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妞花《一路生花》——第六篇 虽迟但到

证据的重要性

我一定要抓住人贩子!

在“网络大学”查了几夜的资料，我理清了第一步关键动作：必须去公安局立案。我要依靠法律的力量，请公安们抓捕人贩子。

然而，立案的过程却没有那么顺利，持续了一年才成功立案。

为了更顺利地立案，我要提供案件线索。于是在2021年的下半年，我频繁前往王某富家中劝说他。

说服他的过程并不顺利，他不愿意再面对二十六年前的错误。但他当时已经九十岁，超过了服刑的年纪，我觉得这是个突破口，就抓住这一点劝他：“供出来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我每天去求他，跟他说好话，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

终于，王某富耐不住我的软磨硬泡，松口说出一句：“我只知道是小余带你来的。”

小余?小余!电光石火之间，我脑子里蹦出一个人名：“是不是余华英?”

事实上，我的记忆里一直有“余华英”这个名字，但名字属于谁，我并不确定。我设想过会不会是妈妈或者姐姐，直到王某富说出“小余”两个字，我才终于想起来这一切。

王某富明显慌了，他完全没想到只有五岁的我竟然记得这么清楚。这么多年，我始终记得爸爸的样子和名字，还有余华英这个名字。可以说，我记住了这辈子我最爱和最恨的两个人。

九十多岁的他，一改之前不友好的状态，浑浊的眼睛里出现了闪躲的神色。

我马上说：“余华英和你一起做的事情，我全部都记得。我今天就去报案，警察会抓你们的，如果你包庇余华英，那只能审问你了。你什么都不说，警察就会认为她给了你很大好处，到时候你年龄大也没用，也是要坐牢的!”

我的吓唬起了作用，他露出了惊慌的神色。但他毕竟年龄大了，我不能操之过急，于是动之以情：“你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我的父母因为我被拐，三十多岁就都死了，相比他们，你已经多活了六十年。他们死得多冤啊，你就帮帮他们吧!我只告余华英，不会告你的，你就不想将功补过，安度晚年吗?”

终于，他说出了一些线索，承认了他协助余华英把我拐卖到邯郸，卖给了养父一家，还说出余华英2004年在云南坐过牢，原因也是拐卖儿童，出狱之后还在拐卖儿童。

王某富不知道，他说的这一切都被我用手机录下来了。从他家里出来后，我就去邯郸公安局报案了。然而，我的激动之情被一盆冷水兜头浇灭，我提供的录像在法律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不能立案。

我第一次意识到证据的重要性，以及取证的严谨性。

这也是后来案子立了之后，只要公安需要，我就全程配合的原因。每次公安到邯郸调查，我就把工作全部推了，开车带着他们，需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我给他们做翻译，跟当地村民沟通，经常一查都是十几天，只要能帮得上忙，我一定全力去做。因为我不想放过任何一个证据。

我没想过要让余华英叛多少年，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找到更多证据，她就肯定会被严惩。在后来的调查中，查出余华英还拐卖了其他孩子，每查出一个孩子，我心里就高兴一分，心想我又替一个家庭讨回了公道。

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件事从我的私事，变成我们这个群体的事了。

那段时间，我一门心思扑在协助查案上，花费非常大，小店没人打理，收入很少，已经入不敷出了。但我心中憋着一口气，钱没了以后再挣，坏人一定不能纵容，早一天把余华英抓起来，就能让她少一天祸害社会。她必须接受应有的严惩。

转眼到了2021年11月，我在河北邯郸公安局还是没有立上案，不过公安局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建议我去贵州立案，因为贵州是拐出地。他们帮我联系了贵阳市公安局，我只需整理好资料寄过去就行。

很快，贵阳市公安局收到了我的立案申请，但当时正值

疫情紧张时期，出行不便，公安人员几次要来邯郸找我调查情况都没能过来。直到2022年6月，贵阳市公安局才确定了派人来邯郸调查，让我做好配合。我一听，很兴奋，马上说：“不麻烦你们过来了，我过去吧，我正好去贵阳办点事。”

其实我没什么要办的事，我就是为了配合公安人员。我把酒店租在了公安局对面，随叫随到，一定要把案子立了。

到了贵阳市公安局，接待我的警察同志是向阳大哥，他后来帮了我太多，是我这辈子都感恩的人。他当时查看完所有资料后，告诉我：“我们可以立案。”

我松了一口气，还没来得及道谢，就听他接着说：“但是现在不能立，因为按规矩，我们有一周时间来核查，看是不是适合立案，比如这件事过去二十多年了，已经过了追诉期。”

我不由得急了，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对方赶紧安慰我。我一边擦眼泪，一边快速思考对策。我告诉自己，不能哭，哭解决不了问题，我查过诉讼期的事，是有办法的。

赶紧平复下心情，我说：“我有两点疑问想跟您商量。第一是关于诉讼期，拐卖人口超过三个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延长诉讼期，余华英拐卖儿童肯定超过三个，据中间人说，她可能至今还在拐卖儿童，情节非常严重。

“第二点，余华英2002年在云南拐卖了两个孩子，2004年判刑入狱，那么她的诉讼期应该从2002年开始算，到2022年才过诉讼期。我是2021年11月寄来资料来立案的，原则上没过诉讼期。可是现在是2022年6月6日，如果过了诉讼期，那么我白白耽误了追诉期的时间，谁来给我负责?”

向阳大哥见我前一秒还哭哭啼啼，后一秒就头头是道，甚至还有点咄咄逼人，先是一愣，随后笑了，说：“女娃子懂得不少嘛。”随后正了神色，接着说，“你放心，该我们负责的我们一定负责。立案是很严肃的事，我们也一定要核实清楚，请你稍等。”

我等候的时间里，向阳大哥和同事们忙碌地核实资料，打电话做各项确认，终于，当天下午，我在贵阳市公安局立案成功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回家祭拜了父母。跪在他们的坟前，我掏出了立案回执单，告诉他们，我一定会替他们讨回公道，已经走完了第一步。

抓捕人贩子

我在贵州逗留了十几天，希望等到公安们一个大的进展再走，万一需要我配合什么,我也能第一时间过去。

6月18日，向阳大哥打来电话，问我还在贵阳吗，在的话第二天去局里一下，做一下指证。

我一听“指证”,马上来了精神，问：“有线索了是吗?”

他说：“嗯，你去了就知道了。”

第二天我早早就到了公安局，向阳大哥给了我几张A4

纸，每张纸上有好几张照片。他让我别着急，好好看看那些照片，看哪个是当年拐走我的人。

我看了一眼后，马上指着余华英的照片说：“就是她。”

向阳大哥问我确定吗?我说确定。

他问：“你为什么那么确定?”

我说：“她化成灰，我都认识她。”

走出公安局后，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6月19日，那天是父亲节，我在十几张照片中一眼指认出了人贩子，就当是给爸爸的一个父亲节礼物，相信也是爸爸在天上保佑着我。

第二天我就回河北了，每天期待向阳大哥的电话。如果每天只能接到一个异性打来的电话，我希望是向阳大哥的，而不是我老公的。

十天后，6月29日，我收到了心心念念的信息，向阳大哥发来一张照片，他说正在重庆，这是超市门口的一个监控设备拍到的画面，让我辨认一下照片里的人。

我一看，那个化成灰我都认识的女人穿着粉色的套装，戴着金耳环、金项链，比我都洋气。我的心猛地抽痛起来，我的父母躺在清冷的山头十几年，我跟姐姐吃了那么多苦，我承受了那么多流言蜚语，我们一步步连滚带爬才长大成人，而罪魁祸首不仅逍遥法外，还活得有滋有味，穿金戴银，挎着闺密的胳膊去打麻将。天知道，我有多不甘心!

我告诉向阳大哥：“她是余华英!”

向阳大哥办案很忙，我一般不太敢打扰他，但那天我积郁难平，翻看我们一家四口的照片，眼泪止不住地坠落。我把照片给向阳大哥发过去：“向阳大哥，这张照片是我们家留下来的唯一跟父母有关系的东西了。我们家房屋倒塌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这张照片，是1992年农历六月初二我们一家四口拍的，明天就是2022年六月初二了，整整三十年了啊!”

向阳大哥回复：“很理解你的心情，我们正在努力。”我意识到再伤心痛苦也不能影响他办案，便不再打扰他。

可是我的心始终悬着，无法放松。第二天晚上六点多，我正在直播，突然感到一阵心悸，总觉得似乎发生什么事了，于是仓促地说了声“不好意思，我要走了”,就下播了。然后我马上给向阳大哥发信息，问他有线索了吗。

向阳大哥回复：“正在审理。”

我的眼泪一下子又出来了。正在审理，就意味着抓到了。农历六月初二，我们那张全家福拍摄三十周年的日子，伤害我们的罪魁祸首终于抓到了!

是父母在天上保佑我们吧。

我马上告诉姐姐这个好消息。我边哭边说，姐姐也早已泣不成声，反复说：“还真让你抓到了，妞妞真厉害，真让你抓到了!”

我说：“当然了!我早就说过，余华英不可能死的，她一定要等着我去抓她!”

是我把你送上法庭的

余华英落网后，新的阶段开始了。

法律相信的永远是证据，不是我说她拐了我，拐了很多孩子，间接害死了我的父母，法律就可以这样判定，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而取证的形式也要合法。舆论压力只能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件事，然后督促这件事的进展，但是不会影响它的结果，最终的结果必须以法律为依据。

我深知从“网络大学”现学现卖已经无法满足我接下来要面对的情况，我必须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

于是我想到一个人——王文广律师。和他的认识也很有戏剧性，而且我还欠他咨询费呢。

2021年，我养父的宅基地被村子里的人霸占，对方看我们家只有一个哑巴老头和一个出嫁了的养女，就欺负我们。而我们不可能跟人家打架，当然也打不过人家，我就想到采用法律武器。我吓唬对方，我已经请律师了，咱们法院见吧!

他们果然被我吓唬住了，但我知道只吓唬不行，得真请律师，于是我上网查，搜索邯郸的律师，就这样结识了王律师。第二天，我亲自去王律师的办公室拜访他。他了解情况

后，指导我搜集相关证据，并写一篇材料，递交给公安局。

我按照他说的去做，使得那件事很快就得以解决。王律师人很好，没有收我的咨询费，权当帮我忙了。

自此，我在心里就记住了王律师，希望以后找机会回报他。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不过不是报答他，而是再次麻烦他。

当时案件马上要进入检察院阶段，王律师给我科普，法律分为三块，即公检法，公安机关负责还原当年所有事情的真相，完成侦查以后会移交给检察院进行审查，检察院审查后决定是否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受理后，会进行审判以及裁决。通过他的讲述，我感受到了法律的庄严，并对余华英的审判更有信心了。

王律师参与后，提出了两个专业建议，一是让我参与进这起公诉案件，方法是提出民事赔偿。我说我不要钱，我不图钱。他说要钱不是目的，是为了跟进和参与，我马上明白了他的用意。我说，我父母的生命，我们一家四口受到的伤害，是无法用金钱估量的，提多少你定吧。最后，他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初算出民事赔偿七百九十万元。

二是提出提级审理，他说余华英拐了那么多孩子，案件性质非常恶劣，不应该在区级法院审理，这里最高只能判十四年有期徒刑，应该提到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那里最高可判死刑。

由于我们要求提级审理，案子被发回到检察院，检察院再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上诉。在这个过程中，公安机关又查出余华英拐卖的另外七名儿童。这样一来，她拐卖的儿童已经多达十一名。

7月14日，终于等到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的时间，这一天，我等了太久。

我前几晚都是辗转反侧，睡不安稳，但这次我并不担心。这次有了王律师的帮助，我心里是有底的，和之前单枪匹马又看不见方向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

当余华英从我身旁的入口进入法庭，再见到这个毁了我全家的“仇人”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几乎是同时，坐在旁听席的姐姐也哭了。

开庭了。余华英被搀扶着走进来。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想冲上去打她，告诉她我的家变成什么样子了。

王律师准备得很充分，他用专业的法律语言历数余华英犯下的那些事。而平复之后的我，死死盯住余华英，期待对方抬头看向自己的眼神里能有一丝歉意。但整个庭审前期，她都没有看向我。

直到对证环节，我站起来，看着她，问：“余华英，你认识我吗?”

她说：“认识。”非常轻蔑的语气。

我大声说：“你记住我，是我把你送上法庭的。”

我开始讲述她对我的伤害，五岁时被她拐走，到了河北后被她殴打，还被她用开水烫头……我话音刚落，她就在法庭上大声喊，说我撒谎，说她从来没打过我。

我大声说：“我没有撒谎!”

她马上伸手指着我，大喊：“你撒谎!我从来没打过你，你当时才五岁，能记住什么,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看着她狰狞的表情，心中涌上熟悉的害怕，心跳骤然加快，但我没有被她吓住。我大声申辩：“我是不会冤枉你的，是你打的就是你打的，我记不清的一概不会说。比如跟你一起把我带走的还有一个男人，我只知道是个男的，我记得他的长相，如果拿照片让我挑我肯定能挑出来，但我不记得他的名字，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你的丈夫还是你的情人。我对我所说的话负责，不会乱说一点。”

我们俩的互相辩论结束后，进入下一个环节，而我在桌子下面的手一直在抖，我很害怕，怕自己刚才没有表达清楚，怕她因此不被严惩。

被余华英拐卖的其他儿童的律师一一陈述案情，其中一位律师说，孩子刚到养父母家时就发现其头上有伤，疑似被殴打过。所以，余华英，你不止打了我一个人!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再次流下来。

接下来，王律师陈述她拐走十一名孩子的罪行，问她：“这么多孩子在三至六岁时被你带走，他们能不哭不闹吗?你是对他们采用了什么非法的手段，还是虐待了他们，他们才不哭不闹的?”

余华英反问道：“他们不哭不闹，我有什么办法?”

接着她伸手指向我，大声说：“你问李素燕，我虐待她了吗?”

她依然死不承认!

而且她一直都记得我。我被拐到河北后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李素燕。

那一刻，我就知道，她毫无悔改之心。

如果她心怀愧疚，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诚心认错，对我和其他被拐孩子说一句“对不起，我知道错了，当年我鬼迷心窍偷走了你们，害得你们受苦了……”我想我不会这么愤怒和不甘。

她竟然否认了曾经对我的所有伤害和虐待，否认了她拐走其他小孩时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整个过程她一直理直气壮。

她2004年被判刑，出狱后仍然拐卖儿童，且目前已查出的她制造的多起拐卖案，没有一起是她主动交代的，都是查明真相，证据摆在面前，她才不得不承认的。

整个庭审过程，她只说了两次“对不起”,第一次是为自己辩解时，第二次是最后陈述时，企图用这三个字让法庭从轻处罚。

我知道，她并没有认罪悔过!余华英的恶，超出了我的想象。

轮到我最后发言时，我心中一股悲愤恨不得直冲云霄，所有言辞都无法表达我心中的复杂情愫。于是我起身，走到法庭中间，扑通一声跪下了，一声沙哑痛哭的声音从我的口中喊出：“我请求法庭重判余华英!”

律师、法官、旁听人员的声音我都听不清了，只有旁听席上姐姐的哭声清晰可闻。

法律是公正的，对余华英的一审建议是：死刑。

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有点不敢相信，赶紧拍一下王律师，问他：“判了什么?”

王律师重复了一遍：“死刑。”

我这才敢相信，法律真的让余华英用命补偿所犯下的罪行。相比她所做的恶，她确实死不足惜，相比她造成的恶劣影响，她确实要受到这样的严惩。

公道，虽迟但到!

死刑!

走出法庭，外面等候已久的寻亲家长们一拥而上。看着他们被多年寻亲折磨得憔悴不堪的面容，以及他们满怀期待的眼神，我大声说：“余华英的一审判决建议是——死刑!”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欢呼，这些家长最痛恨的就是人贩子。他们偷走他们的孩子，毁了他们的人生，如今法律为他们撑了腰，如果谁再敢偷孩子，就可能会被判死刑。这对寻亲家长来说是巨大的鼓舞，他们在欢呼声中泪流满面。

9月18日，正式开庭宣判，判处余华英死刑。

余华英当庭提出上诉，认为对她的判决太重了，她认为自己犯下的“小错”罪不至死。

法官问我们是否上诉，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诉。一方面是我们主张的民事赔偿七百九十万元，只获赔三万元，而且余华英没有钱赔，但我认为，她能不能赔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数字代表的意义。相比于对一个家庭酿成的巨大悲剧，这三万元太轻飘飘了，我们希望增加这个数字，虽然无法和她的作恶行径对等，但属于她应当付出的一部分代价，也能对同类案件起到警醒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一直跟进案件。

11月28日，二审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这次不仅王律师准备很充分，余华英准备得更充分。

法庭上，她拿出整整三页A4纸，上面写满了她的“台词”。

“……我当时太年轻了，走错了路。我卖我的孩子是情非得已，我当年经济太困难了，我丈夫不务正业，被抓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没法生活……”

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很悲惨的角色，每一个字都在狡辩，都在为自己的恶行找理由，都在藐视法律，都在侮辱人性和道德。

我心里燃起熊熊火焰，恨不得马上让她闭嘴，但我知道我不能生气，我如果冲动而乱了阵脚就中了她的圈套。我必须冷静下来，魔鬼才会狡辩不休，正义不需要胆怯。

我捏紧拳头，静静听她念完。

轮到我陈述时，我说：

“你说当年拐卖我是因为太年轻了，可你当时已经三十五岁了。我妈妈三十二岁就已经躺在了坟里面，我妈妈难道不年轻吗?就因为你的罪行，我妈妈那么年轻就绝望地去世，就因为你的所谓年少无知，我爸爸妈妈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你说自己只上到小学二年级，不懂事，可是你手里拿着三页纸，你一个字都没有念错，而因为你的出现，我姐姐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到现在好多字她都认不全!

“你说自己生活困难，我姐姐十三岁就去厂里打工，我也十三四岁就辍学打工，我们的生活有多艰难你知道吗?但我们从没萌生过犯法的想法!

“你说你卖掉自己的儿子，原因是你没能力抚养，但你当时在一家面馆工作，你是有收入的，只是你并不满足。而且你可以送养啊，为什么要卖六千元的高价?在那个年代，

六千元够盖一栋房子了!你从那笔钱里得到了快感，你觉得这是生财之道，比辛苦工作挣钱快得多，于是去偷别人的孩子卖!

“事到如今，你悔改了吗?没有!已经查出的十一个被你拐卖的孩子，有一个是你主动交代的吗?如果你真心悔

过，就把你拐卖的孩子都老实交代出来吧!

“你站在法庭上，我一个为自己讨公道的人都紧张到发抖，旁听席上所有的寻亲家长都在哭，你却不紧张。你自始至终都在想着如何狡辩和抵赖，完全没有一丝悔改之意!

“我要求为了替我家，以及在场所有受害者的家庭讨一个公道，请一定重判余华英!”

二审开庭审完后，对余华英的建议量刑，还是死刑。

狠狠地瞪回去

走出法庭，记者采访我，问我看到余华英哭了吗。

我说看到了。她在门口哭，或许是因为害怕受到法律的严惩，或许是想博取一些同情，但是进来之后，她全程都没有哭，她在对抗，她在思考如何逃脱法律制裁，没有余力哭了。

旁听席上的人们陆续撤出，留下我和余华英。作为原告和被告，最后还有签字环节。我走出原告席，站在签字台前等她先签，只见她在两个法警的羁押下，往我这边走来。

她恶狠狠地盯着我，像二十八年前恶狠狠地盯着五岁的

我一样。

她盯人的表情很狰狞，低着头，眼珠在三角眼里往上看，露出下三白。

但是这一次我不再害怕，我狠狠地瞪了回去。

听到法庭的建议量刑还是死刑，余华英很生气。她指责法律无情，对她判得太重了，见无人理会，竟发起了脾气：“你们爱怎么判就怎么判吧!”

多么可笑!

世上竟然真有魔鬼，犯下如此深重的罪孽，毫无愧疚和悔改之心；视人命、人性、道德和法律为儿戏，在法律面前至今心存侥幸，拼死抵赖。

我希望化身女战士，拿起法律的武器，对人贩子紧追不放，让他们得到应有的结果，为他们的滔天罪恶付出代价!

我曾坚持不懈地寻亲、发文，只是想要告诉世界：“我有妈妈。”

但当我终于找到家，这句话永远都没机会说出来了。一切都太迟了。我回来晚了。

面对我要求的赔偿，余华英说“太多了”。可那是钱多或少的问题吗?就算有钱，能买回我父母的命吗!

买不回命，买不回时间，买不回我和父母的人生。

我本可以在幸福的家庭里安生长大，我的父母本可以靠自己的劳动拥有幸福的一生，我的姐姐原本不必失去双亲寄人篱下…

但一切的一切，都被余华英改变了。

我和我的家人，什么都没做错，却被她平白无故篡改了命运的剧本。

那种血脉分离、生不如死的痛苦滋味，无法被抚慰，只愿其他孩子永远不要体会。

二审宣判的时间还没确定，因为警方又调查出两名余华英拐卖的儿童，并还在顺着线索紧张追查。这个过程中，余华英不愿意主动交代一个字，直至证据确凿了还试图抵赖。

所以我要跟到底，要一直走，一直到见证余华英执行死刑为止。

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家庭发生儿童被拐卖的事件，这些可恶的人贩子就像阴沟里的老鼠，杀不尽灭不完。

但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也越来越多，“打拐战士”们永远不放弃，永远打不倒!

我相信，世间总会越来越好，愿所有的家庭都能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