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史话 11 渐稳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我们说到早期中国佛教里，有一个远道来的大和尚佛图澄，很倒霉地在五胡乱华时来到中国，当老爷子被带到大造反派石勒面前的时候，对方手里寒光闪闪的大砍刀离他也就是几米的距离，但佛图澄根本就没把对方当回事，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轻轻抬起手，再轻轻一弹，面前的清水塘里就浮现出一朵莲花。

石勒这个大老粗立马就傻眼了，水塘是自己的，里面的泥土是本地的，鱼也是自家养的，为啥现在都听这老和尚的话？这个造反派吓得当时就服了，钢刀一扔，马上行礼，从此对佛图澄是言听计从。

我们说佛图澄这一手，就是佛教所谓的“神通”了，后来有一个成语“神通广大”，也是来自这个佛门术语。你若是问我，这个神通和魔术有啥区别，我的回答只能是不知道，因为两者我都不会。

被石勒倚重为国师的佛图澄虽然没翻译什么出名的经书，成天就是念咒算卦，但他还是以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规劝石勒，让他不要杀人太多。对于神仙的话，石勒自然是愿意听的，就放了很多本来要杀掉的人，自己也开始信奉佛教。

到了石勒的侄子石虎上台，对佛图澄更加推崇，誉为“国之大宝”，史书上说“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众坐皆起”，翻译过来就是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大臣们还要抬着佛图澄上朝，小太监一声“大和尚到”，全体起立，可谓是生活奢华，威风凛凛。

佛图澄有没有神通，或者说魔术水平怎么样，我们现在是不知道了，但老人家很长寿确实是真的。前面说过，来中国的时候，他都已经78岁了，别说那时候，就是现在，也应该考虑考虑身后的问题了，可这老爷子一口气活到了后赵建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348年，享年116岁。

你若是问，他那个寺院建了吗？那是当然，后赵皇帝身边的大国师，建一两座寺庙，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据史书上说，他和他的弟子们大大小小建造了890多座寺院，除了建寺庙，佛图澄对中国佛教最重要的贡献是他教出了无数优秀的佛门弟子，这里面就有对中国佛教极其重要的道安和慧远两位大师，我们很快就会介绍到他们。

刚才说过，不仅是佛图澄，早期来中国传播佛教的和尚们几乎都会神通，那这里就要问一下为什么？一些佛教徒说是早期佛法很牛掰，我们这里当然不会这么讲，如果究其根本原因，不外乎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不会神通的和尚没人搭理。刚才说过，开始找和尚的人都是皇帝或者王侯将相，这些人见到和尚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你看我能不能再活一万年？”或者是:“我下辈子怎么能再当上皇帝呢？”这样的问题，那是一般人能回答的吗？你要是没点儿常人做不到的本事，你怎么能让对面这位皇帝同学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进而给你豪宅，美食。说实话，没点儿神乎其神的本事，动不动就变出一朵花，或者抓出几条蛇，那还真就混不下去，一个不留神，脑袋都可能滚落到地上，很自然地，我们今天也不会知道。

第二个早期来中国传教和尚会神通的原因，应该是和佛教家乡印度的情况有点关系。你要知道，这段时期，恰恰是印度大乘佛教兴起的时候，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走向民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走向民间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渐渐地神秘化，或者更直白一点，装神弄鬼，巫术和咒语那全是无法避免的。

佛教的《寂志果经》就列举了那时候佛教内部的“异道邪见”，包括幻术、咒语欺诈术、相术，看星星预测吉凶等等。当然，这本经书对这些东西是采取批判态度的，认为都是要得到畜牲恶报的行为，佛教徒是绝对不能干的，还有《摩诃僧祇律》这本书，也把“手指点火”、“诵咒行术”定为邪命范围，明文禁止，说那玩意和佛教一点关系也没有。

可是，佛教密教化在当时是一个大趋势，你不搞的话，不仅建不起寺院，就算是出去要饭，遇到那些有“神通”的僧人，你也只能饿肚子，因为施舍饭菜的老百姓会觉得人家是“得道高僧”，你才是那个骗吃骗喝的大骗子。弄到最后，不仅仅是印度，西域大部分国家的佛教都参杂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神通，这也是为啥当佛教从西域进入中国的时候，这些远道来的大和尚都像刘谦一样，打个响指，手上就能燃起熊熊烈火。

于是乎，靠着神通和新颖脱俗的经文教义，佛教开始在上层社会渐渐流行起来。

那是不是把皇帝和权贵搞定，佛教就可以在中国大行其道了呢？当然不行，任何一个宗教，没有草根儿老百姓这个基本盘，都不可能在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传播开，上流社会的信仰固然对百姓有很大的影响，但要想真正得到民心，有两点是必须的，一是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二是顺应他们既有的文化传统。

说到这里，我们还是要感慨一下，佛教进入中国的时机实在是太巧了，它遇到了中国动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乱世，从东汉末年三国时代开始，中间只经过一个短命的西晋王朝，接着就是更加悲惨的五胡乱华。几百年时间，社会动荡不安，民众生不如死，甚至有的史书上记载，那些少数民族打仗的时候都不带军粮，把百姓们用绳子穿在一起，开饭的时候就一刀砍了，在锅里煮着吃，少女们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她们既是泄欲的对象，吃起来又比较可口。

在这样悲惨的人间地狱里面，无论个人如何按照孔老夫子的教导去修身立命，结果也只能是听天由命，那咋整呢？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西方的《圣经》是如何诞生的，公元前598年，犹大王国被新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大批的犹太富人、工匠、祭司、王室成员和以及几万名平民被掳往东方，并囚禁于巴比伦城。这期间作为俘虏的犹太人命运有多惨，你随便想象，只能比你想的更惨，而不会更好。

一直到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的居鲁士二世灭掉了新巴比伦帝国之后，被囚禁的犹太人才获准返回家园，也正是在这段悲惨的历史中，犹太教诞生了，所有被囚禁的犹太人都渴望并且相信，将来会有一个叫雅赫维的神来拯救他们，所有这些思想，都写在了一本叫做《塔纳赫》的经书里，也就是后来基督教的《旧约圣经》。

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五胡乱华时期了，只不过中国老百姓不需要去创造新的宗教，因为宣扬众生皆苦的佛教，恰恰在此时进入，恰恰满足了老百姓悲观痛苦绝望的情绪。不仅如此，它同时还提供了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学说，用来说明为啥你这辈子这么苦，原因自然是以前你造的业，附带地，也送上了修行法门，即使咱不能涅槃解脱，进入“常乐我净”，至少，下辈子在六道里面，您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位置。

就这样，长时间的乱世，让佛教征服了中国底层老百姓。虽说同一时间，也有中国道教的崛起，但毫无疑问，比起早期的道教，佛教的精神安慰功能更加强大，也更让老百姓信服，再加上早期和尚们的各种“神通”和神秘主义，让佛教从汉朝末年开始，在中国迅猛地流行起来。

除了精神需求，早期佛教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让一个尊崇儒家，注重伦理秩序的国家，接受佛教这种动不动就让你出家的学说。一些大和尚就在文字上下功夫，在宣扬佛教的时候，往往都和儒家扯上关系。

公元195年，也就是东汉兴平二年，有一位叫牟子的，写了一本书，叫《牟子理惑论》，简称《牟子》。这本书很了不得，概括地讲，他用问答的形式回答了当时王侯贵族和市民百姓对佛教理论的六个困惑。

其中的一个困惑是佛教它不是中华经典，是蛮夷的学说，况且孔老夫子还说了，“子不语怪力乱神”，作为一名中国人，弄一个从蛮夷传过来的，还大谈生死鬼神的宗教，这完全和圣人思想相违背。《牟子》这本书对这件事作了辩解，它借用孔夫子的嘴说，“君子博取众善”，人家佛教无论是什么，好的地方我们都要去学习。然后牟子又借了孔子学生子贡的嘴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也就是说，孔子自己也没有固定的老师啊，我们听孔老夫子的话是对的，但是孔老夫子的学问也不是天生就有的，他也是不断学习来的，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么和三哥学学佛又有什么错呢？至于说释迦牟尼老师是外国人，是蛮夷，那也没啥了不起，《史记》上都说了：“禹兴于西羌”，领着我们治理洪水的大禹老祖宗还是从野蛮人的地方来的呢，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最重要的是，《牟子》这本书东拉西扯，最后居然把佛教的“戒定慧”，归纳到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上面，说释迦牟尼老师这套学说相当地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最高纲领就是家庭伦理和睦，和我们圣人孔老夫子的教导那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说这就是瞎扯了，想当年佛祖为了求道，那可是抛家弃子的了。但这事儿这时候肯定不能提，要提的，只能是那本《佛说盂兰盆经》，因为里面有目腱连把母亲从饿鬼道救出来的故事，不仅提，还要大肆宣扬目腱连的神通广大，和孝心满满，这两样对老百姓最有说服力，那是杠杠滴给力。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佛说盂兰盆经》广为传播，成了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佛门经典。

所以，《牟子》这本书的最大意义，就是用中国传统的儒家解释了佛教。事实证明，这样的方法很容易被大家接受，以后屡次儒家批判佛教时，佛教的大和尚们基本都采用这个策略，也就是用儒家的学说包装佛教，然后为自己辩解，等于是先和你捆在一起，再让你来揍我，一不留神，你就会伤到自个儿，疼得呲牙咧嘴。

顺便说一句，《牟子》这样一本牛掰的著作，作者是谁，到今天我们也没搞清楚，牟子只是一个化名，正应了那句话，“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也许，当年的作者想不到后来佛教是如此牛掰，虽然为佛教摇旗呐喊，也怕留一个千古骂名。但他也许不知道的是，这种无心而做的善举，恰恰是佛教认为功德最大的一种修行，所以，此人可能已经修成了正果，现在都是某某菩萨了。

得到了上层社会和底层老百姓的认可，是不是佛教就此高枕无忧，在神州大地上畅通无阻了呢？我们说如果是这样，那它今天在中国的地位，可能也就和我老家萨满教差不多，那是完全不可能达到儒释道三家鼎立局面的，想和发展了几百年的儒家，以及同一时间崛起的，基于传统文化的道教竞争，佛教还必须要拿出点真本事来，或者说独特而充满魅力的思想，那么，佛教有吗？这个，我们下集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