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

我们今天要读两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娜拉走后怎样》。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如果说《我之节烈观》里的批判是从鲁迅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刻骨铭心。那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纯粹是以一位五四启蒙的理论家的姿态来写的，是超出鲁迅个人经验的。

在散文《随感录二十五》里边，鲁迅说：

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讲的就是在时代转换中，应该怎么做人、如何教育。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

这一时期鲁迅非常相信进化论，在鲁迅看来，食色对己不是罪，对儿女也算不上恩，这是非常开放现代的一个观念，对于强调孝道的中国传统道德构成了非常大的挑战。

鲁迅建议用爱来代替恩，“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这又是一重人道主义的挑战，爱己才能爱人。这种观念现在来说，就是人为自己保卫自己权利的这种叫消极自由，跟人要救别人的积极自由是一样的重要。

这篇文章里边有一段话，鲁迅重复了两遍。著名的鲁迅研究者夏济安曾重点地引用过这段话。这段话却不是消极自由，而是为他人牺牲的积极自由或者说献身。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他们”是指孩儿们。

夏济安说鲁迅一生创作的最重要的意向就是“黑暗的闸门”，鲁迅觉得他要做的就是扛住这个黑暗的闸门，让新一代去到一个光明的世界，而他知道自己是要被压死的。

在夏济安看来，“闸门”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鲁迅内心的悲观主义。鲁迅因为身上背着这两样东西走不远，但是他愿意让年轻人走。

鲁迅是一个悲剧的英雄。

《娜拉走后怎样》

《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早期另一篇比较有名的散文，这是鲁迅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文艺会上的一次公开演讲的讲稿。

关于这篇文章，我特别注意其中的两句话。第一句是讲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无路可走；另一句是讲，不但女人常做男人的傀儡，男人也做女人的傀儡。其中第二句很少有人注意，所以我特别要讲。

娜拉是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里的女主人公，她不愿只在富裕的家庭里，做有钱丈夫的花瓶，所以毅然决然地离开温暖舒服的家出走。

它在中国五四时期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当时女性解放的标志性作品。，包括胡适在内的很多现代作家都翻译、改编或评论过这部话剧。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比起他几年前在《我之节烈观》里呼吁的口气，有了很大的变化。鲁迅对中国、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有了变化。或者说其实他也没有变化，只是最早他采取的是“呐喊”的姿态，而现在他陷入了一种“彷徨”。

对于这个五四女性解放第一波浪潮的故事，鲁迅的文章等于是泼了一盆冷水。

鲁迅说娜拉走后会怎么样呢？

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这句话非常有名。

为什么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呢？在鲁迅看来，女人从家庭男人牢笼里出走是一个梦，但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这句话细思极恐。

当时台下都是追求新学的女大学生，很多是已经出走的娜拉，包括后来丁玲、萧红，都是这样的。一方面鲁迅承认找不到路的情况下，梦是宝贵的。另一方面，鲁迅偏偏要点醒各位女大学生的梦：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这篇文章中的这两句话，无意中勾画了之后几十年、甚至直到现在很多现当代文学的主题。

关于娜拉出走以后的几种情况，很多作家后来都写过。

比如鲁迅的《伤逝》，子君最后“回来”了；曹禺的《日出》，陈白露“堕落”到吞药自杀。

女作家笔下的结局比较复杂，比如丁玲的《莎菲女士》，还是继续出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白流苏的结局居然还是有点小光明！

或许这些故事就应了鲁迅所说的，找不到出路，继续做梦，经济不是悲剧的唯一原因。鲁迅说：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

鲁迅写《娜拉走后怎样》的环境

什么样写作动力、生活处境、精神和身体的关系，让鲁迅写下这几句话呢？

这番话想要明白，要联系一下鲁迅写作这篇文章的具体环境。

鲁迅跟朱安结婚以后，大部分时间两个人不生活在一个地方。

1919年，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了四合院，接母亲、朱安，还有周作人及其夫人羽太信子等很多人一起住。这时候虽一起住，但鲁迅与朱安，各自有自己的房间，也不待在一起。

1923年7月，就在鲁迅写《娜拉出走以后》的前几个月，因为一个特殊事件（我们以后再说），周氏兄弟失和，鲁迅携母亲、妻子被迫搬出八道湾，到了砖塔胡同居住了九个月。

有人统计过，在这大概300天的时间里，有130天左右，鲁迅的母亲回去八道湾了，这是鲁迅和朱安一生中仅有的一段时期，两人要独自相对。

《娜拉走后怎样》就写在这个时期。

这篇文章的最后，鲁迅说：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

我们下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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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讲文章《未有天才之前》、《说胡须》＆《从胡须说到牙齿》、《论雷锋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出自《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