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国：永恒的底盘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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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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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稿 

好，我们的课程已经到第13天了。到昨天为止，我们终于完成了第二单元的一个重要部分。大家应该记得，第二单元的总标题是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我用世界身份这么个坐标，来清理中国文化史。而这一小部分，就是刚刚结束的一小部分的小标题，奠基时代的中国文化。奠基时代大家别忘了。

我想大家一定能够想起前两天讲的那么一个美好的图景，也就是世界上各个大文化在跨进门槛享受文明生活很久以后，突然不约而同地感受到，需要进行一次精神文化上的大补课，因此出现了神奇的奠基时代。法兰克福学派把他说成是轴心时代，我把他说成是奠基时代。

在这个奠基时代，中国文化没有缺席，不仅没有缺席，而且表现优秀。与其他几个古文化不同的是，中国文化找到的几个补课老师，也就是说，完成精神奠基的几位巨人，几乎都走在路上，都是步行者、竞走者、奔忙者，都是千里脚印，风尘仆仆。

大家不妨再想一想，那个走得淡淡的老子，走得苦苦的孔子，走得急急的墨子。后来各地学者也都起步赶路了，赶向山东临淄那个稷下学宫。其实满脸严肃的那些法家学者也走了很多路，只不过他们的脚印常常留有血迹，别人的血迹、自己的血迹。

总之整整几百年，中国最聪明的人全都走在路上，中国文化全都出现在路上，这让我想起很久很久之后一位法国思想家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只要停止脚步，也就停止思考。这个思想家叫卢梭。他不知道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的智者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上个月我到北京领取超级畅销大奖，一位著名作家与我开玩笑说，最近政府进行机构改革，把文化和旅游合在一起了，其实你早在几十年前就合在一起了，创造了一个词汇叫文化苦旅。我立即回答说，这不是几十年前的事，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走在路上。

但是一想就明白，走在路上有利于文化创造，却不利于文化留存。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伟大的思想被路上的大风吹走了，被路边的草丛吞没了。大家想一想，如果函谷关上没有那个守卫，孔子身边没有那几个学生，那么那些现在被中国人和外国人熟知的思想，也就同样被风吹走了，被潮吞没了。即使留下也只是偶然中的偶然，侥幸中的侥幸。而且把这些偶然侥幸加在一起，也可能只是暂时的留存，随时有可能随风飘散。因为手稿会遗失，学生会老死，记录会霉蚀，所谓口口相传，又能传过几个耳朵呢？

因此，就只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了：文化的留存不能靠文化人自身，而必须依靠行政机构的加持、国家力量的选择。这一点呢，我觉得文化人不要过于自信，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不太多。

我前面讲到齐国以行政资助的方式创办了稷下学宫，那就有利于诸子百家的留存。但是齐国毕竟是一个不大的地方政权，而文化的体量却很大，机构就无法承担维护、推广、传承的全面的责任。因此，一种大文化要流传天下，还需要依靠更大一点的国家力量，比齐国更大，比其他诸侯邦国也要大。

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正巧碰到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奠基时代所形成的智能大爆发，也培植出了大批高等级的政治学者。有了那么多的政治学者，一个个大帝国也就水到渠成。这一来呢，人类文化也就从奠基时代过渡到了帝国时代。这情景我们从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所罗门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中都可以看到。而中国文化，则迎来了秦汉帝国。

一个永恒的底盘 

请大家注意，文化遇到帝国并不是必然。世界上有很多文化，并没有遇到相关的帝国，很多帝国也没有遇到像样的文化。它们相遇，无论是文化还是帝国，两方面都未必是主观意愿，但是如果他们陌路相逢了，那就一定会碰撞出很多事端。

接下来，避不开了，我们要看一看秦汉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了，简称也可以说是帝国时代的文化。这部分有一点点学术深度，大家要花一点精神了。

一般说在帝国建立之初，文化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一代代雄才大略的政治人物，还在为军事进攻和政治整合忙碌，无心文化。反而为了统一思想和控制文化，手段往往非常鲁莽，这对文化来说不是很有利。

中国文化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大帝国是秦朝，那情况就更是这样了，秦始皇听从李斯的主张（李斯这个人很重要），焚烧诗、书和百家语，只有医药的书、卜占的书和种树的书，可以幸免。这就严重地破坏了文化传承。

与之相应的，秦始皇还下令杀害了一些儒生，他在历史上的坏名声就这么开始的。请记住中外历史人物的功过往往很难认定，但是只要动手破坏文化了，就永远不可能被原谅。记得我们小时候刚读历史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我们一个历史成语，叫焚书坑儒。因此凡是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一件大坏事。

现在有一些历史学家试图为这件事做些解释，让人们原谅，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人世间有终极性的善恶底线，再多的学问也不应该用来遮掩这条底线。在确定焚书坑儒是破坏文化的坏事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到比较平正的立场，就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秦始皇也为文化做了不少正面贡献，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承认，正面大大地超过负面。

秦始皇对文化的正面贡献，最重要的是统一了文字。正是这个举措使得全人类人数最多的族群，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管流浪到什么地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都不会在文化上溃散。这一项功绩怎么样评价都不为过。即使不遇到灾难，中国的国土那么大，方言那么多，如果不是统一文字，不知道会崩解成多少地方政权，分裂成多少文化碎块。

我们环视世界各地，这种可能极大，就是分解成地方政权和分离成文化碎块的那种可能性极大。如果这种可能出现，那就谈不上什么同文同宗的文化规模了，当然也不会像我们这样，能够依靠同一种文字语言，各地都能收听课程。

除了统一文字之外，秦始皇还做了不少文化大事。比如把原来的分封制改为郡县制，“郡”是君子的君，旁边放一个耳朵，也就是从行政格局上改变了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走向。 

又比如他建造万里长城，这既有军事意义、工程意义，又有心理意义，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这一条既漫长又悠久的墙，因此也成了一种精神文化上的象征。

说了这么多，我要说秦王朝对中国文化的最终贡献，是给中国文化颁发了正式的身份证。在秦王朝之前的文化，我们也称为中国文化，但是正如梁启超先生后来说的一样，这个秦朝，这个统一的王朝，使中国终于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那么随之而来，中国文化也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化。

大家记住了，秦朝让中国终于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那么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文化也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化。

我把上面所说的这一切加在一起，也可以说秦王朝为中国文化打下了一个永恒的底盘。要做打下底盘这么一件大事，文化本身无能为力，只能靠国家的力量。短促的秦王朝恰恰是有效的发挥了这种力量，打下了这个底盘。为此我们要一次次以文化的名义向秦王朝致敬。

我在世界各地考察古文化遗址的时候，每次只要看到苍苔斑驳、无人能够读懂的文字碑刻，看到族群如马、阻隔如山的分裂状态，总会一次次地想念秦始皇。尽管想念是怪想念的，心底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焚书坑儒的谴责。

一个永恒的框架 

秦王朝为中国文化打下了一个永恒的底盘，那么接下来汉王朝做了什么呢？汉王朝为中国文化树立了一个永恒的框架，提供了一副永恒的目光。一个底盘，一个框架，一副目光，都是永恒的。这个内容比较深一点，但是我必须要把它干净地理出来。

先说框架。汉王朝的文化框架首先是黄老思想，与道家有关。刚刚结束的秦朝实在是太残酷、太热烈、太劳累了，上上下下都感到疲倦。汉王朝早期的统治者，希望让民间休养生息，所以决定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但是，秦汉之争的记忆还留在整个统治集团的脑海里面，汉王朝的统治者要让整个统治集团都来接受这个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方针，就有点难度，至少上下都不习惯，那就要借助文化的力量了。

请看，统治者遇到大麻烦的时候，他总要借助文化的力量，于是老子的哲学再加上传说中的黄帝的思想，就成了精神指引。结果很快就看到，在汉朝前期，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出现了繁荣的景象。随之而来，老子的哲学也就取得了很高的声誉。这是文化和政治亲密结缘的开始。

大家看到了，政治需要文化来帮助，结果也帮助了文化。文景之治的成功其实也就是老子无为思想的成功。无为并不是毫无作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民众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统治者要顺其自然、少折腾。那么概括起来也可以说，这种无为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少折腾思想，对于人类社会具有终极意义。

但是老子的这种无为思想显然也有致命的局限。因为普通民众只凭自己的感觉就很难发现整体危机、重大危机，更没有能力来对付危机、解除危机。汉王朝当时遇到的危机，就是北方的匈奴的入侵和抢掠。要减少他们的入侵，只能把皇家的女儿嫁给他们的首领，称之为和亲。但有的时候嫁过去不久，入侵又来了，没完没了。

这件事把汉王朝的存亡危机和重大耻辱加在一起了，而且又在一年年加深。如果不解决，从宏观看，整个汉民族都有可能沦为奴隶，那么中国文化也会随之支离破碎。面对这样的危机和屈辱，要靠老子的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就不行了。于是，一个年轻的帝王站了出来，他受不了这般屈辱，决定不能无为，而是必须大有作为。

他就是汉武帝。大有作为说起来可以很堂皇，但做起来却是一个系统工程。因为在战场上，马背上的匈奴实在太强悍了。要对付，就必须组建骑兵，必须物色将军，必须寻找战马，必须改进武器，而且必须在实战当中总结失败的教训。要有效地完成这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当然需要集中全力、树立威望。这一点在已经尝到了无为而治甜头的全国上下，已经有点不太适应了。

因此，汉武帝必须选择另一种精神支柱，他选择了什么呢？他选择了儒家，选择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罢黜的“黜”，就是黑颜色的“黑”字边加上一个进进出出得“出”，“独尊儒术”就是尊崇儒家的学术。这是董仲舒提出的，汉武帝隆重地选择了这种主张。

其实董仲舒的儒学，与孔子、孟子的儒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他从天人合一发展到天人感应，把儒家的统治理念联系到了天意，其中其实已经包括了法家和道家的某些理念成分，因此他说“罢黜百家”其实不是真的，他自己就已经包容了很多成分了。

寻找文化哲学的时代 

说到这里，我必须做一个重大的学术提醒了。大家发现没有，气盖百世、赫赫武功的秦汉王朝，说到底都是文化王朝。秦王朝选择了法家哲学，汉王朝选择了道家哲学，后来又改选了儒家哲学，他们其实都是文化哲学的施政实践，因此也可以说是哲学王朝。 

那么些著名的帝王，那么些有名的战争，那么些出名的转折，说来说去，无非都是在实践法家的刚烈雄伟、道家的清静生息和儒家的奋发有为。谁也没有跳出文化的手掌心，谁也没有逃离学派的大构想。我不能不说，这一点与巴比伦帝国、所罗门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相比，他们都没有做到，只有中国做到了。

这些帝国和王朝都不缺少哲学家和文化人，但从来没有被一种完整的文化哲学所左右。汉王朝选择了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哲学，精神格局也就越来越大，因此又保持着继续拓宽和弥补的意向。于是也是在汉代，佛教传入。这一来中国文化宏伟的雏形，已经变成了三足鼎立，相当完整了。

佛教的事情，我后面的课程当中还会多次讲到，这里点到为止，只说明汉代的中国，在文化构建上已经基本齐备。

这种文化上的健全，加上军事上的胜利，使得一个“汉”字变得大气磅礴。因此，曾经被秦王朝包罗的中原百姓，也就由“秦人”改称为“汉人”。自古以来的华夏民族也就改称为汉族了。

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历史学家，常常掉到一个又一个曲折紧张的政治故事和军事故事里边，拔不出来，而忘记了这一切的背后都有文化支撑。我暂时舍弃了那一些残酷和艳丽的情节，只从文化选择上来说秦汉，我相信当代年轻人反而能够听得更明白。中国居然拥有一个让统治者寻找文化哲学的时代，这才是惊人的大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