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会议定调:时隔14年,货币政策为何转向“适度宽松”?

政治局会议定调:时隔14年,货币政策为何转向“适度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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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9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5年经济工作。

会议认为,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将顺利完成。

面对2025年,会议从多个领域部署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其中,会议指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财政政策基调由“积极”调整为“更加积极”,货币政策基调由“稳健”转为“适度宽松”,这是我国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基调14年后的首次调整。

从2011年开始,货币政策基调连续14年“稳健”

从我国过去30年的货币实践来看,货币政策基调由紧到松可依次划分为“从紧”“适度从紧”“稳健”“适度宽松”和“宽松”等五个主要区间。根据客观形势变化,货币政策以“稳健”为中枢,在“从紧”与“宽松”之间灵活调整,以达到稳经济和逆周期调节的目的。

从历史经验看,在经济过热或通胀威胁下,货币政策基调通常都会向“紧”的方向调整。如1993年的“适度从紧”;在收缩冲击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基调则会及时向“松”的方向作出调整。

在有效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从2011年开始,我国货币政策重新回到“稳健”的基调上,主要目的是为防通胀、防资产价格泡沫、防“热钱”异动和防金融风险。

在此后约14年的时间里,我国货币政策基调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但在实际运作中还是有偏松或偏紧的倾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虽然14年里货币政策基调为“稳健”,但2011-2013年总体上表现为偏紧,强调对通胀的防范;2014-2019年回归“稳健中性”,强调不松不紧;2020-2024年实质上是偏松,突出了货币政策的灵活适度和精准有力。

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形成配合

连平认为,从当前形势看,我国货币政策基调有必要也有条件调整为“适度宽松”。

一方面,宏观经济的持续向好亟需货币政策进一步发力支持。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1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3%,继续上升,且已连续两个月站上荣枯线,制造业扩张步伐小幅加快。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制造业持续回升态势还需要进一步巩固。此外,物价、房地产、消费等指标也仍在缓慢恢复中,需要货币政策加力支持。

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基调由“积极”调整为“更加积极”,货币政策要给予积极配合,相应地由“稳健”调整为“适度宽松”,实施“双松”组合,打好政策“组合拳”。

连平解释,在逆周期调节过程中,政府通常会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举债、赤字、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等措施来刺激社会总需求。但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自身存在“挤出效应”的副作用,即当政府支出增加时,货币需求会相应增长,在货币供给既定情况下,利率会上升,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受到抑制。此时往往需要搭配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抑制利率上行。

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基调定位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提出要“加力提效”。2024年,我国赤字率设定为3%,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为3.9万亿元,较去年进一步增长,同时决定,自今年起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此外,美联储于9月和11月连续两次降息,为我国货币政策基调调整提供了时间窗口。连平指出,近年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我国货币政策基调未作出调整,原因之一是美联储实施的高利率政策对我国所产生的掣肘。目前,美联储降息路径仍有不确定性,降息步伐或将放缓,仍需保持关注。

“适度宽松”避免导致“大水漫灌”

从2020年至今,面对内外部冲击,我国货币政策取向向“灵活适度”“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精准有效”等偏松方向做出调整,但总体基调仍然是“稳健”。

此次调整一个积极意义在于,与当前基调“稳健”但实际偏松的货币政策相比,将货币政策明确为“适度宽松”能够向市场发出更加清晰、明确的政策信号,使得市场各方更好地领会政策的宽松意图,并对后续政策一致性抱有积极预期,增强对于经济复苏向好的信心。

那么,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宽松”意味着“大放水”吗?对此,连平认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介于“稳健”和“宽松”之间,“是合理的、恰如其分的调整”。

他表示,“适度宽松”相比“稳健”要更加积极进取,可以匹配总量、价格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更大力度的运用空间,向市场注入充足的流动性,并推动实际利率显著走低。相比“宽松”又更为审慎,可以避免导致“大水漫灌”等后遗症。

年底前有望再度降准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我国会采取哪些操作工具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是否还会降准、降息?

今年以来,我国已经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最近一次发生在今年9月,央行下调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6.6%。

接下来是否会进一步降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10月份举行的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开幕式上表示,“预计年底前视市场流动性情况,择机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个至0.5个百分点。”

多位专家也表示,与国际上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降准还有空间。连平具体建议,由于中大型银行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高于小型银行,如果实施新一轮降准,仍可考虑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及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定向降准为主。

同时,降息也有空间。连平认为,2025年扩大有效需求、实现经济企稳回升仍然需要适度降息,但幅度不会过大,总体将保持“稳中求进”的基调。

他表示,新一届美国政府当选、美联储降息节奏预计放缓等外部因素或将对人民币汇率稳定形成一定压力,央行大幅降息的外部条件并不充分,且利率工具还需要为将来留有一定操作空间。考虑内外部因素影响,降息幅度可能与2024年相当,预计全年降息可能在40bp-50bp左右。

除此之外,结构性货币政策也是十分重要的工具。潘功胜表示,央行将继续实施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对此,连平认为,2025年可能会延续使用即将到期的碳减排支持工具等两项绿色金融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等工具额度,持续发挥结构优化的作用。此外,目前部分工具使用率较低,2025年会着力推动商业银行加大相关领域的信贷投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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