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过去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遗嘱库项目办主任、中华遗嘱库创办人陈凯还是忘不了2013年3月21日——这天,作为中国首个关注遗嘱的公益项目,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发起主办的中华遗嘱库在北京启动。可上午的新闻发布会还没结束,到场的30多家媒体就只剩寥寥几人。
“这下搞砸了,大家都不感兴趣。”陈凯满心担忧,可到了下午,这些低落的情绪一扫而空。在北京西交民巷73号,中华遗嘱库第一登记中心,他看见上百位老人排着长队,等待立遗嘱。
有人告诉陈凯,自己想安排身后事已有10年,平时都睡不踏实。还有人哭诉儿女们争夺遗产的种种,看到关于遗嘱库的报道,立刻就来看看。这时陈凯才知道,记者们不是不感兴趣,而是回去抢时间报道。
数据显示,2013年至今,中华遗嘱库已在全国设立了60余个分库,为47.9万多人提供了遗嘱服务,登记保管了31万余份遗嘱,其中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公示的102份生效判决书,全部合法有效。
“我们希望通过遗嘱库的建立和发展,切实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陈凯说,这也是他投身公益的初衷,让人们能重新认识遗嘱,建立更加豁达的生死观。
解后顾之忧,传和谐家风
新京公益:什么契机促使你投身公益?
陈凯:重要的转折发生在2007年。那时我成为律师已有5年,在北京也站稳了脚跟,但为了实现“成为一名涉外律师”的梦想,我申请去澳大利亚一家律所交换工作。
我想提高英语水平,因此每到周末,都尽可能多地找当地人聊天。他们也很少见到中国的律师,总是好奇地要我分享新鲜事。恰好那时相声演员侯耀文因为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家人因财产分配问题产生分歧,我就简单介绍了这桩沸沸扬扬的遗产案。
没想到,这让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他为什么不写遗嘱?”大家很疑惑,我也疑惑:“你们难道写吗?”答案令我大为震惊——几乎每个人都格外坦然地告诉我,结婚或是有了小孩之后,都会写好遗嘱,不写是不正常的。
再后来,一位外国人冲我感慨,曾经在澳大利亚的报纸上,从来看不到关于中国的新闻,现在报纸头版都是中国,中国的未来不可限量。
种种经历促使我不停思考。未来中国经济腾飞,家家户户的财富增长,有些新问题必须得通过遗嘱来解决。这成了那段时间最让我惦念的事,看书、查资料,就连吃饭、休息都在琢磨,那时我才30岁出头,只要跟遗嘱、遗产有关的热点事件,我都会跟进一篇评论或法律分析文章,发表在个人博客上,慢慢有了名气。
那时类似的案件不多,很少有律师专攻继承领域。我记得在一场法律研讨会上,在场几十位专家和律师,我是唯一一位深入研究《继承法》的律师。
更巧的是,那段时间,好几桩遗产案都找上门,亲人因为遗产反目成仇,作为外人我尚且觉得煎熬,何况是当事人。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推动遗嘱进入每个中国家庭,让他们不再有后顾之忧。
新京公益:为什么选择公益这种方式?
陈凯:我发现妨碍人们立遗嘱的核心原因是观念。很多人没有“立遗嘱”这个概念,也忌讳至极。想要改变人们的认知,就要多做宣传推广,而公益是最好的方式。
为有需要的人免费立遗嘱,这会让大家意识到,“立遗嘱”实际是种“帮助”,它不关乎金钱,只是为了守护人们的基本权益,久而久之,社会对待“遗嘱”的态度就会有改观。
“能把这件事干成,我就很幸福”
新京公益:从下定决心做公益,到中华遗嘱库的概念成形,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陈凯:2004年6月1日起,《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这是为了规范基金会的组织和活动,维护基金会、捐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而制定的条例,也给了我们做公益的底气和保障。
机缘巧合,那时我的想法被时任民政部副部长、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李宝库知晓。“我们要为老年人做好事。”他告诉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是民政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领导下的全国性慈善组织,做这件事责无旁贷。在这样的支持下,筹备了一年多,2013年,中华遗嘱库这一公益项目得以启动。
新京公益:中华遗嘱库成立之初是否遇到阻碍?
陈凯:最大的困难是人们不认可“遗嘱”这个理念。即便现在,反对“遗嘱”的声音依然存在。有时我们开研讨会,在酒店大厅竖起“中华遗嘱库”的立牌,场地负责人看到,会立刻让我们撤掉标语,以免影响其他客人。
2023年,我们想在公交站牌投放公益广告,但在审批时,“遗嘱”却成了禁忌,只能用“家庭财产继承公益项目”之类的字眼替换。为了把“遗嘱”两个字露出来,我们只好放上我的头像,旁边写上“中华遗嘱库创办人”。后来发现老百姓还能接受,才慢慢地把“遗嘱”字体变大。
可最终,我们还是收到了投诉——在十里堡附近,一位老爷子锻炼身体时看见了宣传语,立刻拨打12345热线,说自己一大早看到“遗嘱”特别难受,不希望把“遗嘱”放在这样醒目的位置。
但不可否认,人们的观念还是有了改变。以前大家不会谈论遗嘱,现在有人在饭桌上提个话头,人们也愿意讨论。很多人见到我们,也会感慨“立遗嘱”很好、有意义、应该推广。我想,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接受,但可以创新传播方式,去一点一滴影响更多人。
新京公益:面对这些阻碍,你如何坚持?
陈凯: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我对中华遗嘱库的使命感。可以说,中华遗嘱库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业,也是我这辈子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体现,能把这件事干成,我就很幸福。
我当初做律师收入不低,自由轻松,而做公益既没钱,还没时间陪伴家人。有一天晚上,我妻子问我,能不能不干了,再做就影响家庭了。我很坚决地告诉她,如果我不做,死也闭不上眼睛。
我父亲也对我影响重大。在弥留之际,他曾叮嘱我们,要好好读书,做有意义的事。如果我现在做的事可以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就比创造财富更有价值。
爱与责任
新京公益:中华遗嘱库的特点和创新体现在哪里?
陈凯:很多老人立好遗嘱,不知道该在哪里保管,其实中华遗嘱库就可以。
我们建立了一套符合法律规范的遗嘱服务流程,让遗嘱既具备权威性,也具有保密性,它的原型是“正大光明”牌匾,即“生前保密、身后宣读”,充分尊重遗嘱人的心愿。
但遗嘱只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文字硬邦邦的,人和人之间总归是有情谊与温暖。我们会为老人们提供“幸福留言”卡片和“幸福留颜”录像,老人们可以将对亲人的嘱托、思念与祝福写下来、讲出来。很多老人在写下文字、讲出心声之后,都会露出笑容,我能感受到,那是了却心愿、发自肺腑的喜悦。
新京公益:你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也颇有心得,这对中华遗嘱库的发展与创新有什么影响?
陈凯:中华传统文化提倡“家文化”,而订立遗嘱关乎慈与孝,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有助于和谐家风理念的推广,对丰富中华遗嘱库的文化内涵有帮助。
新京公益:你对目前从事的公益事业有怎样的目标?
陈凯:想要办成一件事,首先要专业。为此,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深造,自己成立基金会,每天躺在床上,想的都是怎么让中华遗嘱库做得更好。现在,我还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的加入。曾经我希望中国有1000万人能立遗嘱,现在还有很大差距,但我相信这个目标终将实现。
新京公益:你在2010年也立了遗嘱,这是什么契机?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陈凯:当时我的第一个孩子就快出生,我对他有很多的期待和叮嘱,我想是时候写下自己的遗嘱了。
其实,大家忌讳遗嘱是因为只关注到了自己,好像要咒自己死掉,但实际上我们写遗嘱只是为了自己关心的人、爱的人,这个时候,忌讳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责任和爱。
我劝每个人都试着写一次,写完之后就会发现,原来他们对我那么重要,当我结束一生,我会知道我爱的人未来会在我的安排与祝福下,依然活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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