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衰老的偏见，正在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明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如今，重阳节还是我国法定的“老年节”，尊老、敬老、助老的新内涵体现着传统节日在当下的继承与发扬。许多国家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阶段越来越成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每个人都会老去，老年生活品质值得所有人重视。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与心理学教授贝卡·利维致力于研究年龄观念如何影响老年人健康。她的研究探讨了影响老年人的认知、身体功能以及寿命的社会心理因素。她发现社会文化中的年龄歧视其实非常普遍，比如人们普遍相信年纪大了就会记忆衰退、学习能力下降、难以掌握新技能等。而打破关于老年的消极刻板印象，能让老人在各方面受益，甚至能改变基因的运作方式，延长7.5年的预期寿命。

利维证明了许多以前被认为完全由生理衰老引起的健康问题，如身体机能下降、记忆力减退、心血管问题和阿尔茨海默病，其实更多受到我们从社会文化中内化的消极年龄观念的影响。现在是我们所有人重新思考变老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了。

她写作了《不被定义的年龄》一书，其中介绍了在个人层面改善年龄观念的方法，也提出社会层面减少结构性年龄歧视的建议，力图让整个社会摆脱年龄焦虑和年龄歧视，成为一个以积极年龄观念为主导的健康社会。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不被定义的年龄》，注释见原书。

有时记忆会出现短路。你突然记不起刚看的电影中的英雄的名字，或者走进一个房间拿东西却忘了要拿什么。这是一种令人懊恼的精神状态，它会发生在每个人头上。我们经常用“长者时刻”来形容这种恼人的记忆短路。明明这种情况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为什么要说成“长者时刻”呢？

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罗切斯特民主党人纪事报》1997 年的一篇文章中，一位专栏作家引用一位正在度假的老年银行家的话，他记不清自己正在打的网球比赛的比分。从那时起，这种表达方式先后在美国及美国以外地区成为流行语。当我在其他国家进行演讲时，我有时会问听众是否听过这个说法，房间里的所有人都会很快举起手来。

现实情况是，这些“时刻”与“长者”或老龄并不存在特定的关系。记忆短路现象由来已久。将近 150 年前，“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将这种现象描述为脑海中“剧烈活动”的沟壑，“一个名称在脑海中若隐若现，在某个特定的方位向我们招着手，有时我们感觉自己就要够到它了，却还是与心心念念的它失之交臂”。显然，老年人并不是唯一受到偶尔的记忆短路打击的群体，因此“长者时刻”这个没有恶意甚至听上去很可爱的说法其实是一个完美缩影，反映出年龄歧视所隐含的机制和造成的影响：它给一个复杂且具有可塑性的过程披上了伪科学的合法外衣，从而将一种各年龄层普遍存在的焦虑包装成一个消极的观念，强加于超出某个年龄的每一个人。

关于记忆的真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人的脑功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神经可塑性，即大脑保持灵活并长出新的神经连接的能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年轻大脑的特性，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实际上在整个老龄化过程中神经可塑性都在持续。这表明，人们普遍持有的“随着我们变老，大脑不可避免地会退化”的刻板印象是错误的。

正如我们即将探讨的，在晚年生活中，有些形式的记忆得到了提升，比如语义记忆，即对一般知识的记忆；有些形式的记忆保持不变，比如程序性记忆，即对如何执行常规行为的记忆；有些则减退，比如情景记忆，即对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具体经历的记忆。这最后一种类型的记忆，原先被认为对所有老年人来说都会减退，但其实通过干预可以得到改善。好吧，你可能会问，既然某些人群在某些时候会出现某种形式的记忆减退，这不正说明了“长者时刻”一词的合理性吗？事实则是，记忆短路可能发生在任何年龄，而我们的大脑在晚年形成新的连接，可以补偿这些偶尔的记忆减退。

简而言之，导致某些形式的记忆减退的原因并不必然是老龄化本身，而是我们面对和思考老龄化的方式：是我们的文化在告诉我们如何变老，我们又在告诉自己如何变老。

积极年龄文化与记忆成就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想知道文化和年龄观念在晚年的记忆模式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正如“长者时刻”一词的流行所表明的，记忆减退是北美和欧洲最普遍的老年刻板印象之一。我从日本回来后，在开展的第一批研究中，考察了这类刻板印象是否会影响记忆表现。我选择了三种具有不同年龄观念的文化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美国聋人、听力健全的美国人和中国人。

为什么选这三种特定的文化？我选择中国文化是因为它的儒家价值观，两千年来一直强调孝道和尊老，这在中国当代生活中留下了重要印记。今天，多代同堂的中国家庭，通常由年长的成员主导，这是一种常态而非例外，老人常常得意地谈论他们的晚年生活。

至于美国聋人社群，我是在研究生阶段开始欣赏这种文化的，当时我第一次从人类学家盖琳·贝克尔的书中了解到他们所持有的积极年龄观念。在聋人社群中，老年通常是一个热衷社交、表现活跃、相互依赖的人生阶段。这主要是由于聋人社群往往是代际的关系。90%以上的聋人是由听力健全的父母所生，所以当年轻的聋人遇到年长的聋人时，他们往往会对后者产生敬佩之情，并和这些与他们有共同身份的榜样形成紧密的联结。因此，聋人社群中充满了积极的年龄刻板印象，其年长的成员通常自我感觉良好，并与同伴们形成了密切的人际关系。贝克尔解释道：“在我的实地调查过程中，我看到老年聋人的互动中一再出现一种模式：当这些个体处在一群聋人中时，他们健谈、自信、外向、放松。”

为了进一步了解聋人文化，我报名参加了本地社区中心开设的美国手语班。授课的是一位年长的聋人，他的手势有如一支优美的舞蹈。有一天下课后，我鼓起勇气问他是否可以谈谈对老龄化的看法。谈话结束时，他同意帮助我从波士顿聋人俱乐部的各代人中招募聋人受试者。

我还从波士顿的一个老年中心和一个青年组织招募了年老和年轻的听力健全的美国受试者，并从北京一家铅笔厂招募了年老和年轻的听力健全的中国受试者，厂里的员工大多是年轻工人，退休的老员工则每个月会来领他们的养老金。

通过选取来自这三种文化的受试者，我能够排除对我可能发现的任何重要记忆模式的其他解释因素，比如语言。如果我只比较美国健听人和美国聋人受试者，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聋人受试者在多年使用手语的过程中形成了记忆优势。如果我只比较中国健听人和美国健听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中国人使用的是象形文字而非字母文字，他们的记忆力本来就更好。但是，通过把美国聋人和中国健听人都包括在内，我们就可以聚焦于两种文化所共有的一个特定因素：普遍存在的积极年龄观念。

我设计这项研究来测试情景记忆——认知专家经常声称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退的一种记忆形式。当你在一个特定的视觉空间环境中记住一个人或物体时会用到情景记忆，比如你在开车进入国家公园时注意到拐角处有一个带有弹孔的禁止狩猎标志。

为了测量受试者对老龄化的态度，我首先要求他们做上一章提到的“老龄化形象”练习，说出想到一个老年人时首先进入脑海的五个词或短语。受试者接下来做了“老龄化迷思”测验，其中包括25道关于老龄化的是非判断题，比如“老年人抑郁比年轻人抑郁更常见”和“老年人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学习新事物”。受试者对这些说法的判断使我能够衡量他们对老龄化的偏见程度。

我遇到了一些文化挑战。例如，答案翻译成英文后，我难以判断某些来自中国受试者对“老龄化形象”的回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因为其中有许多答案是基于特定的文化，像是“能够组织群众”和“为社会发挥余热”。幸运的是，我的助手是在中国长大的，能够对答案的积极性和消极性进行评判。

虽然我们不是在测试一种新的记忆药物，但结果却同样能改变人们的心智。在老年受试者中，美国健听人组表达了最消极的年龄观念，并在全部四个记忆任务中表现较差；而中国老年人组，这个拥有最积极的年龄观念的群体，在所有方面都表现最好。我惊奇地发现中国老年受试者的表现与中国年轻人一样好。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一位中国老年人，你可以期望自己的记忆力大体上和你的孙辈一样好。美国老年聋人受试者的年龄观念比美国老年健听人更积极，他们的表现也要好得多。与老年受试者相比，年轻受试者在所有三个文化群体中的表现都差不多，这是说得通的，毕竟他们的年龄观念还没有与自我进行关联，不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文化观念与老年受试者的记忆分数之间存在非常强的关联，原因之一是中国文化和美国聋人文化的老年成员在成长过程中，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充斥着消极年龄观念的美国主流媒体：美国聋人在成长过程中还没有带隐藏式辅助字幕的电视机；中国受试者则在地理和政治上都与美国隔绝；这两种文化群体在成长过程中还没有出现能够跨越国界传播年龄歧视的社交媒体。不仅如此，包括听力健全的美国人在内，所有三个群体中更积极的年龄观念都与更高的记忆分数相关联。我们的研究让我认识到，关于老龄化的文化观念强大到足以影响晚年的记忆表现。

建立一座记忆的大教堂

为了更好地了解年龄观念在保持记忆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我拜访了约翰·贝辛格，他是一位84岁的退休戏剧演员，住在距我半小时车程的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的大学城。他的妻子雅尼娜在卫斯理大学教了60年的电影研究课，她基本上是该校这门学科的创始人，现在则是该校和好莱坞的标志性人物。虽然约翰的工作和成就与他的妻子不尽相同，但他的功绩在米德尔敦具有同样的影响力。

早在1992年，约翰快60岁时，他挑战自己背诵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这部17世纪的抒情史诗，讲述了亚当和夏娃受到撒旦的诱惑，然后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约翰起步很慢，每次在学校健身房锻炼的同时记诵7行。他不认为自己能记住整部诗。但是，每当约翰开始做一件事，他通常会有始有终，无论花多长时间。8年后，在快满70岁，即将迎来千禧年时，约翰把这部鸿篇巨制、6万单词的史诗全部记住了。这大约是如《蝇王》这样的全本小说的篇幅！然后，他在一场整整持续了三天的非同寻常的朗诵会上演绎了这部诗。

20年后，他说他仍然记得所有的内容。在我们见面的那天早上，他完整背诵了由12卷组成的这部诗的其中一卷来给脑子热身。约翰不是靠一招鲜吃遍天的人。近年来，他还记诵了大段大段的《李尔王》，把它变成一出独角戏。不久前，他还记诵了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创作的一首喧闹的诗《轻骑兵的冲锋》，配上摇滚乐，与一个喧闹的乐队一起表演。

在我们的谈话中，约翰坚持认为他的记忆力并没有超出常人。他告诉我，他的妻子和女儿“天生有着好记性”，而他是一个没有待办事项清单就没法做事的人，经常忘记一些东西，比如不记得记事簿搁在哪里。从临床角度看，约翰说得完全正确：他的记忆力并没有超过平均水平。卫斯理大学心理学家约翰·西蒙对约翰的经历很着迷，并进行了一系列测试，想弄清他是如何做到的，结果发现他对日常事务的记忆完全属于正常水平。

西蒙的结论是：“超群的记忆力是练成的，不是天生的。”约翰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一个稀松平常的记忆力在与像肌肉一样锻炼它的意愿以及正确的年龄观念结合在一起后，可以变得非同寻常。约翰告诉我，他脑海中经常浮现的一个画面是巴勃罗·卡萨尔斯，这位伟大的西班牙大提琴家一直演奏到90多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卡萨尔斯走路和出行都很困难，但只要坐下来演奏，他就会变得如年轻时那般行云流水。

我很好奇约翰究竟是如何记住一部篇幅堪比小说的诗的，就问他用了什么方法来完成这一壮举。原来，他差不多是误打误撞地制定了他的背诵策略。他告诉我，那是在他的成长阶段，当时他在聋人剧团工作。

听到这个情况，我直起了身子：“但你并不聋，对吧？”我怕自己可能忽略了他个人身份的一个明显方面，还忽略了他与聋人文化及其积极的年龄观念的重要联系。

约翰微笑着摇了摇头，却开始用手语向我讲述他的故事。他年轻时极度渴望在剧团工作，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声音设计，那是20世纪60年代在康涅狄格州沃特福德的国家聋人剧团。国家聋人剧团由戴维·海斯创办，他是一位成功的布景设计师，曾经分别与电影大师伊利亚·卡赞和芭蕾舞巨匠乔治·巴兰钦合作过。这个新剧团开创了一种新的表演方式，聋人演员和健听演员同时打手语、表演哑剧和说台词，所有的感官都参与其中，为聋人观众和健听观众提供了一种新潮的戏剧形式。这着实令人激动。约翰跟着剧团巡演了三年，最终从声音设计转向表演并教授戏剧和美国手语。

介绍过故事背景，约翰继续用手语演示国家聋人剧团是怎么表演的，并解释他是怎么找到背诵方法的。在聋人剧团工作时，约翰注意到，当他加入手势让口语文本变得更加直观时，他更容易记住台词。几十年后，当他开始记诵《失乐园》时，他又回到了这个想法，通过“加入自然的手势”来使文本变得具象化。他解释说，这使他能够“同时占据诗歌的情感空间和物理空间”。

约翰在国家聋人剧团所接触的聋人文化，显然对他产生了影响。你会记得在我对聋人文化的研究中，年轻的成员常常把年长的成员当作榜样和领袖。约翰接触到这种文化，强化了他的积极年龄观念，此外还教会他很多东西。他起初对手语一无所知，几年后却在教手语了。约翰最终离开了剧团，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待在一起，而不是连续几个月在全国巡回演出。但他与聋人群体的经历永远留在了他身上。他现在的情况似乎表明，聋人群体给了他关键指导，他们的文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成了他自己的文化，几十年后，他依靠这种文化完成了超群的记忆壮举。

当谈到自己的生活时，约翰不断地引用电影、书籍和诗歌，尴尬的是，其中许多我并未看过或读过，但我后来补上了。其中一些作品为他提供了更多关于老龄化的积极形象。他说年轻时崇拜的一部小说是《众生之路》，这是塞缪尔·巴特勒写的一部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控诉了那个时代虚伪的价值体系。他提到他最喜欢的两个角色—慈爱的姨妈阿莱西亚和小说的讲述者奥弗顿，他说这两个角色很符合神话中那些给予年轻人关键指导的智妪或智叟的原型。

约翰的生活提醒我们，记忆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种固定的、有限的神经资源。它不像某个物件那样，你要么有，要么没有，除非是像阿尔茨海默病那样的神经性退化，但即便是那样的退化，正如我们即将读到的，记忆的丧失也并不总是一个业已注定的结论。记忆是可塑的，它可以得到增强。事实上，约翰对大多数认知文献所说的在晚年应该减退的记忆类型——情景记忆——进行了非凡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