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杰姆奥卢：揭开制度与增长之谜的经济学巨匠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三位美国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的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与芝加哥大学的James A. Robinson。他们凭借对“制度如何塑造并影响国家繁荣”的深刻洞察共享此殊荣，这一理论为我们揭示了国家贫富差距的根源。

“高产”的经济学家

阿杰姆奥卢，这位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杰出经济学家，自青年时代起便展现出非凡的学术潜力。他在1989年获得学士学位后，远赴伦敦经济学院深造，并于1990年和1992年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短暂留校任教，随后加入麻省理工学院，成为该校助理教授，并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深耕这片学术沃土。

在麻省理工学院，阿杰姆奥卢的学术才华如泉涌般涌现，他在经济增长、技术演化、收入分配、社会网络、契约理论以及民主政治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论文频繁亮相于各大顶级期刊，成为经济学家们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哈佛大学教授曼昆甚至曾在博客中打趣道：“阿杰姆奥卢一定有个孪生兄弟在帮他写东西，否则我无法想象一个人能有如此高产！”

阿杰姆奥卢的杰出贡献为他赢得了无数荣誉，包括美国劳动经济学会的最高奖“沙尔文·罗森奖”、贝茨·克拉克奖以及芝加哥大学设立的首届“舒尔茨奖”。而他的入室弟子、《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西摩尔教授，正是为他颁发舒尔茨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

从制度看经济增长源泉

在经济学领域，阿杰姆奥卢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独到见解。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究竟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倾向于从物质原因来解释经济增长，即认为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带动了经济增长。他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对经济增长源泉的片面解释，如资本和劳动力增加、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等，转而深入探究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新经济史学家”就开始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各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并试图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归因于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但是，早期“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大多还是停留在“讲故事”的层面上，虽然他们引述了大量的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由于较少使用现代经济学中通常使用的计量研究方法，因此其分析思路就显得不甚严谨，一些观点也难以验证。

阿杰姆奥卢与罗宾逊通过巧妙的方法，验证了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他们查阅了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的殖民记录，统计了殖民者的疾病死亡率，并据此推断出殖民地的制度类型。通过精密的统计分析，他们发现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与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而有力证明了制度的重要性。

制度本身怎么演化?

在证明了好的制度有助于经济增长后，阿杰姆奥卢并未止步，而是继续探索制度本身的演化规律。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罗纳德·科斯曾经提出过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在产权清晰界定且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产权的初始分配不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交易的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来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并将新增收入在交易双方间分配。如果把科斯定理推广到政治领域，便会得到如下观点：当一项制度使一部分人获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受损时，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选择最有效率的制度然后由制度的获益者补偿受损者，这就是有效制度论，也即阿杰姆奥卢所称的“政治科斯定理”。

阿杰姆奥卢不同意“政治科斯定理”的有效性。在他看来，制度变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团政治力量的变化，如果在旧制度中受损的阶层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制度变迁，那么有效率的制度就不会出现。针对诺斯关于庄园制兴起的例子，阿杰姆奥卢指出，几乎是在西欧庄园制兴起的同时，东欧出现了更为严酷的农奴制。这很明显地说明，并不能从效率的变动来解释制度的变化。因此，造成西欧庄园制兴起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效率的改变，而是西欧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让劳动者的相对地位得以提升。

他强调，制度变迁是各集团矛盾斗争的产物，而胜利者选择的制度标准往往是最大化本集团利益而非国家或全体人民的利益。

呼吁对AI技术进行更民主化的控制

近年来，阿杰姆奥卢对AI技术的蓬勃发展也给予了密切关注。然而，与许多对AI乐观的学者不同，他持谨慎态度。他指出，技术具有双重潜力，既可能改善社会福利，也可能加剧不平等。他担心AI技术会成为一种“滥用技术”，通过自动化排挤人类劳动来提高利润率，从而加剧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因此，他呼吁对AI技术进行更民主化的控制，并制定适当的规制和政策进行管制。

阿杰姆奥卢的学术生涯充满了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神秘联系，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宝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