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亲历者回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当天傍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喜讯，《人民日报》随即出了号外：《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也刊登了这一消息。

今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于敏、周光召……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原子城纪念园的钢架结构“596”主题长廊内，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雕像石碑、31564名基地工作者雕刻人名墙分列两侧。60年前，我们用事实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有力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2024年8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周光召“巨星陨落”，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的21位已经去世，目前仅存的两位为103岁的王希季院士和95岁的孙家栋院士。

当时奋斗在一线的亲历者们大都已过耄耋之年，他们自称是这项事业中的“小兵”“螺丝钉”，但当年都是与家人分居、冒着遭受核辐射风险参与工作的。借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的契机，他们重新讲述起当初的故事。

60多人集中攻关，直到2002年才拍下第一张合影

“没有铀235，造原子弹就是天方夜谭。”今年87岁的柳襄怀回忆，当时全世界掌握这项技术的只有美国、英国和苏联。面对国际封锁，我国选择自力更生。

1960年，上海冶金研究所接受了来自国家的这项绝密任务，并于1962年春节后集结其他3个单位的60多名攻关人员，成立了代号为“真空阀门”的第十研究室，对外称“7支部”，时任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长的吴自良，担任第十研究室的室主任和技术总负责。

当年，“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共分三个攻关大组，分别负责研制分离元件用粉末、成膜工艺、性能检测分析和理论研究等。

“甲种分离膜制造技术”研究三大组长，从左到右分别是邹世昌、金大康、李郁芬　图源：文汇报

1963年，甲种分离膜攻关任务圆满完成，性能超过苏联样品。

由于项目保密，当年共同奋斗攻关的团队成员，直到2002年才重聚拍下了第一张合影。

2002年原十室“甲种分离膜”研制人员合影留念。图源：文汇报

首枚原子弹“心脏”诞生：爆轰试验→铀球成型

随着甲种分离膜的研制成功，原子弹研究已经进入了非常关键的阶段，即制备高浓度的铀。这是原子弹能否具有威慑力的关键因素。

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铀浓缩厂，因为苏联专家的撤离，陷入停滞阶段。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女性科研工作者接受了这个重任。她就是物理学家王承书。

在王承书的带领下，众多科研人员边学习边进行数字计算和公式推演。终于在1964年初，工厂成功研制出合格的高浓缩铀。

核材料的问题解决了，但作为原子弹发生核反应的核心部件，铀球该如何加工成型，又成了一个新的难题。

为此，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车工，会聚戈壁滩进行技术大比武。来自上海的原公浦在比赛中脱颖而出，成了铀球加工的“主刀人”。

1964年4月30日，在大家的注视下，原公浦穿好三层防护服，戴上双层乳胶手套，和组长何绍元、助手匡炳兴一起，走进工作间，准备进行铀球的加工，加工持续了很长时间。午夜时分，原公浦再次走上操作台，开始加工最后的三刀，也是最关键的三刀。当最后一刀结束时，原公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此时，已是1964年5月1日凌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铀球，终于诞生了。

1964年夏，原子弹的零部件从全国各地陆续运往青海省海晏县221基地，技术人员和工人开始投入紧张而忙碌的装配工作中。

“两弹”装配和试验亲历者黄克骥：时至今日蘑菇云仍在梦中出现

钳工出身的黄克骥是推着圆滚滚的“邱小姐”上场的4个人之一。“邱小姐”是这颗球形原子弹的化名。60年前，它是在中国首都和西北核基地之间高级别的保密通讯中使用的称呼。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在新疆罗布泊一座102米的铁塔上引爆的。黄克骥和大家一起完成了原子弹的最后总装。

装配第一颗原子弹那天，29岁的黄克骥与老师傅陆振声担任主操作手。他们要做的是，用专用工具吸住炸药半球，将其放置在操作台上的金属部件上，然后把核材料部件放入炸药半球里。整个过程务必要防止两个部件发生碰撞。

一旁的老师傅曹庆祥手拉着天车的铁链子，眼睛紧紧盯着指挥人的手势，小心翼翼地操控着炸药件和核材料件起落，使其准确地落在操作者的手上。黄克骥的汗珠落在炸药球和核材料部件上，两人手拿棉丝，小心翼翼地拭去。

第一颗原子弹就这样在黄克骥他们的手中“出生”了，“像是捧着新生的婴儿，恨不得亲上一口。”黄克骥说。

时至今日，那个蘑菇云还会在他的梦中出现，醒来后他的眼角总有泪水。“那是高兴的泪。”他对记者说，在高寒缺氧的金银滩的那段记忆里“没有苦，只有甜”。

王永乐：追测核爆烟云后，脱下防护服就开始工作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永乐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试验的外场测量工作，为减少由此引起的不必要国际争端提供重要依据。

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就在原子弹爆炸当天夜里，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要去测量爆炸后飘过来的烟云。我们立即乘飞机起飞，直奔预期地点，一路进行测量。当飞机飞到银川3000米上空时，根据测量发现，我们的飞机已处在烟云之中。在测量仪器指示的引导下，我们跟踪着烟云飞行。飞机在郑州机场加足油后继续跟踪飞行，经过连云港直到公海，后一路返回北京，降落在南苑机场。

飞机降落后我们立即把取样器中的过滤布取出来送去进行测量，负责测量的同志早已做好准备，一直待命。由于过滤器有放射性，开始操作之前都让我们穿上防化兵穿的防护服。由于我们以前没有穿过这种防护服，穿上感觉很不舒服，无法操作。时间不等人，我们就干脆把它脱下来继续工作。当我们把过滤布取出，送回到原子能研究所后，有关人员用高压水冲洗了飞机。第一次任务就这样顺利结束了。”

王永乐。图：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起，王永乐都为有这样一段经历而感到自豪和光荣。

【时间线】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国建立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1964年1月，高浓铀235研制成功；

1964年5月1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加工出合格的原子弹部件；

1964年6月6日，青海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成功进行了一比一模型爆轰试验；

1964年10月16日15时，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荒漠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