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尽者,故宫

读不尽者,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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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形容一处景观之美时,少不了用季节去修饰它。花草、枫叶、冬雪,每个时节都必有一样与建筑相衬。景观是可视的,也是可读的。

说不尽逛不完的故宫也是如此。这座“王者之城”的建筑群已经屹立了六个多世纪,从紫禁城转变为人民的博物馆,敞开大门迎接四方来客。故宫学者祝勇的《故宫建筑之美》“试图在文字里将这座早已建成的城重造一遍”,将人与建筑的历史故事重述一遍。其配图来自有数十年故宫拍摄经历的摄影师李少白。

以下文字和照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故宫建筑之美》一书的其中四个章节。所选章节,在空间上始于内金水河,终于神武门,与之一一相对应的历史故事按先后次序排列。在国庆十一假期,我们摘取这几部分内容,以飨在北京的或计划来北京的书友,还有打算通过文字和照片“云游”故宫的书友。让我们去感受故宫建筑之美吧。

摘编有删减,注释见原书。

内金水河

一进紫禁城,在开阔广大的奉天门广场,内金水河蜿蜒流过。

赵广超先生说:“内金水河从紫禁城西北流入,象征远接生命之源的昆仑山。在宫中蜿蜒2100多米,昼夜不舍,恰似一条长长镜廊,映照着这座皇宫六个世纪以来的人和事。”河水的圆弧,犹如女性丰满的曲线,为这庄严刚健的政治广场增添了几分阴柔之美。

内金水河自神武门西边的地道进入紫禁城,沿内廷西区的宫殿墙外向东南转,辗转到武英殿前,在奉天门广场形成一个月牙形的河道。有人说它是一条“天河”,代表着天上的银河,也有人形容它为“皇帝挽玉弓”。然后向东向北,流到文华殿后,在銮驾库的巽方流出紫禁城。

我说紫禁城是一座稳定又鲜活的城,内金水河可以作为证明。这是一条活水,连接着护城河,除了象征意义,还有诸多实用功能,比如消防、排水、用水、运输、观赏等。紫禁城的地平,北高南低,每当大雨,三大殿大台基上的螭首“千龙吐水”,无论地面上的水,还是遍布紫禁城的明渠暗道里的水,都将汇入金水河。再大的雨,内金水河的水位也只上升一米左右,它实际上是紫禁城中一座可以调节水量的小型水库。内金水河里的水,涨涨落落,内金水河上的荷花,开开谢谢,呼应着生命与自然的韵律。

明宫词曰:

“禁河新涨碧泓涵,鱼鸟嬉春意自酣。一望白萍红蓼路,大都风景似江南。”

有一天,我去冰窖餐厅参加晚宴。从厨师那里得知,他们每年冬天还在内金水河上采冰,存入冰窖,在夏季用于冰镇餐饮。此后,每当我在凛冽的寒风中走过太和门广场,听到冰镐的声音在浩大的广场上发出空旷的回声,都会清晰地意识到,内金水河是一条历史的河,但它不是死掉的河、只能用来瞻仰和凭吊的河,它也是一条现实的、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河。它仍然有它的生命律动,仍然以一种秘而不宣的方式,介入我们的生活。

我想起老子的话:“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是至柔之物,却有着裂云穿石、无往不胜的力量。有水,才有万物生焉,人民繁衍,皇帝的田才能蓬勃肥美,结出沉甸甸的果实。

内金水河上,五座内金水桥飞越而过,“对入宫百官来说无异是‘上天’的白云”。这五座桥,分别对应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象征着仁、义、礼、智、信五德。金水河名字的由来,并非因为河水是金色的,而是因为这条河自西北流入紫禁城,而西方对应的,刚好是五行里的“金”。

像内金水河一样,内金水桥也还活着,而且活得很风光。进入故宫博物院的游客,首先要聚集在内金水桥,听导游讲解,然后,迫不及待地拍照留念。桥下的河水,映出天上的流云,以及游客们好奇的面容。

文渊阁

崇祯十七年,大明王朝在北京城漫天的火焰和憔悴的花香里消失了,带着杜鹃啼血一般的哀痛,在他们的记忆里永远定格。它日暮般的苍凉,很多年后依旧在旧士人心里隐隐作痛。

曾写出《长物志》的文震亨,书画诗文四绝,崇祯帝授予他武英殿中书舍人。崇祯制两千张颂琴,全部要文震亨来命名,可见他对文震亨的赏识。南明弘光元年,清兵攻破苏州城,文震亨避乱阳澄湖畔,闻剃发令,投河自尽未遂,又绝食六日,终于呕血而亡,遗书中写:“保一发,以觐祖宗。”意思是,绝不剃发入清,这样才能去见地下的祖宗。

以“粲花主人”自居的明朝旧臣吴炳,在顺治五年——按照吴炳的纪年,是明永历二年被清兵所俘,押解途中,就在湖南衡阳湘山寺绝食而死。对于效忠旧朝的人来说,这样的结局几乎早就注定了。两千多年前,商代末期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在周武王一统天下后,就以必死的决心,坚持不食周粟。他们躲进山里,采薇而食,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草当干粮,最终在首阳山活活饿死。他们的事迹进了《论语》,进了《吕氏春秋》,也进了《史记》,从此成为后世楷模,击鼓传花似的在古今文人的诗文中传诵,一路传入清朝。

这些文人有:孔子、孟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庄子、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刘伯温、顾炎武......

当这个新生的王朝历经康熙、雍正两代帝王,平稳过渡到乾隆手中,一百多年的光阴,已经携带着几代人的恩怨情仇匆匆闪过——从明朝覆亡到乾隆时代的距离,几乎与从清末到今天的距离等长。天大的事也会被这漫长的时光所淡化,对于那个时代的汉族士人来说,大明王朝的悲惨落幕,已不再是切肤之痛,大清王朝早已成了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入仕清朝,早已不是问题,潜伏在汉族士大夫心底的仇恨已是强弩之末。就在这个当口,乾隆祭出了他的撒手锏——开四库馆,编修《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学政朱筠上奏,要求各省搜集前朝刻本、抄本,认为过去朝代的书籍,有的濒危,有的绝版,有的变异,有的讹误。比如明代朱棣下令编纂的《永乐大典》,总共二万多卷,但在修成之后,藏在书库里,秘不示人,成为一部“人间未见”之书。在明末战乱中,藏在南京的原本和皇史宬的《永乐大典》副本几乎全部被毁,至清朝,已所剩无几。张岱个人收藏的《永乐大典》,在当时就已基本上毁于兵乱。

因此,搜集古本,进行整理、辨误、编辑、抄写,时不我待,用他的话说:“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乾隆觉得这事重要,批准了这个合理化建议。乾隆三十八年,成立了四库全书馆。只有在乾隆时代,在历经康熙、雍正两代帝王的物质积累和文化铺垫之后,当“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才能完成这一超级文化工程,而乾隆自己也一定意识到,这一工程将使他真正站在“千古一帝”的位置上。

宁寿宫花园

宁寿宫花园又名乾隆花园,在宁寿宫后区的西路,是一个东西宽度只有37米、南北长160余米的狭长空间,占地面积只有5920平方米。它在紫禁城四大花园中倒数第二小,却是最具滋味声色的一座。

因为在这狭长的空间内,设计师放弃了中规中矩的对称之美,而是把它从南向北分割成四进院落。有点像章回小说,既各自成篇,引人驻足与停顿,又彼此串联,构筑成一个游观的整体。移步换景的方式,总让人想起章回小说里常有的一句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不妨把乾隆花园里的四个回目分别起个名字:

第一回:名士风流。

走过花园的正门衍祺门,迎面不是空庭而是假山,营造先抑后扬的视觉效果,“以‘曲径通幽’的手法将游人引入古木参天、山石环抱的院内”。院内正中是一座敞轩,名古华轩。此轩是整个区域的统领,轩前东侧,是被称作“园中之园”的抑斋,更值得一说的,倒是庭院西侧的禊赏亭。亭的抱厦内有流杯渠,追摹的是东晋王羲之“曲水流觞”的名士风流。手握一卷《快雪时晴帖》真迹的乾隆,闲坐禊赏亭里,举杯吟诗间,期待的,或许就是与王羲之的神遇。

第二回:寻常人家。

第一进院落中,曲径回环,亭轩相衬,“奇峰怪石错落在边亭半廊之间,异花珍卉散布于水榭山馆之畔”,让人对第二进院落充满期许。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第二进院落,恰恰是一个平常的四合院,甚至比起王府的正房还要素朴直白。这寻常里,其实埋伏着最大的不寻常。这样的设计,不仅增加了空间上的起伏变化,为花园最后的高潮段落预埋伏笔,更体现了小院主人乾隆内心的一份诉求,那就是回归平凡的世界,做一个寻常的匹夫。

第三回:坐看云起。

第三进院落正面萃赏楼和西面延趣楼都是二层高楼,既遮隔红墙,又可凭栏外望,视线刚好可以越过院中假山的顶部,变得豁然开朗。但院子里的绝笔,不是这两座高楼,而是庭中的太湖石山。乾隆爱晋人书法,也爱宋画,爱米友仁《潇湘云烟图》中的那种云光迷离的效果。叠山犹如画画,要用皴法。乾隆懂画,所以要叠石匠人营造出宋画中的“云头皴”。于是,这庭中的整个假山,都采用横式叠砌的方法,犹如片片云彩,“移石动云根,植石看云起”,让乾隆皇帝体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那份潇洒浪漫。

第四回:符望春秋。

这是花园的最后一进,几乎是把建福宫花园搬进了乾隆花园。庭院中央的符望阁,完全是仿照建福宫花园的延春阁建造的。庭院西南角的云光楼,也是复制建福宫花园里的玉壶冰。云光楼这二层楼阁,从内到外都找不到楼梯,要想上去,需借助庭院假山的山石蹬道,这也是乾隆花园空间变化的神来一笔。

神武门

1924年11月5日,婉容和溥仪像往常一样,坐在储秀宫里闲聊天,内务大臣绍英跌跌撞撞跑进来。原来是鹿钟麟带着部队进入了紫禁城,强迫溥仪在三个时辰内搬出紫禁城。

其实,就在前一天,溥仪与郑孝胥、荣源等几位大臣,以及皇后婉容商议,决定第二天乔装逃出紫禁城。

匆忙中,婉容放下刚刚吃了一半的苹果,仓皇走出储秀宫。

溥仪出宫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拍摄的储秀宫照片上,那枚吃剩一半的苹果赫然在目。

当时真实的情况是,在“亲贵大臣”的苦苦哀求下,准许溥仪再推迟几小时出宫。溥仪只带上一些细软就匆匆离开了,一行人只用了五辆汽车,鹿钟麟乘坐第一辆做前导,溥仪与随从坐第二辆,婉容和她的亲属坐第三辆,张璧坐第四辆,绍英等坐最后一辆。

有两位太妃誓死不从,滞留宫中。

溥仪出神武门时,携带物品一律要检查,军警在他行李里查出一件稀世国宝——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当场没收。但这件没收的古物却给办事人员出了一个大难题:“当时各宫殿已经上锁,没法立刻随便打开把它送回去,而除此之外又无处可存,而且又不能交由私人保管,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中,临时由承办人员想出一个权宜办法,马上派人到外面去买了一个大保险箱回来,由当时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李石曾先生亲手把它锁在柜内,外面再加贴封条,然后再把这个大保险柜存放在神武门里面的临时办公处内;当时保险柜的开启号码,只有李先生一个人知道。”

我不知离开故宫时,溥仪是否从后车窗回望过他的宫殿。高大的神武门,作为宫殿的最后形象,从他的视野里渐渐远去,直到消失。那一刻,他的心头一定是五味杂陈。他的少年心,曾被这百尺宫墙所禁,一直渴望着像小鸟一样飞翔。此刻,他离开了牢笼,却定然会产生一种空茫的心绪。

他不知道他将来会在哪里安身。

他住进了父亲的宅子,却不止一次地偷偷潜回紫禁城外,面对高高的宫墙,号啕痛哭。

在他们身后,故宫博物院于1925年10月10日成立。溥仪离开时走过的神武门,成为故宫博物院的正门。

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几天,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也是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李煜瀛先生,在文书科内,将黄毛边纸粘连起来,长达丈余,铺在地上,半跪着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字院匾,悬挂在神武门上。

吴祖光先生之父吴瀛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建者之一,曾任北洋政府内务部主管故宫的官员。家人在整理新凤霞和吴祖光遗物时,发现了吴瀛先生写于1948年10月到1949年7月的手稿,其中详尽实录了当年创办故宫博物院的起因和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他在回忆故宫博物院开幕典礼时说:

“那天,北京全城人士,真说得上万人空巷!都要在这天,一窥此数千年神秘的蕴藏。熙熙攘攘的人们无不抱此同一目的地拥进故宫。我因为家有小事,去得稍迟一点,同了眷属以及友好几个人,车子被阻在途中不能行动好多次。进宫之后,又被遮断在坤宁宫东夹道两小时,方才能够前进。所以到达会场,开幕典礼也过了,没有参与。只见人来人往,乱哄哄地一片一堆地到处磕撞着,热闹极了。”

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从此变成了“故宫”。

它的主语彻底反转,由皇帝,变成人民。

从故宫建成至今,时光刚好过去六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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