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到意大利：国家建构之路何以分化？

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学者普遍关注以下议题：在特定区域内的若干小型领土国家，在何种力量的作用下，会以民族话语聚合成一个领土面积涵盖整片区域的大国。不同学者通常会在此议题上作深化或细化。《构建国家》一书作者 丹尼尔·齐布拉特聚焦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进程，通过考察两个国家的制度形成，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为什么两片在诸多方面表现相似的语区会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走出截然不同的轨迹，即德语区国家最终统一成联邦制国家，而意语区国家却聚合成单一制国家？

齐布拉特考察了两国从1830年至1880年的建国史，即被作者称为“民族时刻”的时间段。据作者介绍，关于民族国家建构这一议题，过去的研究路径大致有三，即从观念、文化和力量三个面向切入。作者认为，传统路径无法用于解释德国和意大利的道路分化，因为两者在统一进程启动前，在观念、文化和力量分布方面有诸多相似性，但是进程启动之后，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轨迹，即德语区走的是“协商性统一”之路，而意语区走的却是“征战性统一”之路。

齐布拉特 的核心论点大致可作如下表述：

“一块区域最终能否通过协商之路升级成联邦制国家”与“该区域内中心政治单位相对于非中心政治单位而言的军事力量优势”无关，其主要取决于“这块区域内的非中心政治单位是否具备相对于自身社会而言的渗透性能力”，如果有，这些非中心政治单位就能整合起来，获得和中心政治单位进行协商或话语博弈的筹码，从而促成联邦制的建立。

齐布拉特所指的政治单位是现代德国各州以及现代意大利各行政大区的前身，19世纪中叶以前，它们是拥有固定边界、由特定的统治集团及有限人口组成的领土型国家。德国建国前，德语区有17个邦，普鲁士是中心邦，意大利建国前，意语区有7个邦，皮埃蒙特是中心邦。中心邦是指统一化进程的发起者，其余则是边缘邦。

统治集团在固定领土内总是享有设置政治议题的特权，但设置议题不等于贯彻议题，因为后者通常受到外部条件的约束。所谓渗透性能力，是指政治单位内的统治精英能够凭借官僚系统及各类社会资源以贯彻议题的能力，如收税、征兵等。齐布拉特将其用作解释国家政治制度形成的自变量，指出德语区内非普鲁士邦的渗透性能力普遍较强，在一体化进程中可以免于普鲁士的干预与整合，而意语区的非皮埃蒙特邦的渗透性能力普遍较弱，在一体化进程中无法免于皮埃蒙特的权力攫取。

齐布拉特在研究中综合定性与定量方法，在测量各政治单位的特征时采取了较为巧妙且可复制的做法，总体叙事也清晰。但是，他对力量/军事力量论者和观念论的反驳并不怎么成功，而且在案例选择和提问预设上也都有问题。本文将先概述《构建国家》一书的写作逻辑，而后对其展开批判性分析。

撰文｜陶力行

《构建国家》的写作逻辑

政治制度乃人为建构的产物，但人建构国家的方式并非任意，其行动方式及策略选择常受现有条件的约束。在处理该议题时，历史学家倾向于突出具体个人的影响，而社会学家则倾向于突出原有条件的约束。齐布拉特的自我定位是社会科学家，其将自己的理论称为供应端理论，即叙事上，倾向于强调各邦在建国以前就已经具备的制度性及历史性条件对于国家建构进程的影响。因此，其在研究中，花了大量笔墨描述德意两国在前国家时期的各邦状态，以及在其笔下，被历史学家视为重要的政治行动者多扮演“道具”角色。

全书共七章。第一章是导论，用于交代研究问题、说明方法论以及排除传统解释。齐布拉特先总结了三种解释联邦制形成的传统理论，然后逐一排除。观念论认为，前国家时期各邦意识形态越主张去中心化理念，越有可能导出联邦制，作者反驳称，意大利中心邦的政治精英普遍持联邦主义立场，但最终走向单一制；文化论认为，各邦文化越有独立性，越有可能导出联邦制，作者反驳称，德国和意大利各邦在建国前都持坚定的文化地方主义立场，但最终分化；力量论认为，中心邦相对于边缘邦的军事力量越弱，越有可能导出联邦制，作者反驳称，建国前的普鲁士相对边缘邦而言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最终导出联邦制。

在齐布拉特看来，无论是单一化还是联邦化进程，都是各邦博弈的结果，即地区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就博弈而言，一个玩家能否常驻牌桌，不在于其是否有高超的牌技，而在于其是否有足够的筹码。如果各邦的筹码差不多，自然会走向联邦制，但如果筹码相差悬殊，那么就会走向单一制。问题是，筹码来自哪里？齐布拉特通过引入渗透性能力这一概念，向读者说明：筹码来自社会，一个边缘邦只要能从社会中汲取足够的资源作谈判筹码，那么它就能上牌桌、与中心邦抗衡。

第二章是对两国情况的概览，作者通过定量手段测量两块语区内中心国家间的差异、非中心国家间的异同，以及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关系的差异。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回溯了民族时刻的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过程，用定性叙事补充了第二章的定量描述，借此说明为什么理解地区间的相互作用对解释新型民族国家的崛起有重要作用。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对核心问题的回答，作者通过定量手段测量了两地各政治单位的“政治发展”及“渗透性能力”，并回顾了政治领导人针对不同的制度条件及历史过程做出了哪些反应及策略。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结尾中，作者分别指出，皮埃蒙特邦的政治精英之所以能推行单一制并非其有意的结果，而是由于边缘邦太弱，无法阻碍中心邦的进程，以及德国之所以会走向联邦制，并非普鲁士领导人俾斯麦的个人智慧，而是因为民族统一之前各邦已经建起了强大的官僚组织，具备较强的渗透性能力，相互之间已经达成平衡。最后一章是结论，除总结上述内容以外，作者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其论点可以被扩展至其他案例的分析。

《构建国家》的问题

整部作品篇幅不大，而且书写清晰，所以读者很容易抓住作品要点。但是，好的写作不代表好的研究。简单来说，该作有以下五点问题：

第一，作者对于军事力量论的反驳显得太过随意。在作者看来，如果军事力量论是对的，那普鲁士也应该执行征战式统一，因为普鲁士相对于其他德意志邦的优势要远高于皮埃蒙特相对于其他意大利邦的优势。他所提供的证据是两国在统一进程开启前的军事实力比较：“普鲁士占据了未来德意志帝国人口的57%，军事支出占所有德意志国家军事支出的54%，所占领土占未来德意志领土的54%，而皮埃蒙特占未来意大利人口的6%，军队人口占意大利全体军队人口的 29%，领土也只占意大利总体领土的 22%”。

上述数据属于静态数据。静态数据而言，普鲁士若要执行征战性统一确实会比皮埃蒙特做得更容易，但比较静态数据本身缺乏说服力，因为军事实力在战争启动之前通常无法显现。军事实力的衡量需要依赖于互动性数据的测量，否则，类似于战争动员能力、军队对于地理条件的适应能力、单兵作战能力等更能反映军事实力的证据无法被看到。毕竟，长得瘦不见得不能打。有意思的是，作者自己还提供了“自我反驳”的证据：就强制性能力——即征兵率——而言，皮埃蒙特相对于其他意大利国家的优势要明显高于普鲁士相对于其他德意志国家的优势。如果我们把征兵率视为战争动员能力的话，那军事力量论依旧有较强的说服力。

第二，作者提出的解释变量——即非核心政治单元的渗透性能力——和军事能力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军事能力的获得依赖于严密的组织训练或战争经验的日积月累，一般而言，有能力进行组织训练以及积累战争经验的国家本身也是有较强渗透力的国家，否则无法在即时性条件下动员起足够多的资源。从渗透性力量或组织力量角度看，德意志非中心国家应该实力也不差。虽然单个来说都不是普鲁士的对手，但是难保他们不会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统一共识。

19世纪中期的普鲁士非常强大，俾斯麦上任总理之位后执行铁血政策，靠军事实力带领普鲁士军队顺利地赶走了丹麦人、奥地利人以及法国人，为德国统一铺平了道路，但由于其过于强硬的政策，以至于德意志内部各国都视其为洪水猛兽。即便军事上，普鲁士强大，皮埃蒙特弱小，但皮埃蒙特面对的博弈对手只有6个，而普鲁士的对手多达16个。普鲁士面对的军事压力不见得比皮埃蒙特小。而且，德意志外围也都是一批虎视眈眈的狼，一旦开战，那些先前被赶出的“狼”，很有可能重返。为什么俾斯麦不会因为军事上的担忧而有意选择协商呢？

第三，作者对于观念论的反驳也不怎么成功，因为他没有区分意识形态和话语。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套以分类、排序、筛选为目的而设定的优先性原则；所谓话语，就是用特定语词、语句表达特定原则的叙事。作者错在，看到意大利和德国在统一之前都盛行联邦主义论调或都流传联邦主义观念，就假定两者共享同一种意识形态。为了突出这一论点，作者还援引皮埃蒙特政治领袖 Cavour 于 1950 年在议会上发表的“去中心化”论调。可问题是，在当时的欧洲，在那个所谓“民族时刻”的关键年代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时髦话语。

从十七世纪开始，欧洲就有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是联邦论者，比如鲁道夫·雨果、孟德斯鸠、大卫·休谟、让雅克·卢梭、伊曼努尔·康德、约翰·米尔、蒲鲁东，等等。一个政治领导人，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援引联邦主义话语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为什么作者会认为他的话是对某种意识形态的坚信呢？从操作的角度而言，一个人既可以做到意识形态上不信联邦主义，同时又可以在话语上不断诉诸联邦主义，毕竟，说一套做一套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

如果一个人有很强的意识形态且认为话语应该与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那么这个人往往会顺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一根筋”走到底，不顾现实条件发生什么变化，他都会坚持到底，但如果一个人本来就没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并认为意识形态与话语可两分，那这个人就会在自己认为有必要的“关键时刻”，迅速修正自己的话语，以适应环境的需要。就“皮埃特蒙领导人能够在特点时刻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话语并修订自己的行动策略”一事就可看出，皮埃蒙特的领导人或领导群体是一波弱意识形态者，其并不坚守某种特定的原则。就这点而言，作者认为德国和意大利在统一前拥有相同的观念条件是一种误判。

第四，作者将自己的理论称为供应端理论，这就意味着，他忽视了需求端的诉求，即工业化的要求。十九世纪的意大利和德国相对于英国与法国而言，都是后发国家。对于亟待发展工业的后发国家而言，官僚系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对于工业化的追求不仅会迫使官僚系统升级，同时也会促使官员采取更激进的行动策略。德语区在1830年前后就启动工业化，1850年之后，工业化高涨，但是意语区直到1860年都很“落后”。从产业结构角度讲，两个地区在统一进程启动前已相差太多，以至于他们对未来国家的形态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期待。

从行为路径看，德国是先立产业，后统一，而意大利则是先统一，再立产业。促进工业化是民族国家建构的最重要事项之一，但由于两国在统一之前就已在工业条件方面展现出显著差异，那两国在建国之后的制度安排上自然会有明显的倾向性不同。对于一个已然工业化的国家而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找对未来产业，以便能在大国竞争时实现弯道超车，但对于一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搞鸡娃”打下稳固的工业基础。单一制国家有利于“搞鸡娃”。从“意大利在1860年建国之后就迅速启动工业化”这一事实就可看出，意大利领导人在建国之前就已经有了明确的“搞鸡娃”计划。

工业化的比较如此重要，可作者压根就没提——尽管他本来是有机会提的。搜索作者英文版文本第三章和第四章中的关键词“工业化”可发现，在涉及德国的内容中，工业化总计出现了 12 次，而在有关意大利的内容中，只出现了1次。很遗憾，他连自己写什么都没细看。为什么会没看到呢？我推测有两个原因：第一，太想排除各种变量的干扰；第二，太想弱化行动者的重要性。在结构与行动者的选择上，他的结构主义立场太浓。

第五，研究案例太少，不足以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社会学科研究历史议题的难点在于其研究对象总是处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之中，以至于针对任何一种现象都会产生多因解释，且每一种解释都会显得“多多少少有点道理”。也正因为此，研究者很容易在自己的研究进程中植入自己的价值偏好，并凭借自身眼光任意敲定自变量。解决该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增加比较案例以稀释自身偏见的影响。比较的案例越多样，能排除掉的干扰因素就越多。然而，齐布拉特的对比研究只用了两个案例。改进方式就是将印度、日本等国纳入比较。

“联邦制/单一制”这组范畴是从央地关系角度描述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概念工具，但就现实经验而言，在联邦制和单一制之间，并非界限完全明晰。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政治结构上表现为单一制，但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与贯彻上，更显联邦性。例如，意大利这个国家虽然是单一制国家，但在一些大区内，立法和行政享有非常高的自主性。依我见，联邦制/单一制的起源问题已经过时，更值得研究的是联邦性和单一性。后续研究者如果有兴趣在此议题上作深化，可从单一制下的联邦性或联邦制下的单一性角度出发以构建研究问题，这样更有助于挖掘有意思的反常案例。

总结

西方学者在研究国家建构时，总是会将联邦制与单一制作为分析的先验概念，这是因为政体还原论是他们理解社会现象时的内在意识。这一意识传统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形成，一直延续至今。虽然齐布拉特宣称自己的研究是经验研究，但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该作是从理论出发但有意包装成从经验出发的研究，其通过演绎联邦制这一概念，寻找能够表征联邦性的证据。与过去研究相比，其只不过是找了不一样的证据。但如我之前所言，由于没有将前人理论驳倒，所以其研究至多算是补充说明，而非超越。依我见，学者若要摆脱前人的束缚，那就要起底自己的认识论，从认识论层面将思想传统中的先验假设踢掉。

虽然《构建国家》漏洞百出，但在西方学究眼里，该作还是做出了一定的学术贡献，其于2007年获得年度美国政治社会学会欧洲政治与社会分会的最佳著作奖。我推测，该作的主要贡献可能体现在方法运用上，即同时引入量化描述和历史叙事，这样的融合性尝试在一定程度上算是缓和了定性研究者和定量研究者之间的张力。但即便如此，该作的学术贡献也非常有限。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依赖于议题的重置，只有好的问题才能迭出新的方法。齐布拉特的研究问题算不上新颖，所以其研究方法的结合也算不上新颖，其只不过是将手里有的刀法轮番用了一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