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这年,西北老汉陈有银出了趟这辈子最远的门。在刚过去的“史上最热夏天”,他一个人,骑着一辆谈不上轻便的共享单车,仅靠路牌和问路,一个月走了1000公里,从西安到达武汉。
在此之前,他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打理着两亩旱地,拉扯大一双儿女。大多数时候,他关心的都是天气、庄稼,还有漏了10年雨的老房子。在村口墙根边或者树荫下谝闲谈的老人堆里,他没什么起眼的地方。某种程度上,他的生活就像村外一成不变的黄土岭,单调、重复,“一句话就能讲完。”
唯一值得说道的,是他曾在河南开封当过5年空降兵——这已经是家人、邻居知道的,关于这件事的全部。那是50多年前的老黄历了,没人记得,也没人在意更多细节。
同样没人留意的是,在8月8日的炎热午后,陈有银为老伴儿和孙子做好饭,像往常一样出门溜达。他路过熟悉的院墙、结满果的柿子树,直到村口那间修车铺,再往前就要出村子,上国道。但他没有停下,脚下的频率反而更快了。
在家人和村民的小憩时分,陈有银悄无声息地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远的一次出行。最初的目的地是500公里外的开封,只有他自己知道。
出发
陈有银的第一站是60公里外的灞源镇。大约二十年前,儿子带他去灞源看亲家,镇上的人说,附近有条公路通往河南。他记下了,“回开封看看”从一种缥缈的想法,第一次变得真切起来。
但那时他哪儿也去不了,老伴儿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身边离不开人。再往后,孙女孙子相继出生,儿子儿媳进城打工,他的生活被照看一老两小填满。
这几年,家里光景渐渐好起来。老伴能拄着拐杖走路,精神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孙女上了大学,孙子读高中,他才卸下担子。
终于可以出发了。他骑出村子,没有智能手机,靠着二十年前的记忆一路向东。中午,太阳持续烘烤着干燥的黄土地,公路两侧的树木都被晒得耷拉下枝条,知了拼命地叫着。身旁来往的渣土车轧过马路,隆隆作响。当天最高气温超过35℃,但陈有银说他感受不到炎热,即使没有一丝微风,也觉得畅快。
“心情激动得很。”回想起当天的情形,他咧嘴笑起来,又随即收回。对他来说,这种感觉是奢侈的,他总是强调自己的农民身份,认可只有本分、勤劳才是美德。
事实确实如此,至少在西安蓝田侯家铺村,村民都知道,“陈有银闲不住。”
与大多数上了年纪的西北庄稼汉一样,陈有银个头不算高,四肢精瘦,短发茬贴着头皮,背有点佝偻。每天五六点钟,月亮还挂在天上时,他就已经把被子叠好,在院子里洗脸了。
从村口一路向北,步行十多分钟,就是一片望不到头的黄土坡,村民管这里叫“岭”,上面是耕地。
八月正是农闲时节,六月收下的麦子已晒好入瓮,麦种要等十月才撒下地。但陈有银洗漱完,就扛着镐上岭去,把地里结块的土挨个敲碎,为播种做准备。
即使在老伴儿病重的几年,他也没撂下那几亩旱地。有时,儿子陈东毅觉得父亲就像一头“埋头干活的老牛”,他难以理解,如今犁地、收割、播种这些活儿机器都能干,父亲还要自己上手。
谁都没想到,一个如此本分的农民,会在76岁的年纪突然骑车远行。不过在老人的讲述里,这场出乎了所有人意料的决定,只是一场轻描淡写的“说走就走”。
通往灞源镇的路上,共享单车轧过碎石子,车筐跟着轻微抖动,里面装着他的全部“行李”——一个塑料袋,一部老年手机、一本上了年头的电话簿、两件短袖、一条毛巾,以及一件军用雨披。
除此之外,他兜里还揣着1400元现金。这些都出卖着他这次出行的决心:钱是逢年过节亲戚给的,他一直偷偷攒着,藏在北屋的木箱里——家里的钱归老伴儿管,这几乎是他的“全部积蓄”;老年手机的电池被他在出发的前一刻抠掉,“儿女知道了肯定不让我去”;电话簿里记着老伴儿的身份证号、接送孙子孙女的时间、战友的电话等最重要的信息;那件军用雨披,他之前从没穿过,那是他退伍后留存至今的唯一一件军用品,“平时不舍得淋。”
还有这辆锁坏掉的共享单车,是他特意向邻居家小孩借的。家里有辆“二八大杠”,但他老了,蹬着费力,他笃定了这次一定要骑到目的地。
轮胎越转越快。按照陈有银的计划,他要在天黑前赶到灞源镇。
出了村子,穿过一个工业园和一条步行街,他一路下坡,来到灞河边。老伴儿病情好转后,两人常到河边散步。他喜欢读路边工厂的名字,总是感叹:“现在私人开的厂都这么大了,叫有限公司,无限公司是什么样的?”
沿着灞河再往东,眼前的景色就开始变得陌生。这是他第二次,踏上一段只属于自己的路。
部队
好久没这么旱过了。
八月初,西安蓝田阿氏村村民张红年地里的60棵樱桃树陆续干死。每天,他都到地里砍掉些树干,用拖拉机运走卖掉。
空闲时,他会打开智能手机,在战友群里聊天。1970年11月,他坐上拉牲口的闷罐车,在草席上凑合一夜,到达河南开封,成为一名空军空降兵。
同去的还有附近村一个长相精神的小伙。后来,两人被分到不同的连队。张红年经常听说这个老乡训练认真,内务整齐。小伙的名字叫陈有银。
因为相隔不到5公里,退伍后两人经常联络,他们总在一起回忆当兵时的经历。
陈有银妻子患病后,两人联络得少了。每次去老战友家里,张红年总见他烧水、扫地、做饭,没停地干活儿。
近些年,战友们聚过几次,桌上的主题永远是怀念部队生活。陈有银几乎每次都去,他把聚会的合影和退伍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跟存折一起保管。
陈有银最爱讲高空跳伞。飞机爬升到八百多米,机舱门打开,强风扑面。下坠时,他被吹得睁不开眼,他喜欢伞包打开前的下落过程,身体充分张开,失重感占据大脑,“什么都不想了。”
相比每天脚踩在泥土里,那是种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在往后日复一日的田间劳作中,他也会再抬头望向天空,但多半是在观察雨水什么时候到来。
陈有银从父亲那里继承来了农民的身份,也继承了农民的命运。他的生活被黄土包围,当兵是人生中难得的亮色。
“家里的事、地里的事非常繁多。”在农村,不浇水庄稼就不发芽,草不锄庄稼就长得慢,房子不修就会漏水。
“当兵,总是和当农民不一样。”他总结。
谈起村子和家庭时,他总是低头看向别处。有时抠抠裤子上的泥点,有时摩挲着茶杯,抱歉地笑笑,“就是农村那些事呗。”
可一提起部队,他有说不完的话。发射炮弹的步骤,炮身角度与射程的关系,支撑的土坑该挖多大……他的眼睛亮起来,流利地说起普通话,原先不知道放哪里才好的双手快速比画着。
这些年,他接到过不少战友的来电,谈起回开封看部队的经历。有的战友自驾去,有的坐孩子的车,还有的坐火车、高铁。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陈有银就会听战友说起开封的变化。
他也终于上路了,用自己的方式。
一下午的骑行,陈有银赶在天黑前到了灞源镇。找地方休息时,他从路人口中得知,去河南的公路在九间房附近。来的路上,他见过这个名字,尽管腿脚已经发酸,但他想要尽快赶到目的地,来不及睡下,陈有银就要原路折返。
天彻底黑下来,山里无风,除了车轮摩擦地面的噪音,陈有银听不到别的声响。山和山之间就“一拃宽”,中间洒满了星星。空气不再是白天那般燥热,他弓着背,推着车缓缓上坡。
嘟噜噜的引擎声打破了寂静。一辆摩托迎面驶过、远去,声音渐渐小了,又渐渐大起来——它调头了。
陈有银警觉起来。摩托车的灯光越来越亮,他放缓脚步,对方也慢下来。陈有银站定,摩托也停在他身旁。
“同志,我看到你往前面走,怎么调头又跟在我后边?”
“我想给你照亮。”声音从头盔下传来,然后递出一瓶水。
是个女同志,陈有银听出。他连忙道谢,让对方继续赶路。
两个陌生人借着车灯,站在空无一人的山路上完成一场最简单的对话,甚至没有道别。女同志骑车离开,他继续推车前行。
不一会儿,红蓝闪烁的灯光从身后打来,是一辆警车。应该是刚才那位女同志叫来的,看他神志清楚,确认安全后,警察才离开。
事后回想起来,他感叹自己遇到了一个好人。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对方的样子,但对她声音的记忆更深刻了,那总能让他想到善意。
不知走了多久,陈有银终于到了九间房。街边的商铺都关门了,他把雨衣铺在商店的屋檐下,脱下凉鞋叠起来,压在下面当枕头,躺下就睡着了。
骑行
父亲失联后的几天,陈东毅和姐姐急得合不拢眼。
平时,父亲很少和他们说心里话,他要强,遇事不愿意求人,自己硬扛。
为了省几块钱的公交费,父亲骑自行车来回40多公里给母亲开药。母亲在西安住院,他去看望,自己塞口馍垫垫,给母亲在食堂买鸡腿。
还有一次,父亲的钱包在医院丢了。那时,姐弟俩都在西安上班,父亲不想麻烦他们,一声没吭,自己走回了家。
他们觉得,父亲不会寻短见。这些年,家里状况比之前有了很大好转,父亲也轻松了不少。
两人四处打听,最后在监控录像里发现了一闪而过的父亲,他的身影消失在蓝田县的边缘。事后回想起来,陈东毅记得,一个远房表哥曾提到,多年前父亲说过,想回当兵的地方看看。
骑车去500公里外的开封?他难以置信。父亲一辈子只出过两次远门,一次是坐火车去当兵,一次是自己开车带他去甘肃看三伯。
陈有银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侯家铺村度过。从很多方面看,他都算是个称职的农民。可在村民眼里,他又有些不同——他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喜欢带领短袖,每次都要把扣子系到顶,村民说他“不像个农民。”
村里的老人聚在一起聊天,陈有银不爱说家长里短,爱聊战争、历史,还有进出口贸易。
前些年,儿子给家里添了台电视,陈有银不爱看连续剧,反倒对各种纪录片感兴趣,《动物世界》《海洋》……
他喜欢更广阔的世界,更想要自由。这次去开封,他也考虑过坐火车,但那样就只能坐在车厢里,透过玻璃看外面,到站才停,“不自在。”他选择骑自行车去,不管有多远,“想到哪到哪,想停下停下。”
只是没有导航,往哪走成了问题。大部分时间,陈有银的解决方案都是看路牌,上次走错路后,他开始问人。
“同志,开封怎么走?”在陕西,不少人会直接给他指方向。
进入河南后,被问到的人大多会先愣住,然后好奇一个西北口音的老头,骑着辆款式少见的自行车,怎么会出现在外省的乡道上。
回答多了,陈有银就在问路前加上一段自我介绍。人们听完,都会竖起大拇指,“太厉害了”“佩服”。
从九间房北上进入渭南,再一路向东,陈有银又骑了两天,终于出了潼关。
逐渐地,山路渐渐多起来。大路车多,他喜欢走乡道。无人机掠过田地,洒下雾状的药剂,路两侧堆着成垛的苞谷。穿过豫西山区,绿色越来越多,梧桐树、苹果树、葡萄藤,还有不少第一次见的、叫不上名的植物。
在家时,黄色是主色调。路旁总是焦黄的土台,干燥的崖壁上凿出几个窑洞,镶着暗黄的木门窗。风一吹,细细的黄土就从地里扬起。
车筐里的东西也渐渐多了。他捡来三个塑料瓶,到加油站接水喝。又捡来一件西服外套,晚上睡觉时盖着。塑料袋里多了一包“水纸”,被他小心翼翼地拿汗衫裹了起来。
那是一个开轿车的年轻人送的。那天中午,听完陈有银的自我介绍,年轻人先递来水,陈有银摆摆手,指了指车筐里装满水的塑料瓶。
年轻人又拿出一包纸抽:收下吧,老人家,热了擦擦汗。陈有银没再拒绝。
后来,陈有银发现包装里的纸竟是湿的,也不粘手,擦过后皮肤冰凉凉的。陈有银管它叫“水纸”,用过一张后,他担心水纸被太阳烤干,就珍藏起来。之后再没用过,他想带回家给孩子看看。
有时,他也不是一个人独行。骑摩托车、电动车的与他同行几十米后,就会加速开走。而那些“轮儿有半人高,要趴着骑”的公路自行车会和他同行较长一段路。
年轻的骑行者们佩服他的勇气,一次次给他递水,但都被陈有银礼貌地拒绝。遇到上坡时,他们便不得不分开了。陈有银下来推车,骑行者们站起身发力,冲上坡顶。
骑着他这辆实心胎的单车,沿着黄河向东,陈有银到达了三门峡。再往前,他也不记得那些地名了,直到有天他在路旁看到一座比两层楼还高的雕像。
“刘秀。”陈有银想起来,他二十岁出头在地里干活时,老人总讲“刘秀走南阳”的故事。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洛阳,东汉的首都。
陈有银站在雕像石碑前,把上面的字挨个读出声。他本想和刘秀雕像合影,但不会用手机拍照。没时间感叹,他又上路了。
不经意间,就又走了段弯路。前一天,他骑到一片苞谷地,上面堆着刚收的苞谷,他在旁边凑合了一夜。次日傍晚,骑了一天,他又回到那块地旁,那堆苞谷都没挪地儿。
“这是咋回事呢。”他笑出了声。就当和这堆苞谷有缘分吧,那天夜里,他躺在前一晚睡过的地方,身边的马路上重卡驶过,地面跟着震颤,引擎声灌进耳朵。这些都无法阻止困意,就着新收苞谷的香味,他很快睡着了。
再往前,一些熟悉的地名出现了。登封煤矿、青龙山、二七纪念塔……当兵时,每年连队都会前往豫西拉练。这些地方,他要么听过,要么去过。
一路向东,终于到了开封。
心愿
要回部队了。陈有银先花了十多块钱,找到一个理发摊剪了一次头,刮了一次脸。又花了20元左右,进了次澡堂,换上干净的衣裤。这30多块钱,是他一路上最多的两次单笔开支。
一切完毕后,他凭着记忆,骑向部队驻地。
门口的哨兵拦住他,这是营房,不能进。
“我在这里当过5年兵,当时用的是85加农炮……”他一股脑地向哨兵讲了十多分钟当年的训练细节。
哨兵向上级汇报后,一名军官将他带了进去。军装、营房、操场,一切都变了。50多年过去,连队里早就没有他认识的人。那位军官穿着迷彩制服,不再是当年的绿上衣和蓝裤子。
大部队外出训练了,营区空荡荡。来到训练场,陈有银只能认出一件训练器械——大回环旋转滚轮,战士架在上面转圈,训练抗眩晕能力,“防止跳伞时翻跟头。”
军官带他去看武器模型,里面有新式步枪,他叫不出型号。他想试试打靶,可又怕给别人添麻烦,临走也没好意思说。
“你鞋子坏了。”军官低头看着他的脚,他这才发现,凉鞋已经张开口子,鞋底快要脱落了。军官带他到办公室,送给他一双作训鞋。
鞋子跟当年的大不一样了。底子厚了、软了,鞋面不再是纯绿色,变成迷彩。他想夸鞋子好,但还是没说出口。
见天色已晚,他获准在军营住上一晚。见到厕所、浴室都装修得跟家里一样,宿舍里的架子床从木头变成金属的,他心里很满意。
这是他一路上唯一一次在室内过夜,晚上的军营安静极了,陈有银抚摸着军被,跟50多年前的感觉一样,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心安,很快睡着。
离开开封前,他去铁塔公园、大相国寺转了转。当兵时,周末外出他最爱去这两处地方,还和战友在附近合过影,可惜都找不到了。
退伍证上的单人半身照变得尤为宝贵,但儿子小时候和他赌气,给撕掉了。当时,看着退伍证上空白的照片栏,他喃喃道:“从今往后,世上就没我这个人了。”
他到了郑州,去看了二七纪念塔。当兵时他总听战友提起,但从没去过。在附近吃过午饭后,他听到有人说,这儿离武汉不远,顺着一条路走就能到。
记忆又被勾起。入伍时,他误以为自己要去武汉当兵。后来部队从武汉派来一位伞训员,他总会讲起这座城市。湖北籍的连长黄火生也会频频提起武汉,“轮船划过江面”“有座长江大桥”。
五十多年过去,黄火生依旧记得和战士讲起长江大桥的场景。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训练结束后,他和三五个战士围坐一团,讲起各自家乡的风物。他是湖北荆州人,去过武汉,被当时刚通车十多年的“万里长江第一桥”震撼。
“长江大桥有两层,上层是公路,人和汽车走。下层是铁路,通火车。桥下是江,有船。”
他讲完,陈有银立刻说,连长,以后我要去看看。黄火生笑,“好,我跟你一起!”
黄火生转业后,留在了开封。他一直记得陈有银,“踏实,有毅力,还有些倔强。”为了提高训练成绩,经常偷偷加练。
如今,他无法陪同了。因为严重的高血压,黄火生甚至无法长时间讲话。
在郑州,陈有银又要做选择。去开封的心愿已了,向西可以回家——几口人的饭谁来做?那两亩旱田播种了吗?向南可以去武汉,他想去看看连长口中的长江大桥。
“好不容易出来,再没这样的机会了。”他咬咬牙,把自行车车头调转朝南。
抵达
在侯家铺村,陈有银已经失联十多天,但他的老伙计侯顺反倒不急了。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他劝陈家人:“如果真出事,人早该找到了。”
侯顺和陈有银从小玩到老。他觉得,陈有银肯定是出去散心了。“这人遇见事不言喘,但我能感觉到,他憋好久了。”
村里人也这么说。在他们眼中,陈有银是个“勤苦人”, 优点是“勤快”,缺点是“太勤了”。大家叫他“银”“银叔”“银伯”。谁家有红白事,他抢着去帮忙,“人好得太太”。
事实上,陈有银原本有机会进入另一种人生。三哥也是当兵的,退伍后在当地分配了工作。前些年,村里时兴组装茶几卖到外地,老伴儿离不开人,他没法干。村旁的工业园建成后大量招工,因为年龄太大,没工厂敢要他了。
“农民也有农民的好,没人管你。”陈有银说。家困住了他,也是他最大的牵挂。
从郑州出发后,看到路上有穿校服的小孩上学,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离家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马上想到,孙子孙女要开学,白天老伴又没人照顾了。
他加快了蹬脚踏的频率。换上新的鞋子后,陈有银骑车更轻松了。他一路南下,天气越来越热,路边的水塘越来越多,上面开满了荷花。
热得不行时,他买过几块西瓜和几颗苹果,还有一瓶可乐,他没舍得一口气喝掉,分两天喝完。
他尽量保持干净。遇到加油站,用洗手液洗头,赶山路时,蘸着山泉水擦身子。
路上也出过一些状况。有次骑车时他突然失去平衡,侧翻在地上,膝盖附近磕出一块指甲盖大的伤口,周围肿起来了。他的十个脚趾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有一次脱袜子时,袜线被脚拇指钩住,趾甲劈了,他掰掉一部分。
这些都没阻止他继续骑行。从郑州一路向南,经过许昌、漯河、驻马店和信阳。一天傍晚,陈有银见到一座桥对面的路牌上写着“武汉”。次日,天刚蒙蒙亮,他就从车筐里拿出前天刚洗净的汗衫换上,扣子系到最上面那颗,领子翻好。收起雨衣,骑车进城。
陈有银骑着那辆已经破旧不堪的单车,在林立的高楼中穿行。他注意到一辆叫“小萝卜头快跑”的“无人车”,这让他想起小萝卜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故事。
他问一名清洁工,长江大桥怎么走。对方告诉他,武汉有十几座长江大桥,指给他比较近的一座。
陈有银朝着清洁工指的方向骑过去,直到一座巨大的桥出现在眼前。白色的索塔直冲天际,桥索向两侧延伸,勾勒出三角形的轮廓。桥面上,汽车来来往往。他眺望江面,桥下有船慢慢驶过。
站定许久,他才骑车离开。长江大桥也看了,该回家了,他打算明天一早就走。
他在一条凉椅上睡下,直到被路过的洒水车滋醒 。天还没亮,他推车往前走,街上没什么人,看路牌也不再奏效,他迷路了。没办法,他走进了旁边的派出所。
“同志,西安怎么走?”
见他胡子拉碴,面色焦黄,裤子上沾满了灰,民警以为他是流浪汉。要给救助站打电话,帮他买火车票回家。
“我自己能骑回去。”陈有银拒绝。
这些天,陈家姐弟已经几近绝望。他们找了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没有父亲的消息。9月8日凌晨,陈东毅接到民警电话,父亲在武汉,人没事儿。他和亲戚轮流开车,连夜赶到武汉。8日早上,他们见到了父亲。
父亲黑了,瘦了,脸上挂满灰白的胡须。除了上身的带领短袖勉强算干净,裤子已经从黑色变得灰扑扑,微微发硬,“像个乞丐。”
“爸。”陈东毅哭出声。
“我没事儿,没事儿。”陈有银笑笑,身旁那辆共享单车上,还挂着三个塑料瓶和一袋馒头。
陈有银被接回西安后,先在女儿家住了5天。此时,疲惫感慢慢显现,他每天睡到8点多起床,中午也要眯一觉,饭量大增。
骑行将近一个月,他的身体发生了不少变化。他瘦了,腰紧了两个皮带扣,头、脖子和手臂上的皮肤黑得发亮。
随身携带的电话本上,记录过一次他的身体状态:8月16号早起床后感到左手五个指头尖有麻感,左腿有麻感。
回村后,他成了名人。战友、亲戚和村民都来看他,还有源源不断的媒体。他打电话告诉黄火生,自己骑车去看了长江大桥。“你小子真厉害。”黄火生说。
他不想多提这次旅程。因为每次提起,他都会愧疚:他给家里添麻烦了。为了找他,儿女一个月都没工作,老伴也急得整天睡不着觉。
这些天,来家里的人渐渐少了,他恢复了往日的生活。
9月29日,旱了近两月的西安,终于下了场大雨。雨滴噼里啪啦地砸在房顶的瓦片上。“下得好。把地浇透,十一就能下麦子了。”陈有银念叨着。
他的床头桌上多了一张照片,别人送他的长江大桥夜景。他偶尔会拿起那张照片,皱起眉头想一会儿,接着咧开嘴笑笑。
“不会忘的,临死前都不会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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