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 天下为什么做不到“无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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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引文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老子：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说苑》：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本集文稿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鲁国人，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时候的鲁国，有孟氏、叔氏、季氏三个非常有势力的大家族，其中尤其以季氏最为厉害，把持了鲁国的朝政，成为鲁国的实际统治者。

季氏家族中的季平子，担任过鲁国的执政上卿，季平子曾把鲁国国君鲁昭公驱逐出国，另立鲁昭公的弟弟为鲁定公。因为他可以一手遮天，所以，他在家庙庭院里配乐配舞的时候就敢用八行的舞蹈队。

那时候的舞蹈队，每一行八个人，八行就是六十四个人，而按礼制规定，只有天子才可以用八八六十四个人的舞蹈队，诸侯也只能用六行共四十八个人的舞蹈队，而像季平子这样的大夫，本来只能用四行共三十二个人的舞蹈队，而他用了八行的舞蹈队，这是他权高妄为的表现，是破坏礼制的表现，所以，《八佾》篇记载：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八个人一行的排列方式称为一佾，八佾就是八行八个人的组合方式。孔子批评季氏，说季氏用了天子才用的礼乐，也就是六十四个人的舞蹈队在家庙庭院中起舞，这种事都忍心做出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古来就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这种事都忍心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他不忍心做，另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事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事不能容忍。《论语》里孔子的意思，多数学者认为是前一种，后来这句名言变成了现在还常出现的习惯用语“是可忍孰不可忍”，表示的就是后一种意思了。

季平子的儿子是季桓子，他的作为也跟其父一脉相承，孔子也表示了不满，《微子》篇里记载：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鲁定公曾任用孔子为官，鲁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鲁国的近邻齐国怕鲁国太强大了对齐国不利，使用了美人计，给鲁定公和实际执政的季桓子送来了一个八十位舞女与歌女组成的歌舞团，季桓子怂恿鲁定公收了下来，沉迷于美色之中，三天都不办公，孔子深感失望，于是离开了鲁国。

“齐人归女乐”的“归”在这里写成归来的“归”，它是馈赠的“馈”的通假字。这段话就记录了这一节历史。

季桓子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季康子执掌鲁国国政。季康子迎回了在外周游了十几年的孔子，遇到治理上的难题，季康子也经常向孔子咨询，甚至连国内的盗贼多了，他都要来问孔子怎么办才好，给了孔子一个教育他的机会，《颜渊》篇里记载：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苦于国内盗贼太多，去向孔子求教，孔子回答他说，如果你不贪财，即使奖赏老百姓去偷盗，他们也不会去。孔子的意思是就是你贪，老百姓才会去盗，也就是说国内所以盗贼蜂起，根源就在于有贪婪无度的统治者。把这个意思表述得更直白的，是老子。老子说：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这里的“上”是指统治者，这里的“食税”指的是苛捐杂税，这里的“有为”指的是胡作非为。老子说，正是统治者的租税过多导致了民的忍饥挨饿，正是统治者的胡作非为导致了民的作奸犯科。

所以，在老子和孔子看来，下层的犯罪率与上层的贪婪度是成正比的。而东汉的一位大官，也是一位大学者，叫刘向，当时的国家图书都归他掌管，他对当时的统治者不满，就收集图书中的很多名言与故事，编成了一本叫《说苑》的书给皇帝看，后人说他是“以著述当谏书”，也就是说他表面上是自己在写书，实际的目的是拿来向皇帝进谏，这是刘向自己也不隐晦的，他对孔子和老子的意思加以发挥，在书里把这个关系组成了一个更清晰的逻辑链条，他说：

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

刘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中的天子是喜爱利的，那么天子下面的诸侯也肯定是贪的；如果诸侯是贪的，那么诸侯下面的大夫也一定是贪的，这个“鄙”也是贪的意思，贪和鄙可以连起来构成一个词叫“贪鄙”，就是贪婪的意思；而如果一个国家中的天子、诸侯、大夫这些执政者都是贪的，那么平民百姓就会变成盗贼了。

最后，刘向总结说，“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靡”是吹倒的意思，上层对下层的影响就跟风往哪里刮，草就往哪里倒一样，后面这句话也是从孔子的话变来的，也是在《颜渊》篇里记载：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我们已经多次在《论语》里看到过君子和小人的对举，在《论语》里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君子是指有道德的人，小人是指道德水平不高的人，但在有几个地方，君子是指有地位有权势的人，小人是指平民百姓，这里的君子就是指有地位的人，小人就是指平民百姓。季康子向孔子求教，如何治理国家，说我要杀掉那些道德败坏的人来改善社会风气，你觉得行不行？

孔子说，你从事政治，为什么要多杀人？你只要自己改善了，老百姓自然就会改善了，有地位的人的行为就像风，老百姓的行为就像草，风往哪里刮，草就向哪里倒。这段话在《论语》里就接在“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之后，意思是相关的。

我们看刘向的话，好像这个逻辑并不成立，但细想想有时可能是成立的：如果一个国家，大官是贪的，中官为了升官发财得好处，就要向大官行贿，中官的钱从哪儿来？有小官为了升官发财得好处，就要向中官行贿，而小官的钱从哪儿来？他可以向管制下的有钱人索贿，有钱人要发财，要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就要向主管者行贿，如果一个社会行贿成风，索贿成风，所有人的正当权益都要通过索贿、行贿才有可能得到保障，那么没有钱的穷人怎么办呢？怎么活呢？就有可能沦为盗贼了。

这当然不是盗贼形成的全部原因，但至少是一个统治者值得重视、值得思索的原因。明末清初，陕西的一位著名思想家李二曲，更把孔子的这两句话提到了一个绝对的高度，他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此拨乱反治之大机，救时定世之急著也。”他说孔子这两句话，是拨乱反治的关键点，挽救国家的特效药，为什么呢？因为“上‘不欲’则源清，本源一清，斯流无不清；在在皆清，则在在不复妄取”。

如果像季康子这样的最高统治者不贪，一个国家的源头就清了，源头一清，它的各条支流就都清了，各条支流都清了，一个国家就不再有随便乱拿人东西的习惯了。李二曲接着说，如果真能这样，没有人再敲开老百姓的骨头来吸老百姓的骨髓了，无法生存没有活路的老百姓都有了复苏的机会，都能安居乐业，谁还想着去偷盗，谁还想着去作乱呢？

所以他引儒家经典《左传》里的话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国家所以败坏，就由于官风不正，官风所以不正，就由于贿赂成风。所以他还引了一位同时代人的话说：“仕途贿赂公行，所以民间盗贼蜂起。”正是官场贿赂成风，所以民间才有盗贼层出不穷。李二曲最后感慨说：“图治者尚其鉴于斯。”想治理好国家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从孔子到李二曲，这些古人的经验之谈是到今天也值得我们重视，值得我们借鉴的。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从上面的讲述，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领导人以身作则的重要。而孔子对领导人的以身作则，还发表过哪些意见，我们下次再接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