中永远年轻的中国帝王。33岁这个年龄让我感到奇怪，因为西方世界那个让我非常钦佩、征服了半个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只活到33岁。

拓跋宏的光荣 

那么我们还是来看看拓跋宏吧，他在那么短暂的在位期间，做了哪些事情呢？我关心的是这么几件：

第一，官员禁止说鲜卑话，改说汉语。第二，官员要放弃鲜卑的服饰，改穿汉族的服装。第三，改变原始祭祀方式，变成汉族礼制。第四，主张由鲜卑的贵族带头，与汉族通婚。

另外，他还决定把首都从现在的山西大同迁到河南洛阳，以便实行汉族的文治。他规定，以后鲜卑贵族说自己的籍贯，不要再说大兴安岭那了，也不要说其他地方，只说河南洛阳。

简单说来，他实行了相当彻底的汉化。当然他这样做会遇到大量反弹，对于反弹他总是惩罚得非常干脆。即使是自己家里人，他也完全不留余地。对于拓跋宏这个年轻的帝王，我曾经在一本书中，写下这么一段话，我朗读一下，我写到：

没有人逼他这么做，他却做得如此铿锵有力。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对文化的重新选择，这在全世界没有第二人。我觉得在很多时候，他已经成为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作为鲜卑民族的后代，他不能不为自己的祖先深感自豪，却又不得不由自己下令放弃祖先的传统生态。对此他一直是强忍着痛苦，但是正因为痛苦，反而更要把自己的选择贯彻到底。

他惩罚一个个反弹者，其实也是在惩罚另一个自己。他的前辈，首先提出汉化主张的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曾经因为这种自我挣扎而陷入了精神分裂、自言自语、随手杀人。在我看来，这种重大的文化选择，关系到文明与蒙昧、文明与野蛮的生死周旋，一般总需要几百上千年的时间才能走完，而他们只要把这一切浓缩到几十年。因此连皇帝也产生了精神迷乱，连历史也陷入了深度晕眩。

但是孝文帝拓跋宏还是清醒的，他一次次在角力斗争之后，站在宫廷的城头，遥望着云雾之间的北方，每次他都能隐隐听到当年祖先们南下的马蹄声。我是叛逆的后代吗？我是不孝的子孙吗？我是鲜卑光荣的断送者吗？不。鲜卑的光荣就来自于脱离故地、千里南下，如果我们至今还卧在大兴安岭北部的东路，还有什么光荣可言？因此一切光荣都来自于改变，而且是彻底的改变，我现在也在南下。

如此一想，他又转身回到了书房，他由于祖母的早年教育，已经精通汉文，因此又从书架里取下了几部经典翻阅起来。

这是我很多年前写的一段话。孝文帝拓跋宏和他为代表的北魏王朝的统治者们的历史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既推动了鲜卑民族的文明进步，又保存了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可谓是相得益彰。但是仅仅如此吗？不，我认为孝文帝他们对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那就是拓宽了汉文化的生命气场。

这个问题很大，我们明天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