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卫士”到家庭一分子：宠物如何改变人类世界？

人们为什么选择养宠物？如何获得宠物？宠物如何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自然观念的演变以及动物保护意识的提升对宠物的定义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19世纪到20世纪，家庭与自然界之间的界限以及野生动物与家养动物之间的界限逐渐固化。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消费资本主义、新的消费模式以及不断变化的零售业格局，共同改变了人们获得宠物的方式以及对待作为商品的宠物的方式。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住宅和家庭生活的双重推动作用，促使人类将动物纳入家庭生活和家庭建设的新愿景中。

宠物在家庭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有时起次要的作用，有时起变革性作用——与孤独的人交朋友，与孩子结为密友，甚至会介入夫妻关系中。然而，正如我们将展示的那样，由人类与动物组成的家庭并非总能实现家庭幸福的愿景，饲养宠物常常伴随着各种挑战。

本文选自《宠物革命：动物与现代英国生活的形成》，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宠物一词是最常用于描述动物伴侣的术语

从埃及艳后的猫，到陪伴苏格兰玛丽女王直至被处决的黑色梗犬，从《末日审判书》中的狗和乔叟的猫，到小汉斯·霍尔拜因画作中陪伴男孩的狨猴，人类与动物已经相互陪伴了数千年。关于狗和狼的DNA的研究表明，狗最早是在1.5万至2.5万年前被人类驯服的。

从特定历史文化中的不同社会、宗教、经济和家庭基础结构可以看出，当时人类与狗的关系可能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至少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的许多家庭都建造了畜栏：与动物共享生活空间不仅能在冬天为人们提供温暖，而且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也更容易管理牲畜。

一些具备捕猎、牧羊或灭虫等实用技能的动物，可能会根据家庭结构进入人类的生活空间，而另一些动物则被养在室内以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但从中世纪早期开始，我们了解到上层社会的家庭饲养动物仅仅是为了享受它们陪伴的乐趣，而其他社会群体的成员，尤其是宗教团体和学者，他们很容易对那些主要是出于实际需求而被养在室内的动物产生情感依恋。

到了18世纪，饲养宠物——尤其是那些容易安置在卧室和客厅的小型犬——在富裕家庭中已经变得相当普遍，结果引发了人们对那些重视动物甚于人类朋友的人，以及那些因自视甚高而“目中无人”的狗的诸多讽刺性批判。然而，19世纪也见证了饲养宠物在不同社会阶层的普及，同时也获得了广泛的文化认可。正如历史学家英格丽德·塔格指出，到了19世纪初期，饲养宠物被视为一种美德而非恶习。

在随后的数十年里，宠物文化蓬勃发展——涌现出无数以可爱的孩子和幼犬为主题的绘画作品、赞美忠犬的文学作品，以及有关宠物兔寓言的道德故事，甚至还有指导如何在家为猫咪进行手术的手册。在这个时期，整个欧洲经历了工业、农业和政治革命带来的巨大变革，而宠物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长期以来，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住宅和家庭史主要是记录人类的人口统计资料、住房情况、家庭生活理想以及情感亲密关系的变化情况。然而，正如动物研究学者艾丽卡·福吉指出的那样，这些记录中通常缺少动物元素。

在过去的200年中，经济、社会和文化经历了更加广泛的变革，这彻底转变了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在城镇发展、住所与工作场所分离、家庭结构转变、移民模式兴起、生活水平提高、消费主义发展、全球化以及殖民主义的共同作用下，在全社会范围内饲养宠物的行为变得更加普遍，且饲养的动物种类也日益增加。19世纪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家庭生活文化——通常通过新形式的印刷文化进行传播。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种新型的文学作品开始崭露头角，旨在向各行各业的人介绍饲养宠物在道德、社会和情感方面的益处。“宠物”这个词首次出现于16世纪，主要是对受宠爱的动物的一种蔑称。

到了19世纪初期，宠物一词被重新定义为人类与在家中照顾的特殊动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强调“动物的主要用途是提供家庭陪伴”的观念，构成了大多数现代宠物定义的基础。正如中世纪宠物饲养历史学家凯瑟琳·沃克-迈克尔所述，“自然界中不存在宠物”，宠物是一个人为划分的类别。动物研究学者认为，宠物一词仍然保留着贬义的含义。成为宠物就意味着屈从于他人的权力，并丧失个体的独立性。因此，许多学者拒绝使用这一术语，而更倾向于使用“动物伴侣”之类的替代词，同时使用“人类之外”或“非人类”之类的术语来指代动物，以重新划定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界限。然而，挑战命名法本身也提醒着我们人类对动物所行使的权力。关于寻找适当语言来称呼动物的争论持续存在，这也反映出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一直缺乏稳定性。

尽管如此，自19世纪以来，宠物一词仍然是最常用于描述动物伴侣的术语：从广义上讲，人们仍然提到“宠物商店”“宠物用品”，当然还有“宠物主人”。鉴于此，我们在本书中使用宠物一词，以表明该术语在现代英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为了阐述人类与动物之间的问题——人类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对动物的驯化和商品化，这些问题是揭示动物如何在人类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关键问题。

人类与动物共享家园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宠物的诞生不仅反映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有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残酷性。例如，大规模捕获并出售野生鸟类的行为就将这一点暴露无遗。

我们对宠物的定义是基于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过去针对人类与动物的伴侣关系所制定的标准：指的是那些被养在家庭范围内，拥有名字，且并非有意饲养以供人们食用的动物。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大多数宠物史记录，我们聚焦于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宠物饲养情况，并对托马斯提出的标准进行扩展以反映出更广泛的人群和地区情况——我们把花园和铺砌的庭院也纳入了家庭场所的定义中；如果一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个成员为动物取名，我们就可以认定该动物为宠物。

我们承认，尽管许多动物最初并非出于食用目的而被饲养，但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动物的地位有时会发生转变。虽然宠物通常承载了人对动物的某种情感依恋，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在宠物关系中的情感投入程度会因环境差异而大相径庭，这些差异包括宠物的生活场所以及与宠物相处的时间；人类的生命阶段；以及所饲养的动物种类。

宠物是过去200年的英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被饲养的动物种类以及人类与动物共享家园的方式却并非一成不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宠物的范围既包括从新殖民地和贸易路线上引进的鸟类和动物——猴子、猫鼬、鹦鹉、熊等“异国”生物，也包括从野外捕获的动物，如鸟类、松鼠、狐狸、刺猬、睡鼠和兔子等，此外，还有专门为新兴消费市场而繁育的动物，主要是犬类，但也包括豚鼠、仓鼠、鱼、金丝雀和一些纯种猫。然而，如果说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更多人得以首次在家饲养鸟类和动物，那么自19世纪中叶兴起的动物福利道德观念就意味着人们逐渐加强了对宠物饲养的监管，并塑造了获得动物以及在家庭范围内管理它们的方式。

从19世纪末期开始，新兴的动物保护运动开始主张最好“将一些动物留在野外”的观点。从1837年新加冕的维多利亚女王与她的西班牙猎犬达什共享欢乐时光，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约克郡某市镇的年轻的詹姆斯·赫里奥特首次踏足兽医行业，在这段时期内，宠物饲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英国家庭中曾经最常见的宠物——野生鸟类得到了法律保护；售卖动物的街头商贩被卫生的宠物店所取代；猫的地位也从公共卫生的危害转变为备受宠爱的宠物猫；随着宠物用品和服务的迅猛增长，一个全新的建议类书籍市场出现了，这些书籍旨在指导人们如何在家饲养动物以及如何管理每个人的情感需求，涵盖了动物的食品、美容、药品、床铺及“配件”等各方面的内容；动物福利积极分子建立了慈善机构来监管和支持家养动物；兽医扩大了他们的服务范围，包括对小动物进行诊疗；宠物墓地也从私人花园发展成了公共的悼念场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宠物饲养方式已经得到了发展和完善。随着野生动物被放逐于户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宠物养在室内——到了20世纪40年代，将狗养在室内，而不是把它们拴在屋外，已成为一种常态。宠物饲养的方式随着住房和家庭结构以及房屋材料布局的根本性变化而不断演变。战后越加普遍的公寓的兴起，也给宠物饲养带来了新的限制，但许多宠物主人尽一切努力将宠物留下，或者努力找到适应新环境的方法。

成人热衷于将孩子与动物联系在一起

到了20世纪中叶，小型家庭已经成为常态，同时家庭组成方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可以说这为宠物和各种类型的动物融入家庭生活创造了更多空间。随着家庭中父权制和权威打压的弱化，一些情况下动物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了人们的进一步重视。同时，宠物的管教问题也变得更具争议性。在一段失败的人类与动物关系中，宠物主人往往被认为应负更大责任。社会科学家开始审视人类与动物关系的特征，并对养有宠物的家庭在情感上的亲密度进行评估。随着宠物用品行业的持续发展，关于宠物的新知识也受到更多关注。关于动物繁育、饲养和销售的法律法规也被反复修订，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市场以及对动物感知能力的敏感性，兽医学也变得更加复杂。此外，人们对心爱宠物的悼念和纪念也创造了许多商业机会。

当然，尽管有些行为的变化较为缓慢，但宠物饲养文化的其他方面所呈现的连续性变化令人无法忽视。自19世纪初期以来，狗就一直被冠以“人类最珍视的宠物”这一并不光彩的荣誉称号。获得该称号的一部分原因是狗的长寿，以及人们普遍认为狗与人类伙伴之间存在情感共鸣，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饲养纯种狗所需的高昂经济开支。在19世纪初期，狗经常因为自身的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而遭到绑架或偷窃。2020年，法国斗牛犬幼崽的零售价高达10000英镑，猫狗救助站曾经的经营者因非法繁育幼犬而受到指控，关于偷狗的报道也再次增加。

相比之下，19世纪时，流浪猫的数量众多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绝育手术的普及以及人们对暹罗猫和缅甸猫品种的热衷，养猫的人数开始增加。19虽然纯种狗无论在情感上还是经济上都仍然是最有价值的宠物，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鸟类才是最常见的宠物，它们价格便宜、体形小巧、行动自如，且相对容易饲养。经济因素对于我们整个时期的宠物饲养行为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至今仍是如此：长期以来宠物一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体系中的商品；它们被视作身份的象征；当人们面临经济困境时，它们往往成为最早的受害者。尽管这并不会削弱人们对宠物的情感依恋，但也确实使这种情感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长期以来，成人一直热衷于将孩子与动物联系在一起，尽管赋予这种关系的意义和目的早已发生改变。19世纪初期的教育类小说鼓励孩子们通过饲养宠物来了解基督教的道德观以及人类对所谓的“低等”物种的责任。从19世纪末期至今，父母鼓励孩子通过养宠物来了解死亡的奥秘，同时学习善待动物，这种做法至今仍被认为是帮助孩子培养同理心的一种有效途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市场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在购买宠物时往往会考虑孩子的需求，尤其是鱼类被认为具有特殊的教育价值。

然而，尽管动物本应在孩子的生活中发挥教育作用，但布里顿·里维尔和查尔斯·伯顿·巴伯等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家却常常在画作中描绘孩子与宠物结成一派，共同违抗或不服从成人世界的规则和限制的场景，这种联盟在我们与宠物共同成长时期的回忆中往往是极为独特的元素。

然而，宠物饲养文化中最令人关注的不变要素之一，是对于那些孤独的人来说，动物的陪伴是至关重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宠物主人改变了自己对宠物表达爱的方式——在整个20世纪中，人们更倾向于谈论与宠物的“关系”。然而，我们认为一些宠物主人始终不曾改变他们对宠物投入的精力和情感深度。

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宠物是人类的“救星”，尤其对于那些面临社交隔离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种看法与社会评论家、自传作家和建议类书籍作家自19世纪初期以来的观察结果不谋而合。长期以来，宠物一直被视为帮助维持人类幸福的重要角色，尤其对独居人士或那些因健康状况不佳而无法与外部世界接触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动物福利积极分子、兽医从业者以及那些致力于帮助处于困境的人们而设立的组织一直以来都在关注一个问题，即这样做是否总是对宠物有益。新冠疫情是人类和动物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也是让长期存在的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成为关注焦点的一根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