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参与西安事变，杨虎城后来为何被杀？当中竟与斯大林有关？

1949年9月6日，国民党军弃守重庆前夕，杨虎城在重庆戴公祠惨死军统特务刀下，相对于同是参与西安事变却保全性命的张学良，他的结局担得起“悲烈”二字。多年来，世人对于杨虎城因何被杀这个问题总是争论得不可开交，相传，斯大林也是幕后推手之一，事实真的如此吗？在笔者开始揭秘之前，还请大家用心品位“人是历史的人质”这句话，用来形容杨虎城的生前遭遇再贴切不过，唯有将人或事放回所属时代洪流中去审视，才能最大限度探知真相。整件事还要从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说起，当时的国内局势乃至国际各方力量的纠葛，复杂程度超乎想象。既然此事提到了斯大林，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与苏联的关系与各自的处境。首先是苏联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明确表示反对的态度。一方面，苏联对张学良误会已久；另一方面，苏联认定只有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能够成为牵制日本的中国军事力量，张杨二人将蒋介石置于危局已然对苏联的国际局势安全构成隐患。其次是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背刺”的愤恨，软禁张学良、流放杨虎城是继“二二事件”后收拾残局、重新立威的安排，此外，国民政府一直渴望得到苏联的物资援助乃至更深层的合作。最后是我党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纠葛态度，众位领导人虽对二人的赤诚之举钦敬有加，碍于国共谈判在即，公然支持二人也是不现实的，爱莫能助才是无奈之举。这样来看，当时的国民党及苏联已经在无形中达成相互依仗的默契，我党与两者的关系略显尴尬与弱势，杨虎城阴错阳差涉足其中，也就为日后惨死埋下伏笔。有关于杨虎城的被流放，作为西安事变主要参与者，威严扫地的蒋介石肯定不能容忍他安然无事，此外，杨虎城出国考察也是在效仿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先例，以此暂避舆论压力和政治压迫，等风波过后再回国以图东山再起。此外，还有一件事必须澄清，那就是张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的一片赤诚，尤其是杨虎城，他的初心始终是推动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奋起抗日，只要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哪怕蒋介石将他杀之而后快，他都毫无怨言。基于这些背景因素，当出国考察不久的杨虎城得知“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想要回国参加抗战的急迫心情就不言而喻了。“弟一革命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委座。”这是1937年7月11日身处海外的杨虎城发给宋子文的电报，宋子文是蒋介石指派的他与杨虎城之间的唯一联系人，蒋介石对于杨虎城出国后的动态也从未放松警惕。7月13日，蒋介石命宋子文回电，婉拒了杨虎城的回国请求，甚至进一步切断了他与西安方面的联系，之后的日子里，蒋介石不遗余力地堵住杨虎城想要回国的一切通道，也最终促成杨虎城将希望寄托在苏联那里。抵达法国巴黎后，杨虎城将自己预设的“参观苏联，再经外蒙古回国”这一计划告知给了救国时报的负责人，此事由中共巴黎支部代为联系，我党驻第三国际代表对此热烈欢迎，还是无法解决杨虎城苏联签证问题。如前文所言，此时的苏联对中国内政局势动向极为敏感，正逢国民政府与其举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军事订购双边谈判前夕，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浮想联翩。说起“斯大林出卖杨虎城”，其中实则有着不为人知的误会。此事发生之前，蒋介石在不符合国际外交规则与礼仪的情况下提前派出沈德爕赴苏洽购飞机，即便国民党与苏联双方有意推动双边谈判，苏联对此还是极为反感。至于杨虎城通过中国驻巴黎使馆向苏联申请外交签证一事，是以中国陆军部代表的名义申请的，当时杨虎城对于双边谈判一事并不知情，可苏联却将他的签证申请与“沈德爕事件”看作同一性质，还因此极为担忧双边谈判有可能被公开，苏联由此陷入德国、日本的双重威胁。在如此复杂、纠葛的情况下，斯大林将杨虎城申请苏联签证一事告知国民党方面也就不足为奇了，敏感的蒋介石自然会认为杨虎城与苏联、我党都存在联系，对他多加防范甚至萌生杀意也就很容易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