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款好人》：失落的喜剧，无奈的好人

《爆款好人》是《我和我的祖国》之《北京你好》单元以及《我和我的家乡》之《北京好人》单元的长片续作，《爆款好人》沿袭了主人公张北京的主要身份与个性特点，并围绕张北京意外走红网络又回归日常的故事，从多个方面展现了自媒体时代的文化风貌与社会心态。

从夹杂着软科幻元素的“疯狂”系列尾作《疯狂外星人》，到自我影射色彩浓郁的“元电影”《红毯先生》，再到最新上映的京味温情喜剧《爆款好人》，近年来，宁浩的创作风格与叙事主题一直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然而，与此相伴的却是宁浩作品市场号召力的急剧下降——由刘德华主演的《红毯先生》两次上映仅收获9400万票房，而《爆款好人》的预售票房则在国庆档的八部真人电影中位居末尾。充斥着流行文化元素的《爆款好人》却难以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曾长年引领中国喜剧电影发展、多次创造观影热潮的宁浩，如今似乎与急速变化的时代产生着愈发明显的错位甚至脱节。

从讽刺转向：温情的喜剧底色

2006年，学习绘画出身的宁浩凭借低成本犯罪喜剧片《疯狂的石头》一举成名，从影像、叙事、空间、台词等各个方面为中国喜剧电影带来了全方位的升级。错综复杂的多线叙事、多元混杂的文化拼贴、贴近底层的现实表达，种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不仅让《疯狂的石头》奠定了宁浩自身的喜剧创作风格，也大幅提升了中国类型电影的美学质感。

此后，宁浩又陆续推出《疯狂的赛车》《无人区》《心花路放》《疯狂的外星人》等作品，不断用反叛的心态与嘲讽的口吻来审视中国的社会现实，甚至解构国民的文化心理。

宁浩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从荒诞主义的视角或者后现代的角度去看，人是特别无力和无能的，我从来不相信人定胜天，站在命运面前，人就是虫子。”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宁浩大多数作品的叙事视角与价值表达。

宁浩的作品通常会设置一个规定性情境，让故事中的人物脱离原有的生活轨道，陷入一种失序、不协调的状态；而他们越是想努力把控住局面，就愈发在混乱的状态里难以挣脱。在人物同自我、他人、社会以及周遭一切事物的错位中，影片的戏剧张力、黑色幽默和现实批判自然地生发出来，在一种“将错就错”的叙事形态中形成巨大的现实穿透力。

从人物与现实世界极不对等的关系出发，《爆款好人》承接了宁浩喜剧电影一以贯之的叙事策略。出租车司机张北京想在儿子张小景的婚礼上与他的继父老温争夺发言权，却苦于自己“不靠谱”的作风被张小景的母亲排挤。满腔怨气的张北京在热闹的商业街与单身母亲李小琴发生争执，没承想自己出气的样子被路人拍成视频传遍网络，阴差阳错地变成了网红“维权哥”。

为了提升自己在家庭的影响力，张北京顺势开启了替人维权的短视频博主之路。随着关注度的上升，张北京越发难以承受互联网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眼看生活就要朝着彻底失控的方向驶去，张北京终于以“自黑”的方式告别了“维权哥”的身份，回归到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开着出租车漫游在熟悉的街头巷尾。

从突如其来的走红，到无可奈何的退隐，张北京不仅没有凭借网络流量达成婚礼致辞的目标，反而连儿子的婚礼都没有出席，这种劳而无功、原地踏步的人物处境恰恰是宁浩表达作者性的独特方式。

但与前作截然相反的是，《爆款好人》的叙事并没有落脚在嘲弄生活的意义、凸显秩序的荒诞上，反而导向了一种温情主义的表达，即“平平淡淡才是真”这种老生常谈的论调。当片尾张北京发现不再有人记得他而欣喜若狂、放声高呼的时候，《爆款好人》的现实批判与讽刺色彩已然受到了极大的削减。

也许与徐磊的加入有关，在《爆款好人》中，宁浩第一次将家庭伦理题材与喜剧电影类型相结合，并让张北京的家庭关系构成影片的重要叙事线索。张北京沉溺于互联网世界不是为了享受名望，而是为了获得儿子小景与家庭的充分尊重；同样，疯狂直播带货的李小琴也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希望给儿子小山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正因如此，不断强调真情可贵的《爆款好人》才收起了锋利的笔触和戏谑的姿态，对人物各种荒唐的行为给予充足的理解。而诸如破坏规则、释放欲望、底层狂欢等黑色情节更是在这部电影中难以寻觅，取而代之的是人物接纳自我并收获尊重的温暖结局。

实际上，自毕业作品《星期四，星期三》开始，宁浩便一直在尝试打破固有的创作成规，探索不同风格的影像表达。二十余年来，宁浩担任导演拍摄过现实主义电影、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讽刺喜剧电影、主旋律电影等多种类型样式的影片，《爆款好人》从讽刺喜剧向温情喜剧的转变，亦可看作宁浩与徐磊根据个人喜好和市场做出的调整。

只不过，在这部电影中，泛滥而不合时宜的温情不仅常常扰乱影片的叙事节奏、冲淡喜剧性效果，更使影片的基调始终处于前后摇摆的状态，让许多严肃的价值表达消解于冗长的抒情语段之中。

形象光明但“弧光”暗淡的北京好人

作为最具国民性的演员之一，葛优及其银幕形象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具备特殊的文化意义。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喜剧类影视作品的不断发展，葛优凭借其特有的平民气质和颇具喜感的外形塑造了一系列家喻户晓的经典角色，一度成为中国电影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重要符号象征。

宁浩与徐磊曾直言自己深受京派喜剧的影响，毫无疑问，他们在塑造张北京的过程中也广泛参考了葛优昔日深入人心的银幕角色。一方面，张北京的人物形象同《北京你好》《北京好人》里大大咧咧、真实坦率、热心善良的普通大爷张北京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张北京的“文化基因”又可以追溯至《顽主》《大撒把》《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电影中葛优角色的共同特质，即浓郁的市井气息、自得其乐的生命活力、自由洒脱的性格特点、偶尔灵光一现的“街头智慧”。

《北京你好》和《北京好人》的成功关键在于主创对张北京的出色塑造，而张北京之所以能为观众带来情感认同，正是因为他是一个缺点鲜明但真实、亲和、善良的小人物。

在《北京好人》中，张北京既不想把辛苦攒下的买车钱借给得了癌症的表舅动手术，又担心表舅被病情耽误，于是想到冒用医保卡的计策。真相败露后，张北京还是克服了内心的纠结，主动为表舅交上了手术费。从为了给亲人治病而剑走偏锋，到舍弃私欲做出牺牲，张北京的“弧光”在人物内心的挣扎与醒悟中悄然完成，故事因此显得鲜活动人。

从短片走向长片，《爆款好人》若想为观众搭建起价值认同的桥梁，不能只突出张北京表层的形象特点，更需要叙事的严密支撑。从电影一开始，创作者便极力用零散的情节打造张北京“中老年顽主”的人设：在停车场鬼鬼祟祟地打量别人的豪车、在商业街凑热闹被钩掉假发、为了维权开着儿童小火车与人偶演员相撞。

意外走红网络后，对网红生态一知半解的张北京又想凭自己的三脚猫功夫成为真正的维权博主。在这一过程中，张北京与网红身份的不协调既是影片喜剧性内容的主要来源，也是塑造人物“顽主”特质的重要路径。

但是，为了烘托张北京光明正面的形象，《爆款好人》只在言行举止这些细枝末节处勾勒其狡黠、直白、天真、散漫等特点，抑或用闹剧的展现方式让张北京更加“接地气”。然而，真正影响张北京做出决定、继而推动叙事发展的，仍是其爱子心切的心情和想当一个好人的朴素愿望。

与老温的“争爸赛”固然可以表现出张北京执拗、倔强、好面子的一面，但是影片又反复渲染其作为一位平凡父亲的心酸。而当张北京多次好心办坏事，遭受网络暴力，甚至成为“全民公敌”时，他表露出的无力感又与自身洒脱、不羁的一面相互冲突。

这种矛盾性在张北京深陷舆论风波乃至错过儿子婚礼的情节中达到顶峰：他一边用抹黑自己的悲壮行径帮助李小琴卖货，一边自觉“给儿子折面了”而忍痛缺席家庭合影。在浓重的伤感音乐中，观众只能被迫沉溺于对张北京的同情里。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其文艺理论著作《诗学》中提出：“喜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通过表现小人物的性格缺陷和滑稽行为，喜剧可以给观众带来道德上的优越感，从而激发观众的笑声；而通过书写小人物的成长变化，喜剧又可以为观众建立深刻的情感共鸣。

在《爆款好人》里，一心想做好人的张北京在行动中逐渐丧失了小人物的多面性，凸显其变化轨迹的“弧光”也悄然隐没于他从一而终的正义感里。事实上，《爆款好人》里没有一个真正的负面形象，李小琴、奎哥、杨老师、笑哥等人的设定悬浮而粗糙，这让影片的群像塑造显得更为扁平。

也许，当混不吝、真性情的顽主闯入风谲云诡的互联网世界时，等待这位北京好人的只有失落、无奈与一声叹息。

自媒体时代的价值焦虑

“在将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15分钟的名人。”波普艺术的开创者安迪·沃霍尔著名的“15分钟定律”早已成为现实。在网络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人都可以经营社交账号、成为视频博主，任何人都有机会通过互联网获取巨大的关注。怎样与摄像头和屏幕齐飞的自媒体时代共处，是《爆款好人》向我们提出的问题。

实际上，宁浩在上一部作品《红毯先生》中已经开始尝试将短视频、自媒体、社交平台、网络公关等互联网元素嵌入沟通困境的主题表达之中。香港演员刘伟驰总是被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包围，以至于陷入恐惧、焦虑的状态。而互联网的非理性传播会进一步扭曲刘伟驰的表达，让他渴望达成的有效沟通变得遥不可及。在深不可测的互联网面前，演艺巨星刘伟驰和出租车司机张北京感受着同样的困惑。

《爆款好人》借由张北京经营短视频账号“维权哥”所经历的一系列风波，集中展现了网红、直播、带货、短视频等自媒体时代的热点话题。尝到流量甜头的张北京以为自己既能借网络名利双收，又能利用影响力帮助他人。

但随着知名度的跃升，网络流量的负面效应也席卷而来。在一次帮李小琴卖香皂的直播中，张北京的“人设”遭遇全面崩塌，上一秒他还是众星捧月的“维权哥”，下一秒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戏精哥”。张北京逐渐意识到短视频背后所涉及的网红经济、运营机制、流量变现、大众心态是他完全无法掌控的。本希望借由网络摆脱身份焦虑的张北京，又因为网络陷入了更加严重的价值焦虑。

就像电影里MCN公司大厅摆放的人物雕塑，这个由中国当代艺术家岳敏君创造的紧闭双眼、咧嘴大笑的诡异形象，既象征着众多戴上“面具”进行表演的视频博主、网络红人，又隐喻着手机屏幕背后无数参与网络狂欢的普通用户。

尽管《爆款好人》在表现互联网生态方面相较《红毯先生》往前探了一步，但影片的许多情节设置又明显脱离了当下的现实语境。从张北京因为开儿童火车撞人而走红，到他利用知名度号召群众抓牛蛙；从张北京反向营销操纵大众情绪，到他淡出网络、被众人遗忘，这些揭示网络文化生态的叙事设定过于浅显和戏剧化，并且全部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呈现层面。

同时，对于受互联网体系操控的公众，《爆款好人》的批判也止步于浅尝辄止的阶段；张北京好不容易抓到背后恶意评论他的人，最后却以自己的道歉草草收场。这种暧昧不清、模棱两可的态度贯穿全篇，让人难以清晰感知创作者的价值观念。

究其原因，还在于《爆款好人》的主创团队对自媒体时代的文化生态缺乏独到的见解，他们既没有找准切入公共议题的角度，也没有深挖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痛点，最终使影片彻底失去了承载社会情绪的能力。

QuestMobile《2023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总规模达到12.27亿，同年12月，人们在移动互联网上花费的平均时长高达165.9小时。在人人均有智能手机的今天，网红、直播、短视频等元素早已缠绕在人们的生活周围，仅仅将网络时代造就的社会景观与文化符号不加提炼地堆砌在银幕上，并不能为观众带来新鲜感，更无法提升观众对现实的认知。

在影片的后半段，当电影建构的戏剧矛盾无法解决的时候，创作者将叙事重心转化为张北京与李小琴的个人互助，并顺利让张北京逃出网络漩涡的裹挟，重获自我价值感。这种简单轻巧的处理方式再次遮蔽了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用想象性的解决给人物美好的承诺。

刘伟驰、张北京与互联网文化的脱节，恰似宁浩等电影导演与大众文化和现实社会的疏离。若想炮制出如《疯狂的石头》一般的“爆款喜剧”，与其将眼花缭乱的热点话题搬运到银幕上，创作者们不如重新找回介入现实的态度、直面问题的胆识以及书写时代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