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英与县域教育：那些被困住的人

“在学校里，我们是不被期待的。”

这是2012年，教育学家、北大副教授林小英到深圳富士康做调查时，多数年轻工人的心声。他们平均23岁，绝大多数来自县域中学，自我感觉很卑微。

林小英访谈了120多名工人，通常会给受访者一个小礼物，比如一副耳机——这让他们感动不已。而这种“感动”让林小英很心疼，她在《十三邀》里，对许知远描述了当时的感受——你会感觉他们这20来年的人生，好像从未被厚待过。

不被“厚待”的县中学子，成了林小英心中的一根刺。

2019年，她开始走访全国6省7县25所学校，试图对处于竞争生态链末端的县域教育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并给出一些建议。2023年，她的记录和思考成书《县中的孩子》。

11月3日，林小英来到成都，就进行对谈。她现身说法，以自己的求学经历来回应了一些县中问题。在她看来，关于这些问题，没有人能给出标准答案，也不该有标准答案，她只是觉得，“基础教育不应该是这样一种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

壹

热播剧《小巷人家》，范丞丞饰演的庄图南备战高考时，妈妈和邻居阿姨分外紧张，整条巷子都不允许发出任何杂音；

沈腾、马丽主演的高票房影片《抓娃娃》，为了孩子的教育，亿万富翁不惜装穷十几年；

聚焦高考的高分家庭剧《小欢喜》，本就优异的英子一度被母亲、被高考逼出抑郁症要跳河自尽；

黄渤主演的《学爸》，为了孩子升学，一个父亲撞得头破血流，尊严尽丧；

高分港片《年少日记》，中产家庭里的弟弟，只因成绩平庸就要遭受打压、贬低、折辱，最终跃下高楼，给家人留下无法弥合的裂痕……

这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热搜新闻、短视频平台以及日常生活中，教育焦虑无处不在。特别是那些地处县域的学子们，他们的焦虑或许更加深刻，也更加无助。

《十三邀》的镜头频频对准他们：

埋头做题，狂背英语，吃饭时间也要手捧作业，课间休息亦不敢放松；哪怕要参加讲座，膝盖上放着的也是一张试卷或一册单词本；高考誓师活动的演唱排练间隙，仍在默记真题和基础知识。

教学楼走廊，贴满耕耘和收获的标语；教室课桌上，堆积成摞的课本和试卷；电子班牌要公示任何纪律有差池的学生，以及学生得打卡上课，只为应付新高考，许知远听了直呼：“太崩溃了。”

林小英做讲座时，有学生自称，18岁前的生活是“坐牢生涯”，周围同学或点头，或尴尬一笑，更多的只是略显麻木的沉默。

多么残酷：不是不想关心，而是来不及关心。一分钟，可以记5个单词或一道数学公式，可以适当放空休息娱乐一下，多数县中学子，会选择前者。在单一的取材标准下，他们争分夺秒地学习，没日没夜地刷题，过度地自我算计，将时间切割成每一分钟去使用，几乎是主动地将自己贬低为一架学习机器，其任务程序只有一个：分数。

镜头之下的长沙县六中，绝不是孤例。中国有2000多个县，容纳了超过50%的学生。

在普遍盛行的精英教育的标准下，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生，有能力和条件的，都转向大城市；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县与县之间，班与班之间，开始了非常严苛的竞争”，“只争朝夕、拼命学习”的衡水模式似乎成为不想在竞争中落败的县中唯一的选择。

在这种疯狂内耗的局面下，很多县中学子只是层层筛选、过滤、淘汰过后的“留下来的”学生。在统一的考核标准面前，他们不想“卷”，却不能不“卷”。

林小英说，“卷”的意思就是无效的过度竞争，“你的学习就是为了赢过别人，至于是否真正有收获，是否心里愉快，你根本来不及关心，这就叫‘卷’。”

贰

被困住的，不止县中学子，还有县中的校长、老师。

《十三邀》中，林小英在演讲之后，问该校书记：“我这样鼓励自由，没给你们添麻烦吧？”

书记说：“没有，反而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可是当林小英、许知远像期待某种奇迹似的望向书记时，书记略作调侃一番，还是表示：“我们还是得按照原来的模式进行工作。”

无论是线上节目，还是线下对谈，抑或是书里多处，她都提到了她遇到的校长、副校长、部门主任等领导层，无一不是“对教育心怀正念和理想”的人。可是明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却又囿于某种现实的考量，他们不能，不敢，甚至不愿变一变。

与其动，不如静；与其改革，不如保守；林小英称这种心态为“保险起见”。她在书里写道，县域乡镇的校长们不仅要应对城镇化建设轨道的乡土社会之中的学校工作，更是“深处一个由考核和报表所营造的数字空间之中”。数字空间的工作，往往比教学工作，更为真实，也更令人无奈。

县域教育生态中的老师，其处境和校长是相似的。

《十三邀》里许知远观摩了一节英语课。课后，他跟英语老师交谈，可以给孩子们多放一些美剧之类的。老师点点头。美剧是挺好，兴趣、口语、听力都能兼顾。可是呢，没资源，也没时间，甚至多数时候不被允许。

比起校长，他们的专业自主权是有限的。林小英说，有的学校，每个学期的A4纸总量是限定的，这导致有的老师在打印教案时，连一张A4纸都得不到。

与此同时，老师也有自己不得不面对的数字空间：考核、报表，某些KPI，评优评先活动，职称晋升制度等等。可是在教学之外，他们还要处理太多琐事、杂事。特别是县域乡镇的教师，由于学生的家庭样态非常复杂，他们不得不关注学生们的吃穿用度、健康状态及各种处境。

林小英举例，某校女生多是留守儿童，常面临社会青年或高年级男生的骚扰。倘若老师们不能恰当引导，予以保护，这些女生会有安全问题。这种保护，无法兑现成可量化的教学成绩和成果，却又是老师们乃至校长们每天最真实的工作之一。

总之，以某种城市精英教育模式为标准，以某种KPI绩效考核模式，将县域教学工作者纳入其中，结果可能只会适得其反。

叁

对谈中，林小英谈起了她自己。

她的小学是村小，初中是乡镇中学，高中赶上了撤点并校，于是来到长沙县六中。上大学前，她从未进过城。直到考入北师大读教育学，才第一次感受到何谓城市。大学毕业后，考入北大，从研究生读到博士，继而副教授。多年后，她带着团队，重返故乡，进行田野调查。她在追溯来路，也在思考，跟她命运相似的县中学子们，可能的出路和未来。

她说，大学之前，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的她，像个井底之蛙。高一时，她想过跟那些来自一中的好学生比试。借来别人月考的卷子，结果第一道题就不会做。“刚入学才三个月，我们的差距就这么大了吗？”林小英沮丧不已。可是老师和校长们反复重申，不要跟别人比。“如此朴素的常识，在今天其实如此稀缺，就是不跟别人比，咱就自己学，一点一滴进步。”这道题，第一个月不会，难道第二个月还不会吗？

林小英放弃了比试。她的母校也是如此。一中一个月放一天假，她们每个星期都放假；别的学校动不动就占用体育课，她们体育课必上，平时还有足球、篮球、歌唱比赛。尤其是她的校长，“最反对的就是我们多学习。”

林小英的高中校长，绝不允许学生躲在被窝学习和提前学习，要求学生严格按照学校的作息时间，该玩的时候玩，该学习的时候学习，“甚至你不这么玩，还要受到惩罚。”有一次她在晚自习课间看《读者》杂志，班主任以保护眼睛为由，没收她的杂志，要她去教室外走走。可是外面什么都没有。班主任说，你就出去看星星，看黑夜，都行，“就是不允许看书。”

师生之间是温和的，从容的，哪怕有学生犯错，也绝不是以公之于众、游街示众的方式去抹杀你、羞辱你，甚至偶尔犯一点小错，还会有一种“小而美的乐趣在里面”，因为她的母校是真心实意地爱护学生，希望学生好，不单单是成绩好。

多年后，她重返母校，翻阅当年的档案。她们那一届，高考录取率是全县第一，超过了一中。“所以我今天不遗余力地讲，日夜刷题，真的不一定是有效的。”

当然，林小英只是教育研究者、调查者、问题发现者。她没有解决问题的责任，也不该要求她给出确切的破局之法。不过，在她的言谈、论文和书籍里，还是能够发现，她所呼吁的，是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待学生、待自己，要尽量宽容，要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多少少放松一下”；学生们也要想到办法“喘口气”，学会如何“在一个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让自己这艘船学会定锚，找一点自己的存在感，找一点自己的比较优势”。

巨大机器、魔幻现状和残酷现实，或许不能一蹴而就地改变，但是可以用一点微小的心态上的、策略上的行动，来一次次撼动它们。也许到头来我们会发现，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那些庞然大物，而是我们面对它们时一味臣服的姿态，是我们自己困住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