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奠基者：鸠摩罗什、道安和慧远丨中国佛教史丨许小亮

在上一讲的结尾，我和你聊到了在佛教传播的初期，外来的佛教在跟本土信仰竞争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回到梵文原典，从中挖掘出自己的独特价值，因此佛经的翻译就是至关重要的。而在译经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确立的是佛经翻译的理念和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大规模的佛经翻译。随着越来越多的佛教经典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中国佛教在知识领域逐步确立起自身的正当性，这也为佛教融入和引导中国思想发展打下了基础。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佛经的翻译者都是些什么人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来自于西域的传法者，一种是内生于本土的求法者。这两种类型的译经者构成了早期中国佛教译经群体的主流。其中，来自西域的传法者在这个长时期、大规模的译经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本土的求法者的工作则偏重于佛经的注解和传播。他们二者共同主导了早期佛教思想发展和知识传播过程。

在这些人中，我认为有四种类型的佛教传播者在中国佛教早期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佛教体系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确立了中国佛教的构成要素，奠定了中国佛教史演化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中国佛教的奠基者。其中第一种就是佛学概念、知识体系和经典文本的创建者；第二种是中国佛教制度发展方向的确立者；第三种是基于佛经翻译的成果而对佛教思想进行中国化改造的先行者；第四种是在前三者的基础上，将中国佛教思想体系进行普及的推动者。

那么，他们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他们都有哪些代表性的人物？以及他们各自的思想和主张是什么呢？在这一讲，我就先和你来聊一聊这些中国佛教奠基者发挥的作用以及代表性人物。至于他们的思想和主张，我会在接下来的几讲中和你分别聊一聊。

在前面两讲我们谈到，无论是《牟子理惑论》还是《四十二章经》都无法解决中国佛教传播者及信仰者在知识层面，对于佛教正当性的焦虑。而要解决这个焦虑，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历史来看，确实也是如此。在《四十二章经》之后，尽管有很多佛经都被翻译过来了，但往往受翻译者自身的偏好和素养的影响，这些翻译过来的大量佛经，并不能全面体现佛教思想和知识体系的原貌。并且，这些佛经里面对大乘佛教的翻译还是相对零散，而大乘佛教对于佛教思想和知识体系的构成，恰恰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在这个时期，佛教传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必须能够将佛教整体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呈现在中国人面前。尤为重要的是，通过他的翻译和解释，中国人能够接受佛教的基本概念，从而形成对佛教知识和思想体系的初步把握。所以，中国佛教第一类传播者，就是通过对佛经的翻译，在汉语世界建立起了佛教完整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鸠摩罗什。

首先，鸠摩罗什在古典时代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将佛教的基本典籍（包括小乘和大乘）悉数译成了能被广泛理解的汉文，从而在中国本土构筑了佛教的基本知识体系，这是他之前和之后的译经者都无法企及的。虽然在唐代，玄奘大师的译经数量及质量可与鸠摩罗什比肩。但是由于玄奘大师过于忠实原文，使得他在汉文表述上非常佶屈聱牙，从而在受众面上远不如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除了翻译的水平很高之外，他所主导的翻译团队的成员构成也很独特。要知道，佛经的汉文翻译量很大，基本上不是依靠个体来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个非常庞大的团队来分工协作。鸠摩罗什的翻译团队独特在哪里呢？他的团队并不是由专家组成的，而是由虔诚的信仰者组成的。这些信仰者依照鸠摩罗什的讲经实践翻译佛经，使得他们的翻译内容也秉承鸠摩罗什一贯的翻译水准和语言风格。或许在很多佛教史专家看来，鸠摩罗什的团队没有玄奘的“专业”，毕竟玄奘的团队是由朝廷号召的通晓文法的名僧组成的，他们对佛经的把握应该比普通信众更加准确。但是在我看来，鸠摩罗什的译经团队才是中国佛教知识和信仰传播的核心推动力，就是因为团队是由普通信众组成的。原因是早期佛教的传播所依赖的并不是佛教知识的精密与合理，而是信众的虔诚。从这一点来看，由虔诚的信众主持佛经的翻译工作，更能感染当时的普通人。

如果说，像鸠摩罗什这样的佛教传播者所起的作用，是通过两种古典语言之间的自由转换来建立中国佛教知识及其信仰体系的话，那么第二种类型的佛教传播者就是在鸠摩罗什的基础上对翻译过来的经典进行制度转化，从而真正影响中国佛教制度的人。其中称得上奠基者的人，在我看来，则非道安莫属！

首先，道安总结了佛经翻译的原则，从而为佛经翻译指明了中国式的方向。关于道安所总结的佛经的翻译原则，我会在后面专门的一讲中再和你详说。

这里我们重点要说的是道安做的另外两件事。在道安之前，佛教僧团还只是松散的信仰团体，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面对这个情况，道安为僧团制定了基本规则，这就使得僧团的发展有了依据，僧众们的修行也有了固定的格式，这为僧团的壮大奠定了基础。道安都定了哪些规则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道安依据自己的理解，将僧众的姓一律定为“释”。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让佛教僧侣有了统一的身份认同，从而使得僧侣共同体的形成成为可能。

除了为僧团制定规则，道安还发展了新的佛教传播者，那就是广大的士大夫阶层。士大夫参与到推动佛经翻译的事业中来，由此，佛教在中国古典社会有了立身之本。我在前面的课程里说过，佛教的传播者曾经一度被限定在政治精英的小范围群体中，高僧们更多地是通过做国师的方式去传播佛教。他们的首要身份是为皇帝的治国提供对策的顾问，而不是一个宗教的领袖，高僧参与政治，为佛教传播带来过重大危机。但是从道安开始，这一现象在根本上被改变了。例如道安虽然与很多政治人物有来往，但是他从来不牵涉到政治事务之中。更值得指出的是，道安多次带领僧团迁徙，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卷入地方政治势力的争斗。正是通过道安，中国佛教开始面向中国社会，面向中国的士大夫，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秉性，从而能够长期在中国社会立足。

从鸠摩罗什和道安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知识的创生和制度的生成固然是中国佛教奠基者们的任务，而要让新创立的知识体系和制度安排真正在中国扎根，则需要对这种知识和制度进行符合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再解释的工作，并使得佛教能够在未来的发展路径上不断沿着中国化的路径前进，这就是第三种类型的佛教奠基者的任务。其中，东晋高僧慧远或许是最合适的人选，他真正做到了将印度的思想和制度进行“中国化表述”。在这个维度上，慧远比其他任何人都做的要好。最重要的就是他在两个领域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改造：一是僧俗关系的领域，另一个是政治的领域。在僧俗关系的领域，慧远解决了一个在等级制的中国社会，佛教徒地位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需要容忍僧人这个特殊阶层。在政治的领域，慧远通过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的文章，在理论上彻底斩断了佛教东传以来与皇权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关于这两点，在后面专门讲慧远的时候我还会和你详细聊一聊。

应该说，慧远、鸠摩罗什和道安这三种类型的佛教传播者都可溯源到某个个体那里。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宗教，佛教真正要在中国社会立足，必须要有非常多的人能够将佛教的信仰和知识体系，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不断地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呈现，换句话说，普通人需要在生活里看到佛教的存在。要做到这一点，单单依靠某个高僧或某个僧团是不可能的。所以，佛教需要在世俗社会中有一批虔诚的信徒，这些信徒不管是在知识上还是在修行上都与一般的平民不同。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与一般平民共同生活的“精英”。在这个意义上，第四种类型的传播者是一个团体，他们就是在中国古典社会中对于佛法有着深刻领悟，并且依照佛法去修行的“社会精英们”。在佛教传统中，这些人被称为“居士”。

因为他们是一个群体而非个体。所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就构成了普通人认识佛教的媒介，居士通过自身的行为将佛教“日常化为中国人的生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白居易，他通过通俗易懂的诗歌创作将佛教的理念与精神进行了日常化和生活化。如果你仔细体味《长恨歌》和《琵琶行》，你就能领悟其中的佛教的无常理念和慈悲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居士们比其他三种类型的奠基者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更大！我也会专门辟出一讲来和你聊一聊居士佛教的问题。

好了，关于中国佛教传播者的作用和人选我就和你聊到这里。从下一讲开始，我将分别和你具体聊一聊这些人物。虽然这些人物在通常的佛教史著作和课程中都会被提及。但是，在我的理解中，从奠基者的角度去认识他们，能够让我们对他们的理解更加深入和透彻，并获得新的认识。

下一讲我就和你先来聊一聊鸠摩罗什。

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