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7| 为什么要先做后说，多做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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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引文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子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荀子•大略》：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繁星·春水》：言论的花儿开得越大，行为的果子结得越小。

本集文稿 

我们在以前的课中讲到过毛泽东给两个女儿起名，一个叫李讷，一个叫李敏，这来自于《论语·里仁》篇里的一句名言：“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是毛泽东对孔子这句名言的认同与致敬。

孔子提出君子总是言语谨慎而行动敏捷的，有感于现实中夸夸其谈的人总是比勤恳实干的人要来得多，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夸夸其谈者提出批评，对勤恳实干者提出表扬。批评的例子如《学而》篇里的：“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话说得越漂亮越动听，而不落实在行动上，这样的人离仁德只会越来越远。表扬的例子如《子路》篇的：“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反而是那些性格朴实坚韧、言辞木讷迟缓的人更加接近仁德。

孔子的一位以爱高谈阔论的学生司马牛，问老师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针对他的缺点，特别回答说：说话迟缓就是仁。司马牛不服，质问老师，说话迟缓就可以算是仁了吗？孔子说：做起来那么难，说起来还能不迟缓些吗？这就是《颜渊》篇里记录的师徒对话：“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这个讱字就是说话迟缓的意思。在《子路》篇里，孔子又跟子路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意思是，君子对于自己说的话，是一点也不马虎、不苟且的，是应该“言之必可行”的，说了以后必须是可以做的。

《里仁》篇里记载：“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躬是鞠躬的躬，就是自身的意思，逮是赶上的意思。“躬之不逮”就是自己的行动赶不上自己说过的话，也就是不能兑现自己说过的话，而“躬之不逮”前面加一个可耻的“耻”字，就是以这种行为为耻的意思。这句话连起来，孔子的意思就是，古时候的仁，言语不随便出口，唯恐落到了出了口自己却做不到的可耻境地。

类似的话在《宪问》篇里又出现了：“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说，君子是以说的多做的少为可耻的。这也就是说，言行一致是一个君子最基本的德行，如果言过其实，言行不一，不仅不是君子应该有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了。在《宪问》篇里又记载：“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这个怍是惭愧的意思，言之不怍，大体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大言不惭。为是做的意思，为之也难就是做起来很困难的意思。合起来，孔子的意思是：如果是大言不惭，把大话说的天花乱坠，那么你要做到它，实行它，说白了也就是要兑现它，就非常困难了。

《卫灵公》篇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蛮貊是古代对南方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贬称，这里指遥远的文化不同的地区，下面的州里跟蛮貊相对，指本乡本土。孔子的学生子张问老师处世之道。孔子回答说：如果你说话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到了文化不同的边远地带，你也可以畅通无阻。如果你说话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恭敬，那么即使在本乡本土也可能寸步难行。子张是孔子学生中又年轻又有出息的一个，孔子把最重要的处世之道告诉他，而其核心就是言与行，言语上忠诚守信，行为上笃实恭敬，这实质上也就是心口如一，言行如一了。

听其言而观其行 

而《论语》里还有一个很多朋友都知道的故事，就是《公治长》篇里记载的“宰予昼寝”：“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孔子的学生宰予，白天睡觉，孔子大为不满，痛斥说：“朽烂的木头是没法雕刻的，含有很多杂质的土筑成的墙壁是没法粉刷的！对宰予这样的人，我还责备他什么呢？”腐朽了的木材没有办法在上面雕刻，而古代的墙壁是夯土而成的，墙土中如果杂质多了，墙面就会因风化而剥蚀掉渣，你在上面和上泥做粉刷也是白费功夫，孔子用这两种够狠的比喻来批评宰予，这么懒惰是没法培养、没法造就的。

从古代就有人以此为例批评孔子，学生睡个觉打个盹就受到万世师表如此的痛骂甚至是辱骂，太过分了。但我们要说，《论语》里记录的孔子是人不是神，再耐心的老师也会有脾气，孔子见不得学生懒惰，说两句重话也未尝不可，拿圣人来要求他本来就是后来的人的问题，不是孔子自己的问题，何况他骂了宰予之后，也并没有放弃宰予，所以我们更不必以责备孔子来自悬高明。

但孔子的脾气发的确实有点大，骂完之后他又接了两句：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过去我对人是听了他说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人，是听了他的话还要再看他的行为，最后还加一句：“于予与改是”，意思是正是因为宰予，让我改变了这个态度。真的是话重到了极点，可见孔子的火也到了极点，显得有点奇怪了。于是从古到今很多人来猜测，孔子为什么火这么大，于是对“昼寝”做出了不同于白天睡觉的五花八门的解释。

而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说，宰予在孔子的学生中是以擅长言语表达而闻名的，这在《论语》里有明确记录。所以李零教授说：“宰予能说会道，我猜，他在孔子面前发过誓，一定夙夜不懈，勤勉于事，孔子高兴，信以为真。没想到，让他逮个正着，大白天睡觉，所以气不打一处来。”这猜测当然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孔子的火大，主要原因不在宰予的白天睡觉，而在宰予的言行不一了。而孔子的必须听其言而观其行，也成为后来人非常信奉又经常引用的名句。

言行关系的分类 

就人对待言行关系的不同态度，孔子思想的继承人，战国时期的大儒荀子，做了一个等级分类，《荀子•大略》篇里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意思是有的人嘴里能够宣讲礼义的好处，自身也能够奉行礼义，这种人是国家的珍宝，荀子接着说：“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有的人口里不擅长宣讲礼义的好处，但却能够奉行礼义，这种人是国家有用的器具。还有一种人，“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嘴里能宣传礼义的好处，却不能奉行礼义，这种人也还可以为国所用，也不失为一种用具。

而有的人“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最可恨的一类人是嘴里尽挑好听的说，实际上全无底线，无恶不作，这种人就是国家的妖孽。一个国家里要是这样的人窃居了高位，或者占据了多数，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所以荀子警告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敬重言行一致的珍宝，铲除言行不一致的妖孽，这个警告非常恳切，也非常重要，可惜从历史上看，历代的治国者对荀子的这一教导，贯彻的并不算好。所以常常会有言行不一的国妖当道，以致祸国殃民，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出又一出的悲剧。从这点来说，从孔子到荀子的那些儒家的教导，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认真体会的。

从毛泽东借用《论语》里孔子的名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给两个女儿起名，我们可以知道，说的比做的多，实在是从孔子时代的很多人一直到现在很多人的通病，否则毛泽东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同感，还专门拿讷和敏来做女儿的名字。而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前辈女作家冰心，我们很多朋友都读过她的诗，读过她的《寄小读者》，她在早年写过一首小诗，也把这个道理说的很好，她说：言论的花儿开得越大，行为的果子结得越小。而这样的教训，都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值得引以为鉴的。

除了要让你的行为配得上你的言语，《论语》里孔子还告诫我们，要让你的能力配得上你的名誉，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再接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