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巴西

离开那个地方以后，我不得不登上陆地好几回，去弄淡水，尤其是有一回，在一大清早，我们在一个相当高的小岬角旁抛了锚。正在涨潮，我们一动也不动地躺着，等潮大了，向陆地开进去一些。看来苏利比我沉不住气，他的眼睛老是东张西望，忙乎个不停。后来他轻轻地叫我，告诉我，我们最好离岸远一些。“因为，”他说，“瞧，那边小山坡上躺着一头可怕的大野兽，它睡得挺沉哩。”我向他指的方向望去，看到确实有一头可怕的大野兽，因为在一座小山的阴影笼罩下，有一头形状凶猛的大狮子躺在岸边。“苏利，”我说，“你应该上岸去杀了它。”苏利显出一副吓坏了的模样，说：“我杀!它一嘴就把我吃掉了。” “一嘴”，他的意思是“一口”。不过，我不再跟那个小男孩说话，而是吩咐他躺着，一动也不要动，接着拿起我最大的那杆枪，口径大得几乎像一杆滑膛火枪，我在枪内装了大量火药和两颗形状不规则的子弹，然后把它放下;接着，我又在另一杆枪里装了两颗子弹。第三杆(我们一共有三杆枪)里，我装了五颗比较小的子弹。我拿起第一杆枪，尽可能地对它瞄准，要射它的脑袋，但是它躺着的姿势是一条腿比它的鼻子高一点儿，所以两颗子弹大约打中了它大腿的膝盖部分，打断了膝盖骨。它先是吼叫着跳起来，发现自己的一条腿断了以后，又倒了下去，接着用三条腿撑起来，发出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最难听的咆哮。我有一点惊讶，竟然没有打中它的脑袋。不管怎样，我马上抄起第二杆枪;尽管它在开始走开了，我还是又开枪了，打中了它的脑袋，满心欢喜地看到它倒下去，喊叫声也变小了，在挣扎着企图保全性命。于是，苏利来劲了，求我让他上岸去。“好吧，去。”我说。听了这话，那个小男孩就跳进海水，一只手拿着一把短枪，另一只手划着水，向岸游去，来到那头野兽跟前，用枪口对准它的耳朵，把枪子儿打进它的脑袋，这才结果了它的性命。我们确实打了一次猎，但是狮子肉是没法吃的。我用去了三发弹药，打中了一头对我们毫无用处的野兽，实在感到惋惜。但是，苏利说，他一定要取一点它的肉，接着他来到船上，要我把短柄斧给他。“干吗要斧子，苏利?”我说。 “我砍掉它的脑袋。”他说。然而，苏利没法砍掉它的脑袋，但是他砍了它的一只脚，带了回来。真是一只大得吓人的脚。

　　不管怎样，我想起，狮子皮也许对我们多少有点儿用处。我打定主意，要尽可能地把狮子皮剥下来，所以苏利和我就去干活儿。不过，干这种玩意儿，他比我强多了，因为我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干。说真的，剥这张狮子皮花了我们两人整整一天工夫，但是终于把皮剥下来了，把它铺在我们的舱房顶上。阳光真管用，两天后就把它晒干了，以后，我就躺在那张皮子上。

　　经过这番耽搁以后，我们继续往南行驶，航行了十天或者十二天吧。食物所剩不多了，我们只得节省着吃，而且除了我们不得不去弄水以外，我们绝不上岸。我的决定是要驶到冈比亚河或者塞内加尔河去——这就是说，驶到佛得角一带任何地方——我希望在那儿遇到一艘欧洲人的船。我要是遇不到的话，那就不知道走什么航线了，只有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佛得角群岛，要不，这条性命就要断送在黑人手中了。我知道从欧洲来的一切船只，或者是去几内亚海边的，或者是去巴西的，或者是去东印度的，都要停靠佛得角或者佛得角群岛。一句话，我把我的生死存亡整个儿押在这个行动上，我非得遇上一艘船不可，要不，就难免一死。

　　我上面说过，我凭着这个决心，又航行了约莫十天光景。这时候，我看到陆地上有人居住，而且在我们航行过的两三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人站在岸边看我们。我们也能看出他们是黑人，而且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我一度打算上岸去，同他们见见;但是苏利是比我高明的顾问，对我说：“不去，不去。”尽管没有上岸，我还是把船靠近岸边一些，这样可以同他们说话。我发现他们沿着海岸在我身旁跑了好一阵子。我注意到他们手里没有武器，只有一个人除外，他拿着一根细长的棍子。苏利说那是长矛，他们扔出的长矛距离远，目标准。所以我同他们保持着远距离。我尽最大的努力用手势同他们交谈，尤其是做出种种要讨些吃的东西的手势。他们也用手势表示，要我停住船，他们会弄些肉来给我的。看到这个表示，我把帆落下，顶着风停住船。他们中间有两个人离岸向内地跑去，不到半个钟头回来了，带着两块干肉和一些当地出产的粮食。但是，我们既不知道那是什么肉，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粮食。虽然我们挺愿意接受这些吃的，然而怎么接过来却成了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叫人为难的问题，因为我不敢冒险上岸，走到他们跟前去，而他们也同样害怕我们;但是，他们采用了一个对我们大伙儿都安全的办法。他们把食物送到岸边，放在地上，然后退后许多路停住脚，等我们把食物拿上船以后，才重新走近我们。

　　我们用手势向他们表示谢意，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但是，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极好的向他们报恩的机会，因为我们停靠在岸边的时候，有两头猛兽从山上向海边发疯似的跑来。据我们猜想，是一头在撵另一头，是不是雄的在撵雌的，是不是它们在闹着玩还是在发怒，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常有的还是难得的现象。不过，我认为这是难得的，因为第一，那些肉食的猛兽除了在夜晚以外，难得出现;第二，我们发现那些人都吓坏了，尤其是女人。那个拿着长矛或者说标枪的人并没有从野兽身旁逃开，不过，其他人却纷纷逃散。不管怎样，两头猛兽看来并没有向哪个黑人扑去的意图，径直冲进海来，在海水里游来游去，好像它们是来嬉水似的。后来，有一头猛兽游近我们的艇子，游得比我起先料想的更近。我早已准备好对付它了，因为我已经用最快的速度在一杆枪中装满了弹药，还吩咐苏利装满了另外两杆。等它完全游进我的射程，我就马上开火了，把枪子儿直截了当地打进它的脑袋。它一下子沉下水去，但是马上浮起来，上下翻滚，好像它在挣扎求命似的。它确实是在求命。它向海岸游去。但是，它中了那致命的一枪，又受到海水的窒息，刚游到岸边，就死了。

　　那些可怜人对那一声枪响和火光表示的惊讶，是没法形容的。他们有几个吓得魂灵出窍，摔倒在地上，几乎吓死了。当他们看到那头野兽已经咽气，沉入水中，而我在做手势，让他们到岸边来的时候，他们才重新振作精神，来到岸边，找寻那头畜生的尸体。我根据它的一片染红了海水的血迹发现了它，用一条绳索绕住了它的身子，交给黑人们使劲地拉，他们把它拉上了岸，才看清那是一头极珍稀的豹子，浑身斑点，形状漂亮，令人赞赏。黑人们纷纷举起双手，表示惊奇，想不通我是用什么东西结果了它的性命的。

　　另一头猛兽被火光和枪声所吓，游上岸去，径直从它们的来路，逃上山去。由于隔得远，我看不出那是一头什么野兽。我很快就发现，那些黑人想吃那头豹子的肉。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好让他们当做我为了表示友好而送的一份礼物来接受。我向他们做手势，表示他们可以收下;他们表示非常感谢。他们马上动手来处理它。尽管他们没有刀，但用一片削尖了的木片很快地剥掉了它的皮，比我们用刀子剥快得多。他们给我一些肉;我拒绝了，装出我似乎一定要给他们的模样，但是用手势表示要那张皮。他们非常大方地给了我，又给了我许许多多他们的食物。尽管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然而我收下了。然后，我做手势，向他们讨一些水，取出我的一个罐子，把罐底朝上，表明罐子是空的，我要求把罐子灌满。他们顿时对几个同一部落的人高声喊叫。两个女人跑来，带来一个大桶。那是用泥土做的，做成后，我想，是在太阳底下晒干的。同刚才一样，她们为我放下桶。我就差苏利带着我们的三个罐子上岸，把它们一股脑儿灌满。那两个女人同男人一样，也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

　　我现在总算有了块根和谷物，尽管算不上是好食物，还有了淡水，就别过了我那些友好的黑人，又向前航行了约莫十一天光景，用不着靠近海岸，直到我看到在我前面，隔开约莫五六里格光景，有一片很长的陆地向外伸出，伸进海去。我就远远地离开海岸线，向那个岬角驶去。我终于在离开陆地约莫两里格的地方绕过那个岬角，清楚地看到了另一边面朝大海的陆地。于是，我断定，而且确实是千真万确的，那是佛得角，而这些岛是由于佛得角而得名的佛得角群岛。然而，角和群岛隔得很远，我拿不准该怎么办才好，因为我要是陷在一阵大风中的话，只怕哪儿都去不成，落得一场空。

　　在这种尴尬的困境中，我心情沉重地走进舱房，坐下来;苏利在掌舵，那个小男孩突然大叫：“主人，主人，一艘张着帆的船!”那个愚蠢的孩子吓得魂灵出窍，认为他主人一定派出了一些船来追捕我们，那是其中一艘，而我却知道我们已经离开得很远，足以摆脱他们了。我跳出舱房，不但马上看到了那艘船，而且看到了那是一艘什么船，原来那是一艘葡萄牙船，我猜想，是开往几内亚海岸去装运黑人的。但是，我仔细观察了它的航线以后，很快就深信，它在向别处开去，压根儿没有一点靠近海岸的打算。我随即尽可能地张起了所有的帆向海上驶去，要是可能的话，决定跟他们谈谈。

　　尽管我张起了所有的帆，我发现，我还是没法撵到他们前面去，所以在我可以向他们发出任何信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我把艇子上的帆都张了起来，开始感到绝望以后，他们似乎凭着望远镜看到了我，看到那是一艘欧洲人的艇子，他们猜想，那一定是属于一艘出事的海船上的，所以他们缩帆减速，让我撵上去。我受到这个举动鼓励，再说我有我监护人的船旗在艇上，就用旗向他们挥舞出船只遭难的信号，还开了一枪，这些他们都看到了，因为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看到了烟，虽然没有听到枪声。看到了信号，他们非常友好地停住船，等待我，约莫三个钟头光景以后，我撵上了他们。

　　他们先用葡萄牙语，后来用西班牙语和法语问我是干什么的，但是我都听不懂。最后，船上的一个苏格兰水手高声招呼我。我回答他的话，告诉他我是英格兰人，刚从萨累的摩尔人的奴役下逃出来。然后，他们让我上船，非常友好地接纳了我和我的一切东西。

　　我原来落在一个多么悲惨、几乎绝望的境地，据我看，现在是脱离苦海了，任何人都会相信，这对我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喜悦。我马上表示，要把我所有的一切送给这艘海船的船长，来报答他的搭救之恩。但是他大方地告诉我，我的东西他什么都不要;等我到了巴西以后，凡是我的东西都会一样不少地交还给我。“因为，”他说，“我救你的性命就像我乐于救自己那样，是没有其他条件的。也许有一天，我运气不好，也可能落到同样的境地，再说，”他说，“我把你带到巴西以后，那儿离你自己的国家那么远，我要是拿走你的一切东西的话，你会在那儿挨饿的，这岂不是我取走了我救你的这条命吗。不，不，英格兰先生，”他说，“我的英格兰先生，我一定不收任何东西，把你带到那儿。靠这些东西，你还得在那儿买口粮，还得付你回家的旅费。”

　　他的话固然说得厚道，他的行动也正大光明，一丝不苟，因为他吩咐海员们一个都不要打主意，要我什么东西;然后，他自己把我的一切保管起来，开了一张详细的清单给我;将来我可以凭单取回东西，甚至我那三个瓦罐也没有漏掉。

　　约莫二十二天光景以后，我们顺顺利利地来到巴西，停在诸圣湾。而今，我已经再次从我最糟糕的境地中摆脱了，就得考虑下一步我该怎么办了。

　　那位船长那么慷慨地待我，真叫我终生难忘。他不收我乘船的费用，出二十达克特买下我艇上的豹皮，花四十达克特买下狮子皮，还把我存在大船上的东西一件不差地还给我。凡是我愿意出售的，他都买下，譬如说，那箱酒、两杆枪和剩下的黄蜡——因为我已经用掉一部分做蜡烛了。一句话，我把我所有的货物卖到二百二十个每枚值八雷阿尔的银币，拿着这笔钱在巴西登陆。

　　我在巴西没待多久，船长就把我介绍到一个像他自己那样善良、正派的人的家中去。那人有一个厂子，人人都管它叫厂子，事实上，是一座种植园和一个炼糖工常我跟他一起住了一阵子;就这样，我学会了种植和炼糖的诀窍。看到种植园主们的生活是多么舒适，他们是怎样一下子就发了财，我打定主意，我要是被批准在那儿定居的话，我一定会跟他们一样做个种植园主，还同时决定找到一个途径，让人把我留在伦敦的那笔钱汇给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弄了一份入籍许可证，还动用我的全部钱财，买进没有开垦过的生荒地，而且为我的种植园和定居拟订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同我打算从英国汇来的那笔钱是相称的。

　　我有一个邻居，一个生在里斯本的葡萄牙人，但是父母都是英格兰人，他姓威尔斯，处境同我非常相像。我称他为邻居，因为他的种植园紧靠着我的。我们两人一直来往得很密切。我的资金很少，他也一样。约莫两年光景，我们情愿只种植庄稼，别的什么都不种。然而，我们开始增加收入了，我们的土地也开始治理得整整齐齐了，所以在第三年，我们种了一些烟叶，还各自准备了一大片来年种甘蔗的土地。但是我们两人都缺乏帮手;这时候，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楚地发现，跟我的小男孩苏利分手，我是干了件错事。

　　唉!我一向就不会把事情办对，干错了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事我既然已经没法补救，只得继续干下去。我被一种同我的天性不近的、完全同我喜爱的生活相反的行为拖累住了。想当初我为了我喜爱的生活抛弃了我父亲的家，违背我父亲的一切好意劝告。不对头，我正在进入的正是那个中间阶层，或者说平民生活的上层。我父亲以前就劝过我这么干的，而我要是决心继续干下去的话，大可以待在家里，用不着像我所做的那样在异国他乡折腾得筋疲力荆我时常对自己说，我要是愿意这么干的话，原可以待在我的英格兰伙伴们中间干，何必来到五千英里外，待在陌生人和野蛮人中间，在荒野里干呢，何必同世界各地隔得那么遥远，始终听不到从哪里传来一丝半点我认识的人的讯息。

　　我就是这样带着懊悔已极的心情看待我的处境。我没有人可以交谈，所以只得时不时地同那个邻居聊聊。除了那些力气活儿以外，我也没有活儿可干，所以我经常说，我就像一个被抛弃在一座荒岛上的人，岛上除我以外，别无他人。世上的事情真是再公道都没有啦!所有的人在把他们当前的处境同不如他们的人相比的时候，怎么想得到，老天爷可能改变他们的处境，用他们后来的经历使他深信，他们早先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说，世上的事情是多么公道;我要是把当时过的生活继续下去的话，我大有可能发财致富，飞黄腾达，我却时常把我当时的生活比作独处荒岛，谁想得到我后来却真的在荒岛上孤独地过日子。

　　那位把我从海里救到船上的好心的船长，我的朋友，要返航的时候，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我的种植生涯了，因为那艘船在巴西停泊了将近三个月，接受运送的货物和做好航行的准备。我告诉他，我在伦敦还存着一小笔款子，他向我提出了这个友好而真诚的想法：“英格兰先生，”他说，他一向这样称呼我，“要是你给我一份我的身份证明和一份正式委托书，吩咐那个在伦敦给你保管钱的人把你的钱汇到里斯本我指定的人名下，让他为你购买对这个国家适用的货物的话，我在回巴西后，要是上帝许可的话，一定会让你靠那些货物赚钱的。不过，世事总是多变，灾难在所难免，我奉劝你不如吩咐只汇一百镑来，你说过，这是你的一半存款。不妨用你的一半钱先来冒冒险，要是办理得顺利的话，那么另一半也可以照此办理;要是失败了的话，那你还有一半可以依靠，不至于愁没钱花。”

　　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主意，而且听起来完全出于好意，所以我没法不相信这是我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就按照那位葡萄牙船长的设想，办理了一份给那个保管钱的夫人的船长身份证明书和一份给船长的委托书。

　　我详详细细地在信中向那位已故的英格兰船长的妻子叙述了我所有的经历：我的被俘，出逃和怎样在海上遇上这位葡萄牙船长，他待我是多么爱护备至和我现在的境况，还写明其他一切我需要的东西的细目。那位正派的船长来到里斯本以后，设法通过当地几个英国商人，不但把我的吩咐，而且把一份叙述我的全部遭遇的材料转交到一个全权代表她的伦敦商人的手里。于是，她不但汇去了钱，而且自掏腰包，送给那位葡萄牙船长厚礼，感谢他对我宽厚和仁爱的照顾。

　　那个伦敦商人收到一百镑以后，按照船长所开的清单，一一办好了那些英国货，就直接发到里斯本给他;他把货一无损失地运到了巴西。货物中还有我没有指明要(因为我在业务上是个生手，没有想到)，而是他细心想到的，干种植业不可缺少的一切工具、铁制品和用具，这些都对我大有用处。

　　这些货运到后，我认为我已经发了财，因为这些工具叫我又惊又喜。已经成为我的好管家的船长还自掏腰包，用五英镑(这是我的朋友送给他，让他给自己买一件礼物的)，买下了一个为期六年的卖身奴仆，带来给我，而且不愿接受我的任何谢意，只收下一点儿我硬是要他收下的、我自己种的烟叶。

　　我要是在眼下的处境中继续干下去的话，将来有的是机会享用一切眼下还没有享用过的最幸福的事物。我本来应该顺应自然和天意，因为两者都向我呈现出一个再清楚不过的景象，并使我把顺应自然和天意作为责任去好生努力，去顺顺当当地追求光明的前途和生活的方法。没想到，我却由于执迷不悟，死抱着要在海上闯荡这个愚蠢的爱好不放，偏偏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最终落得彻底失败。

　　我既然有过一回干出了撇下我父母的这种行为，现在岂肯安分守己。我是非走不可，终于丢掉这个靠我新办的种植园发财致富的想法，而是一味想用轻率而肆无忌惮的、不是常情所容许的手段，去更快地发迹。这样，我又把自己投进了一个苦难的深渊，一个以前人类从来没有陷进去过的最深的苦难的深渊，或者也许可以加上一句，它总算还不至于要人的命和还让人保持健康。

　　那么，还是来如实地谈谈我这部分遭遇的细节吧。你可以料想得到，我眼下在巴西居住了几乎四年了，靠我的种植园开始富起来，而且蒸蒸日上，我不但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而且在我的种植园主同行们和在我们的港市圣萨尔瓦多的商人们中间结识了一些熟人和交了一些朋友。我在同他们交谈的时候，时常向他们谈到我去过几内亚海岸两次和同那儿的黑人做交易的情形，还说在那儿以货易货是多么容易，用一些玩意儿，譬如说，料珠、玩具、刀子、剪刀、短柄斧、玻璃小首饰诸如此类的东西，不但可以换到金沙、白豆蔻种子、象牙等，而且可以换到大量黑人，供巴西使用。

　　我在谈到这些方面的时候，他们总是非常专心地听着，尤其是在我谈到买黑人那个部分的时候。当时，贩卖黑人这个买卖不但还很少人干，而且拿这件事来说，一向要有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国王的许可才能从事，这是由国家垄断的，所以贩卖到当地的黑人极少，而且价钱贵得离谱。

　　我偶尔同几个我熟识的种植园主和商人在一起，很热切地谈起了这些事情。第二天早晨，其中有三个来找我，并且告诉我，昨晚他们把我向他们谈的事情反复考虑了好久;他们来向我提一个秘密的建议。他们先嘱咐我保守秘密;然后，告诉我，他们打算装备一艘海船，开往几内亚，因为他们都同我一样有种植园，什么也不缺，只缺少奴仆。既然这是一桩没法干的买卖，因为他们回巴西以后，没法公开出售黑人，所以他们想只出海一次，私下里把黑人带上海岸，把他们分到他们自己的种植园里去。长话短说，问题是我愿不愿意担任船上的商务负责人，在几内亚海岸处理买卖。他们还向我承诺，我用不着出一个子儿本金，将得到一份同样数目的黑人。

　　这个建议，必须承认，要是向任何一个没有自己的住家和种植园(何况这个种植园欣欣向荣，大有发迹的势头，而且还添置了许多设备)要照顾的人提出的话，倒不失为一个相当不错的建议。至于拿我来说呢，我早已干起了种植园这一行，而且已经立定了脚跟，用不着另起炉灶，只要把已经开始的继续干下去，再干上三四年就行。再加上让人把存在伦敦的一百镑汇来，到那时候，靠着那笔小小的增资，几乎不可能不挣上三四千镑，而且还会愈来愈多。对我来说，想去参加一次这样的航行，是一件能使像我这样处境的人感到于心不安的、最荒唐的事情了。

　　但是，我生来就是要毁灭自己的料，没法拒绝这个提议，就像当初我没法抵制那些胡思乱想的计划，使我父亲对我的好言相劝终于没有产生一丝半点用处。一句话，我告诉他们，我一定会十分乐意地出海远行，要是在我出海的日子里，他们会照顾我的种植园，而且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会按照我的嘱咐，处置我的种植园的话。他们个个保证，一定会这么办理，而且立下字据或者说契约，保证办到。而我立了一份正式遗嘱来安排我的种植园和财产，在我去世后，同从前一样，那位救过我性命的船长是我的全权继承人，但是他必须按照我在遗嘱中的指示处置我的财产，一半财产归他，另一半寄到伦敦去。

　　一句话，我采用了一切可能的保证措施来保存我的财产和维持我的种植园。要是我用一半的谨慎来观察我本人的安危，做出了什么该做和什么不该做的判断的话，当然绝不会撇下这么兴旺的事业，置近在眼前的可能发财致富的环境于不顾而去出海航行。这种航行无一不是危机四伏，性命攸关的，且不说我有理由估计到自己会遭到特有的苦难。

　　但是，我不听理性的引导，而是受爱好的摆布，盲目地唯命是从，一个劲儿地干下去。于是，等到按照我同合伙人所谈定的那样，装备好海船，上好货，一切办妥当以后，我在一个不吉利的日子登上了船，那是在一六五九年九月一日。八年前，我就是在同一天离开我在赫尔的父母，为了要反抗他们的权威，结果成了个把自己害惨了的蠢货。

　　我们的船的货运量约莫一百二十吨光景，船上有六门炮、十四个人，船长、他的小当差和我自己除外。没有大件的货物，装的尽是小玩意儿，譬如说，料珠、玻璃小挂件、贝壳和稀奇古怪的小首饰，尤其是小玻璃镜、刀子、剪刀、短柄斧诸如此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