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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21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印度与我国就边境巡逻问题达成协议,结束了自2020年以来的边境军事对峙。
此次协议的达成,被印度媒体称为“重大让步”,但更值得探究的是,是什么原因促使印度做出这样的改变?莫迪政府为何在强硬态度下选择“低头”?
2020年6月,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双方人员伤亡,这一事件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紧张期。
印度在冲突后加强了边境军事部署,还对我国采取了多项打压措施,包括封禁数百款我国应用程序,严格限制对华签证,打击在印中资企业,甚至推动国内抵制我国产品的浪潮。
然而,经过四年的边境对峙和经济打压,印度并未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利益,反而深受其害。数据显示,2023年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降至13%左右,远低于25%的目标,这一目标已经被推迟了三次。
在电子产品、制药原料等领域,印度对我国进口的依赖性居高不下,导致印度的“自力更生”战略举步维艰。
过去几年,印度在对华政策上极力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美国向印度出售了“死神”无人机、“阿帕奇”直升机等武器装备,还转让了F-414发动机生产线。
印度借此加强自身军备,同时加大在边境的部署,试图通过对我国显示强硬姿态以换取美国更多支持。
然而,印度逐渐发现,对华强硬并未带来预期的国际支持。反而在边境军事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国内发展受限,经济增长减速。
与我国的关系紧张还影响了印度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上合组织内的地位,使其在区域合作中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中美之间,印度越发难以平衡两者的利益诉求。
这种尴尬的境地,迫使印度反思其对美政策,逐步向务实外交靠拢。
2020年加勒万冲突以来,印度对我国的贸易逆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逐年扩大。
截至2024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已突破1000亿美元。这表明尽管印度尝试发展本土产业,但对我国制造业和供应链的依赖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更重要的是,印度的制造业吸引了不少外资,但由于其本土产业链不成熟,许多在印企业依然依赖我国零部件。
这种“在印度组装、用我国零件”的模式加深了印中贸易关系的紧密性。
跨国公司如富士康、特斯拉等在印度投资的迟疑,加上我国企业的陆续撤资,都让印度的制造业雄心受挫,逐渐意识到“印度制造”离不开我国的供应链支持。
作为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印度需要平衡西方和新兴市场之间的关系。2024年10月的金砖峰会成为印度调整对华政策的关键节点。印度政府希望在国际上展示其独立形象,并通过与我国缓和关系,避免被孤立。
另外,在美国大选结果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印度对美印关系的未来走向心存疑虑,担心美国政策变动可能带来新的外交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印度选择通过缓和与我国的关系,以便在大国博弈中寻求更大灵活性。
冬季即将到来,对于边境严寒地带的印度士兵而言,驻守条件十分艰苦。边境严寒的气候不仅让士兵健康面临考验,还给印军后勤保障带来巨大压力。长期的驻守导致印度军费开支增加,物资补给困难,这些实际消耗逐渐显现出来,促使印度政府在边境对峙问题上寻求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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