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提示词为负面评价，平台是否需担责？法院判了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开庭宣判了该院首例因“搜索提示词”引发的网络侵权纠纷案，认定发布者言论用词不当，超出了一般批评的范围，侵犯原告的名誉权。而平台已履行算法解释说明义务，不构成侵权。

原告深圳某科技公司系一家从事开发、设计、建设、智能运维和专业咨询服务的新能源公司。被告一夏某某在被告二北京某信息服务公司运营的网络平台上发布十余篇涉案文章、视频，含有如“招摇撞骗”“坑害老百姓”等被诉侵犯名誉权的内容。其中一篇文章所在页面下端的“搜索”部分包含“骗局”等搜索提示词。此外，在该平台搜索框中输入原告名称，也会出现“骗局”“被骗”等搜索提示词。

原告深圳某科技公司认为，被告一夏某某发布的涉案文章、视频侵犯了其名誉权；被告二北京某信息服务公司在被告一涉案侵权内容中有选择性地添加设置“骗局”等搜索提示词条，系明知被告一侵权的行为，客观上扩大了传播范围和侵权影响，具有主观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其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支出。

被告一夏某某辩称，其此前并不熟悉原告，涉案文章、视频内容涉及的是原告的代理商，而非原告公司，原告并非适格主体。此外，涉案文章、视频发布后，原告经营状况良好、营收持续增长，可见并未给原告造成任何社会不良影响，被告一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二北京某信息服务公司辩称，被告一发布的涉案文章下方的“搜索”部分中，包含原告名称“骗局”“被骗”等搜索提示词条，系根据不特定用户搜索的历史记录自动生成并更新变化的。该算法运行本身并无实质性的侵权目的，并非由平台主动发起，无人工参与审核，平台并不会因此盈利。此外，其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及时采取了必要措施，尽到了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名誉与品牌商誉紧密相关，有权主张名誉权侵权。被告一言论用词不当，超出了一般批评的范围，侵犯原告的名誉权。被告一在涉案文字、视频等内容中多次提及原告的字号、品牌，被诉侵权言论主要围绕原告业务模式争议展开。被告一评价内容中的“忽悠农村老百姓”“骗子”“套路贷”等用词，系侮辱性、贬损性言论，降低了原告产品和服务在行业中的社会评价，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

法院认为，针对被告一发布于被告二平台的涉案侵权内容，原告在其中一条文字内容的评论区进行留言，而非通过涉案平台提供的投诉举报通道提交相关侵权信息与证明材料，不便于平台在海量信息中准确定位涉嫌侵权信息，因此不能认定原告向被告二发出了有效通知。因此，被告二对于被告一的侵权行为不构成应知或明知，主观上不具有过错，不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还认为，被告二提供的搜索提示技术服务不侵犯原告名誉权。涉案搜索提示系被告二利用算法根据不特定用户搜索、浏览的历史记录自动生成并更新变化的。被告二并不会人为加入新内容或是专门聚合负面内容，亦无人工事前审核，但会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对色情、暴力血腥、赌博、恐怖主义等严重、明显的违法违规内容进行识别拦截。被告二收到相关诉讼材料后在合理期限内已采取必要措施，已经尽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事后义务，并无过错或扩大损害的侵权情形。

庭审中，被告二作为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先后两次向法院书面说明涉案搜索提示技术服务生成机制、页面提示词展示的基本原理、运行规则及相关技术可行性等，有效回应涉案搜索提示词反映的算法风险及其产生的原因、是否存在避免可能等，完成举证责任，可以视为其已履行相关解释义务。综上，被告二的搜索提示技术服务行为不具有主观过错，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一夏某某向原告深圳某科技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4万余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管办主任李文超表示，本案是因“搜索提示词”引发的网络侵权纠纷案例。原告认为平台在侵权页面中有选择性地添加设置词条进行搜索提示，属于人为干预，具有主观过错，要求平台就算法结果进行解释。实际上，2022年3月1日起实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即提出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的算法解释义务。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适用“算法解释义务”并没有先例。本案在原告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后，通过举证责任转移将涉案提示词的算法原理的解释义务赋予平台。

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齐英程看来，本案中，被告平台作为算法使用者，理应遵循公正公平、公开透明、科学合理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所使用算法的基本运行情况与算法结果的主要依据等作出及时、合理的解释说明，以证明算法设计的合理性。法院通过向平台发送《限期举证通知书》的方式，督促其履行解释义务，既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确保纠纷得到妥善化解，也为后续类似案件的裁判树立了值得借鉴的标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刘晓春认为，厘清网络平台算法运用行为的相关权利义务体系，是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案基于“搜索提示词”这一算法具体应用领域，明确技术过程的自动化定位，合理确定搜索服务提供平台的注意义务，强调其在履行事后义务、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侵害扩大的同时，也要在司法程序过程中承担针对算法技术的解释说明义务。

刘晓春说，算法解释和透明度原则，是国内外算法治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制度和实践中已有体现，但基于具体应用场景的规则建构尚待完善。本案判决为算法解释和透明度原则提供了司法场景下的重要范例，这对于面向人工智能时代完善算法治理体系、建构清朗网络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