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的一生，浮萍颠沛，诗词为根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之中。叶嘉莹的家庭是当时颇有地位的满人家族叶赫那拉氏，在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统治之后，满族人大多数将姓氏从满姓改为汉姓，叶嘉莹的家族便也将姓氏从叶赫那拉改为叶。叶嘉莹的曾祖父在咸丰同治时期曾经官至二品，她的祖父也是光绪时期的进士，而叶嘉莹的父亲叶廷元也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可以说得上是民国时期的书香门第。

成长在这样的家族中，自然会对叶嘉莹的人生带去非常深刻的影响。叶嘉莹曾经在自述中说过，她在刚开始学习时其实经历过很多封建社会的文化传统，比如在叶嘉莹开始读书的第一天，父亲叶廷元在家中举办了一场传统的拜师仪式，还在家中立了一块“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牌子，叶嘉莹和弟弟都要给这块牌子磕头。叶家的家教也可想而知地严格，基本也不太让叶嘉莹出门。叶嘉莹从很小就开始学习背诵唐诗，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封建传统教育的一个必要环节。

但是，虽然叶嘉莹童年时期的教育环境属于传统封建文人的家庭教育氛围，她所接受的教育内容却绝对超越了我们对封建教育认知的范畴。叶嘉莹开始读书时接触到的内容，并不是我们刻板印象中儒家教育里单调的四书五经。她的父亲叶廷元作为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有着非常广阔的知识视野，他很早就教授叶嘉莹认字，他会用毛笔在黄表纸上写字，遇到需要读多音的破音字就圈出来单独讲授，之后他还用这种方式来教授英文，帮助叶嘉莹理解中英文在词性和读音变化之间的差异。

另外，叶嘉莹童年时虽然拜的是孔子，主要学习内容以《四书》为主，但每天下午也要同时学习数学，她的姨母还会在第二天检查叶嘉莹的数学作业。因此，叶嘉莹虽然在十岁之前接受的都是旧式家庭教育，教育的内容和质量却并不平庸。叶嘉莹父亲之所以拒绝让她去外面的小学接受新式教育的原因，还是革命之后的民国初期并没能建立起完备的教育系统，那些要求小学生们背诵的顺口溜在叶家看来自然与中国古代诗文毫无可比性。

那么，叶嘉莹那时候背诵的诗词，对当时的她而言带来了什么不同呢——其实，也并没有。叶嘉莹本人在自传中写过，很多当时背诵的唐诗她自己也完全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基本就是大人们让背，她就照着背下来，只是背得多罢了。然而，这些背诵了无数遍的诗词已经深刻留在她的记忆中，在之后的某些日子里，叶嘉莹在一些触景生情的瞬间想起这些诗句，那些诗词的生命力便纷涌而来，诗词的意义和魅力便因此闪烁。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叶嘉莹对荷花的理解。

因为出生在六月“荷月”，父母便给叶嘉莹取了“小荷子”这样一个小名，加上家里的祖父禁止在院子里种植物，只能在水缸里种植几株荷花，小叶嘉莹便对这个植物充满了好奇心。她阅读诗歌，记下了很多与荷花相关的句子，在《尔雅》中对比观察荷花的茎叶，还自己写了与荷花相关的诗词。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看着巷口处逃难的同胞，无家可归的人，叶嘉莹才蓦然对荷花以及莲花的意味以及其中的宗教寄托有了极为深刻的感触，从它的外表构造走向了精神的内部。

怀锦瑟。向谁弹。掷流年。

叶嘉莹出生在战乱的动荡时代，这一点那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无法避免。十岁之后，叶嘉莹被父亲送到了教会学校读五年级，读了一年后，叶嘉莹考入了初中，与外界接触更多的她也亲眼目睹了很多那个时代所遭受的战火与苦难。在叶嘉莹的生命里，她经常会提到自己的无可奈何和无法选择，小时候在家里关门念书，不是她的选择；大学毕业后的自然分配，也不是她的选择；内战结束后她离开大陆前往台湾，也是局势所致并非自己的选择；之后在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开设古诗词课，也不是她自己的选择。甚至在人生重要的婚姻大事上，叶嘉莹自主选择的因素可能都并不多。

她对自己的形容就像古诗词中的浮萍一般，环境将她放在哪里，她便在哪里安身，即使是深处台湾最艰难的、中断了古诗词事业的那些岁月里，“那时候不是不喜欢古诗词，顾不得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得苟且偷生”。

在这些岁月里，可以说是自幼熏陶而出的不假外物的思想状态支持着叶嘉莹度过了那些年，在颠沛流离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可以丢掉，因为日后还可以再卖回来，叶嘉莹一直带在身上的是她心中的两件无价之宝，一个是她在大学上课时记录的顾随先生的课堂笔记，另外则是辅仁大学的另一位老师戴君仁给她的作业批改。这两件东西她一直保留在身上，并且在之后找到了契机进行整理和出版。在她看来，对顾随讲课笔记的保留和戴君仁古诗吟诵记录的整理是她生平做出的贡献最大的两件事——而非她自己的研究。

叶嘉莹极少提到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因为这其中充斥着太多的苦难。1941年，在叶嘉莹刚刚考入辅仁大学之后，年仅44岁的母亲便因子宫生瘤而去世，那时日本侵略的战火已经在中国全面蔓延，叶嘉莹身处沦陷区，而她的父亲则远在后方，很长一段时间里叶嘉莹也没有告知父亲这个噩耗，父女二人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得以重聚。独自留在沦陷区的叶嘉莹在之后的时间里担任着中学教师的工作，承担着养家的责任，和伯父伯母共同养育着两个年幼的弟弟。

关于1948年结婚的对象赵忠荪，叶嘉莹在自述和采访中对他的提及都并不多，但从已有的信息中，大概可以得知她和赵忠荪的生活以悲剧居多。在两人相识的过程中，叶嘉莹也是出于相对被动的一方，虽然她对于婚姻有着非常谨慎的态度，而且彼时叶嘉莹的追求者也不止赵忠荪一人，但年复一年，叶嘉莹最终还是被赵忠荪持之以恒的态度所感动，两人最终于1948年完婚，而这也是叶嘉莹颠沛生活的开始。

因为战争导致的工作变动，叶嘉莹也只得跟着丈夫一同颠沛流离，丈夫在南京的士兵学校教书，她便搬去了南京，之后因为内战又跟随丈夫从南京逃到上海，最后又坐船跑到台湾。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台湾之后的状况更加糟糕，蒋介石在台湾掀起了一段白色恐怖的时期，丈夫赵忠荪被指控为具有“匪谍”嫌疑，因而被捕入狱，甚至叶嘉莹本人也没有幸免，在女儿还不满周岁的时候，叶嘉莹就突然被彰化警察局指控说思想有问题，要被送去台北警备司令部。虽然经过一番争辩后被释放了出来，但叶嘉莹也因此失去了工作。那段时间，叶嘉莹母女们只能在丈夫姐姐家的走廊上打地铺生活。一直等了三年，赵忠荪才被当时的台湾“政府”释放并恢复正常工作，本以为终于等到了家庭团聚，没想到三年后叶嘉莹迎来的却是丈夫的性情大变。本来对叶嘉莹还算温存体贴的丈夫，出狱后变得心情暴躁，甚至还经常对叶嘉莹实施家暴。这是叶嘉莹极不愿意回顾的过往，直到2010年赵忠荪去世，她所写的诗句“一握临歧恩怨泯，海天明月净埃尘。”也更像是一种宽恕。这也是为何她曾经说过，自己一生并没有找到可以应和的对象的原因。

来自家庭的打击还不止如此。1976年，刚刚结婚三年的长女言言又和丈夫一同在车祸中不幸罹难。悲恸不已的叶嘉莹先后在悲痛中写了十首《哭女诗》。

可以说，叶嘉莹的一生充斥着各种变数，时代和命运都在她身上施加了太多的折磨，然而她生命的意志并没有因此而被侵蚀掉。也许正是她在古诗词中读到的种种际遇，让她很早就对人生不定拥有了太多理解，也让她在最压抑的日子里能拥有一份极为稳定的精神寄寓。从结婚，到工作，到颠沛流离，正如叶嘉莹所说，她的那些生活里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她几乎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一切。她认为，自己做出的自主选择的事情或许只有一件，那就是1979年，她决定回到古诗歌诞生的土壤，将古诗歌阅读的河流延续下去。

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

在回到大陆之前，叶嘉莹长期在国外教授中国古诗词课程，但中外文学的差异经常会让她感到非常别扭。首先在面对诗歌时，语言永远是无法翻越的隔阂。

“我一般不赞成翻译。诗歌的美感都在语言文字上，一旦改变了文字，就不行了。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While picking Chrysanthemum by the Eastern hedge, I saw the distant the Southern hills.’味道就变了。所以我常常掰碎了，把里面的生命解释出来。而在当时的外国古诗词课程中，所有课程都是用英文教授的，教授们也是用翻译审美的方式来教书，拿出一首诗让研究生们翻译，然后品评翻译的好坏。”

叶嘉莹在教书的过程中努力去打破了这一点，尝试让学生通过阅读古诗词来让文字和生命经验之间建立联系，而非停留在文字审美层面。为此，她也努力在中西方的文学审美理论间进行调和，例如中国古诗词的哲学解读很多是与道家和儒家经典相关的，而构成道家和儒家哲学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以具体故事的轮廓出现的，但是西方理论则是以概念为主。“兴趣”“神韵”这些概念很难在西方理论中解释，但同时，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一些词源学研究方式也容易在中国古诗词阅读中被忽视。叶嘉莹在教书的过程中经常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古诗词进行阐释，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古诗词的阅读产生生命力。

然而，最需要这股生命力，也最能理解这种古诗词生命力的，终归还是中国自己的这片土壤。

对于中国的古诗歌教育，叶嘉莹有着巨大的热忱。她的古诗词教育不仅仅是面向那些大学里的研究生和专业人士，作为重视心灵层面的古诗词学者，她对诗歌的启蒙教育也非常重视。叶嘉莹的骨子里是有着中国传统的“儒家”和“士”的思想的，她坚信古诗歌中所蕴含的精神能够熏陶人的心灵，能够净化社会上的道德败坏。在启蒙教育方面，她很看重儿童时期的记忆力，认为儿童的理解力虽然较弱，但是强大的记忆力可以让他们在脑中保留对古诗词的认知，而等到他们成年后，在不同的人生遭遇中，自然会对古诗词产生来自生命的理解。她给出建议，认为小孩子背诵经典将会让他们终生受益，千万不要认为小孩子无法理解中国古代经典的内容就觉得那些东西没有用，相比于现在一些粗糙的内容，古人们留下的精华作品将会对人的心灵产生启蒙。

在这片土地上，叶嘉莹将自己的全部人生倾注到了古诗词教育上。2018年，94岁的她变卖了两套祖上的房产，捐出了1800万成立了“迦陵基金”。2019年，她又捐出了1711万的积蓄给南开大学，用于中国的古诗歌教育。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坚持讲课，即使是高龄的她依旧在大学里坚持站着讲课。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叶嘉莹想要通过教育保留下来的，是中国诗歌的“吟诵”传统，这是她自己从辅仁大学那里接受到的中国诗歌的独特魅力，也是只有中国诗歌才具有的文学传统，与外国文学的朗诵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

中国古诗词中的生命力，支撑着叶嘉莹走过了那些纷乱且压抑的岁月，而同时，叶嘉莹从古诗词中所获得的那种生命力，也让她成为了一个从心灵出发的学者，让中国古诗词中这种最绵延不绝的感染力不断流传下去。

“我在为《诗馨篇》一书所写的序说中，曾经提出说：‘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一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我们一定要有青少年的不断加入，‘来一同沐浴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才能使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一个人的道路总有走完的一日，但作为中华文化之珍贵宝藏的诗词之道路，则正有待于继起者的不断开发和拓展。至于我自己则只不过是在这条道路上，曾经辛勤劳动过的一个渺小的工作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