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作家宗璞：困难终会克服，生活多是可爱|封面头条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雷蕴含 何宏杰 北京摄影报道 海报制作：王思祺

中国当代作家中，宗璞是风格极其显著的一位。她有着非同一般的书香家世——父亲是哲学家冯友兰，母亲任载坤是辛亥革命先辈任芝铭之女，是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知识女性。她的叔叔是地质学家、“丹霞地貌”命名者冯景兰，姑母是“五四”时期与冰心齐名的作家、古典文学专家冯沅君。

2024年10月底，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小组，从成都专程前往北京，在宗璞家中与她进行了面对面深度交流。

虽然今年已经96岁高龄，但宗璞依然对生活充满热爱，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她笑声朗朗，面色红润，散发出和她作品中一样的蓬勃生命力。她说，“生活在我眼里一直很有意思，我也找不出不热爱生活的理由。就算遇到困难，也还是有解决的办法，生活嘛，都是很可爱的。”

“

书香世家滋养的“兰气息，玉精神”

宗璞幼年成长于清华园，少年时代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大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云集的环境里，她得到过富有才华学识和家国情怀的父辈师长的照拂。拥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家学渊源，又深谙西方经典文学精髓，使得她的学识修养系统而全面。东方传统哲学和西方人文思想，在她的作品中交汇形成了渊清玉絜、光风霁月的艺术气质和格调。这种格调被评论家李子云概括为“兰气息，玉精神”，并得到广泛认同。

很多读者知道宗璞，主要是通过她的散文。尤其是那篇登上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紫藤萝瀑布》，文笔清丽，散发着生命力和希望之光，让很多中学生首次知道“宗璞”这个名字，并记忆深刻。实际上，宗璞的创作体裁多样，除了散文，还有中短篇小说、童话、诗歌、翻译、长篇小说。尤其是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在文学界广受赞誉。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在《宗璞文集》座谈会的视频致辞中评价，该作品“是一个奇迹，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在百病皆生的情况下，她仍然从容细致，推敲地、精当地完成这部大作，把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把西南联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留了下来，这是史笔，也是她深受文坛同行、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

2024年7月王蒙在《宗璞文集》座谈会上视频发言

2024年7月宗璞在《宗璞文集》座谈会上

2024年7月27日，刚过完96周岁生日的宗璞，坐着轮椅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卷本《宗璞文集》出版座谈会。发言中她感慨时间流逝之快，“八十年，路好像很长，又好像很短，一下子就到了现在。”

座谈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协办。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在座谈会上致辞中说，宗璞先生是一位辛勤耕耘八十载的杰出作家，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者。她的作品宛如永不黯淡的明珠，在文学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在座谈会总结时说，“今天大家汇集在此，是为了庆祝宗璞先生创作八十年，庆祝宗璞先生保持创作状态旺盛、保持才思不绝的八十年。对中国文学界、对每一位热爱宗璞的读者来说，这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我们因此感到欣喜、幸福和温暖。”

“

近乎失明状态“口授”近百万字小说

抗日战争爆发后，冯友兰随任教的清华大学南迁，先到长沙又转昆明。宗璞四姊妹随母亲经越南辗转到昆明。宗璞在昆明度过了8年时光，先后在南菁小学、西南联大附中念书，这段经历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书写这段难忘的历程，讲述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故事和精神世界，成为她一生的使命。

1945年1月，西南联大的大学生们组织过一次去云南石林的旅行活动，并邀请闻一多教授参加。作为西南联大附中的学生，宗璞和弟弟也跟着闻先生同去。在石林尾泽小学的操场休息时，有人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闻先生嘴里叼着烟斗，是前景的特写，而宗璞恰好也被拍进去了。小小的她站在远处背景中，看起来好像是站在闻先生烟斗上的小人儿。评论家郭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宗璞散文》导读文中写道，“这张照片冥冥之中似乎有着某种象征意味——宗璞会成为远远眺望的那个人。大师们清晰的特写日渐成为模糊的背影，而宗璞站在时光的罅隙里，在历史的景深中，凝神眺望一个个远去的身影。”

这种眺望和回溯，正是宗璞耗费30多年时间创作完成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原始动机。

在文学创作的路上，宗璞写中短篇小说，写散文，写诗，但她内心一直酝酿一部大作品——为全民抗战、抗战中的知识分子写一部长篇小说，再现那段教育史上的奇迹，让更多人知道父辈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情怀和精神面貌。

在父亲冯友兰生病期间，宗璞一人身兼数职，她戏称自己是父亲的“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她几乎只能在业余、病余、事余进行“业余”创作，自嘲“三余作家”。1985年，宗璞在照顾父亲的间隙，开始《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的创作。从1985年到2018年，历时33年，终于完成了近百万字的《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一共四卷，以文补史，以文证史，堪称一部战争背景下几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在宗璞的书写中，中国一代学人在战火硝烟中的南迁，或为保存中华文脉，或是投身抗战。在羁绊中奋勇成长，在实践中摸索前行，最终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在以西南联大为题材、背景的诸多文学作品中，宗璞的《野葫芦引》受到业界高度评价。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指出，鹿桥的小说《未央歌》侧重“青春想象”，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则更多“文人情趣”，而宗璞则颇具“史家意识”，立意高远，气魄宏大。

令人敬佩的是，这部大作是宗璞在垂暮之年克服种种病痛完成的。“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是宗璞自述生平的一支散曲，透露出了她创作的艰辛与执着。

2000年，第二卷《东藏记》写作开始不久，宗璞的视网膜脱落，经过手术虽未完全失明，但视力极其微弱。加上左手麻木痉挛，脑供血不足时常头晕目眩，她已经无法阅读和写字，只能像父亲晚年那样，靠“口授”的方式写作：请助手记录下来，再反复修改打磨，直到满意为止。四卷《野葫芦引》中后三卷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的。在写作第四卷《北归记》时，宗璞因突发脑溢血，进了重症监护室抢救，很长一段时间里连说话都不清楚，更遑论写作。然而，她以超乎常人的毅力，逐渐恢复了正常，找回了弥足珍贵的记忆。

宗璞说，她之所以克服重重困难也要完成这部书，是因为“要对得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

“

父女情深：“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

1980年，已至耄耋之年的冯友兰，决定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几近失明失聪的他只能口授，由助手记录下来，帮助查对引文等，最终耗时十年，完成了这部7卷本，近150万字的巨著。

1982年9月，宗璞陪同父亲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候机的时候，冯友兰写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慈母是吴清芝，贤妻是任载坤，孝女就是宗璞了。

冯友兰与任载坤

1957年，宗璞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红豆》，这部描写爱情、带着忧伤的小说，一时在全国引起轰动。冯友兰当时写了龚自珍的《示儿诗》勉励女儿，“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还需弱冠争。多识前言蓄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60年代初，宗璞因病常住家中，每当傍晚，她常常和父母去颐和园昆明湖泛舟，览尽落日的绮辉。若干年后，一位当时的大学生告诉宗璞说，那时他常常看见冯先生家坐的船在彩霞中漂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

宗璞在多篇散文中写到自己的父亲冯友兰，落笔处常常是令人动容的日常细节。诸如冯先生吃饭时无论什么饭菜，一律叫好；痛失爱妻，则语：没有你娘，房子太空；面对衰老疾病，则言：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这些细节写出了哲学家在日常烟火中的“呆气”，在人伦情感中的诚挚，在生死面前淡定的“仙气”。评论家郭艳写道，“此种人生境界已然得中国哲学‘胸次悠然’之真谛。这些摹写又和三松堂‘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人气质相互浸润，呈现出一位元气丰沛的冯友兰先生。”

2000年，宗璞的眼睛做了三次手术，对失明的恐惧笼罩着她。她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一个夜晚，我披衣坐在床上，觉得自己是这样不幸，我不会死，可是以后再无法写作。模糊中似乎有一个人影飘过来，他坐在轮椅上，一手拈须，面带微笑，那是父亲。‘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我的心听见他在说。此后，我几次感觉到父亲。他有时坐在轮椅上，有时坐在书房里，有时在过道里走路，手杖敲击地板，发出有节奏的声音。他不再说话，可是每次我想到他，都能得到指点和开导。”

“

乐观面对病痛：音乐和文学是救赎

宗璞从小体弱多病，大大小小做过十几次手术，晚年更是疾病缠身，行动受限、视力微弱。但那股蓬勃昂扬的生命力，始终不曾被掩盖。或许受父亲冯友兰一生所投注的儒家精神影响，宗璞性格质朴，生活态度乐观坚韧。面对病痛和人生的挫折，她从未消沉，无论何时，笔端流淌的永远是阳光与希望。

她那篇著名的散文《紫藤萝瀑布》就写于弟弟冯钟越病重期间。虽然她当时心情无比悲伤，但笔下那开得恣意风流、绚丽灿烂的紫藤萝，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与力量。

除了文学，宗璞还是一名音乐爱好者。音乐和文学给了她力量，然而，更具体的帮助还是人，她的文友。有一阵子，宗璞需要在医院的一间小黑屋病室里接受物理治疗，感觉自己“成为物件”，心情难免低沉。此时，两盘莫扎特音乐的磁带，成了她亲密的朋友，使她忘记种种不适，忘记孤独，甚至觉得斗室中天地很宽。听到《第四十交响曲》，她描述自己感觉像“有一双灵巧的手，轻拭着自己心上的尘垢……他所有的音乐都在说，你会好的。” 宗璞也听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肖邦、勃拉姆斯，但最喜欢莫扎特，“莫扎特可以说是超越了人间的痛苦和烦恼，给人的是几乎透明的纯净，充满了灵气和仙气，用欢乐、快乐的字眼不足以表达。他的音乐是诉诸心灵的，有着无比的真挚和天真烂漫，是蕴藏着信心和希望的对生命的讴歌。他自己受了那么多苦，但他的精神一点没有委顿……他把人间的苦难踏在脚下，用音乐的甘霖润泽着所有病痛的身躯和病痛的心灵。他的音乐是真正的‘上界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