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晚年为何不受重用？陈赓一语道出关键，粟裕犯了两个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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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战神”的粟裕将军，后半生却尽是坎坷磨难。

粟裕60年的革命生涯，大约有30年都处于逆境。

被批判、降职的粟裕，一度苦闷悲愤，难以排解，直到去世后才得到了平反。

这样一位战功赫赫、兢兢业业的将领，为何不被重用？又为何遭到批判？

好友陈赓，一语道出了关键。

“告阴状”

1958年5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

此次整风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针对“教条主义”，“代表人物”指向刘伯承、萧克。

而总参谋长粟裕，则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典型，受到批判。

这一批判后来演变为清算旧账、强加罪名。

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解除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调任其为国防部副部长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自此，粟裕蒙受了半生的冤屈。

而粟裕遭受批判的问题中，部分是同志间的误会，部分是工作中的失误，还有一部分是会议中夸大的不实之词。

在粟裕的“罪名”中，有一项是“告阴状”。

1951年11月12日，粟裕为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兼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因病未能履职的徐向前，行使总参谋长职责。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尚未落幕，东南沿海局势亦颇为紧张。

中央军委工作繁重，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更是事务缠身。

因此，聂荣臻对总参谋部相关部门作出了指示：“毛主席他们工作繁忙，你们的报告今后可先报到我这里，确定需要毛主席他们知晓的，由我审批后再转报。”

此后，送至毛主席等领导人那里的报告，明显减少了。

然而，毛主席却对这样的做法不太满意，甚至颇为不悦。

1952年7月，毛主席召集中央军委领导人开会，对此现象进行了批评。

聂荣臻指出要减少上报材料后，粟裕也遵循了他的指示。

因此，总参谋部被毛主席批评后，粟裕意识到自己虽然没有被点名，但也有错误。

于是他向毛主席递交了一份书面检讨，检讨自己没有执行主席的要求。

毛主席看过这份检讨后，便给出批示：“此种检讨很好。”

对比之下，毛主席表扬了粟裕，同时又批评了聂荣臻。

实际上，聂荣臻指示减少报告，是想给事务繁重的中央领导减轻负担，提高效率。

而粟裕写检讨，是因为他初至总参谋部时，毛主席规定他每半月要直接向自己汇报一次工作。

同时，他主动承认错误，也能为聂荣臻分担一些。

从动机上来说，两个人的态度和目的都是好的，甚至是值得肯定的。

可是按照日常工作程序，要写检讨，也应该以总参谋部的名义作检讨。

粟裕作为副总参谋长，属于越级作检讨。

自己得到了表扬，却使聂荣臻和总参谋部其他领导陷入被动。

误会与矛盾因此而生。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有人将粟裕写检讨的行为曲解为“告阴状”。

粟裕的工作方法确实存在问题，但此种指责显然并不客观。

“违反外事纪律”

粟裕还被指责“违反外事纪律”。

1957年11月，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粟裕作为军事代表团的一员前往苏联。

根据既定安排，中苏两国的军事领导人进行了对口会见。

此次会见主要是礼仪交流，增进友好氛围，并没有讨论实质性问题。

然而会面期间，粟裕却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想要一份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具体分工的材料。

索科洛夫斯基则告诉他，苏联总参是隶属于国防部的，所以不涉及分工问题。

国家之间涉及财务、物资、文献资料的交流，往往需要由国家元首来决策。

毛主席之前想要了解苏联中央组织架构，也是直接致电斯大林，得到其首肯后才可执行。

所以面对这一请求，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明确表示拒绝，只是在口头上为粟裕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

赫鲁晓夫得知此事后，凭借外交经验判断，认为粟裕索要资料的行为，可能是得到了毛主席的默许或授意。

因此经过慎重考虑，赫鲁晓夫还是向中方提供了一份，关于苏联国防及总参谋部职责的官方文件。

而粟裕在未遵循既定请示程序的情况下，私自索要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资料，这一举动无疑触及了外事纪律的底线。

但粟裕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当时解放军的建设，全面借鉴了苏联模式。

1954年9月国防部成立后，原本由中央军委发布的命令，改为由国防部署名。

但是，哪些指令应归属国防部名下，哪些仍由中央军委颁布，一直没有明晰的界定。

分工不明，导致总参在发布文件时，经常因署名问题遭到批评。

为提高工作效率，粟裕提议明确署名规则。

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积极响应，责成总参谋部制定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划分条例。

可遗憾的是，尽管历经多次修订与完善，该条例却未能顺利进入审议议程，就更别说获得批准了。

在此背景下，粟裕便想借与苏军总参谋长交流的机会，了解一下苏军内部的职责分工制度。

他的目的是借鉴苏军的经验，推动我军管理体系的优化。

动机是好的，但做法却是违反了纪律，的确该被批评。

可在1958年的扩大会议上，却有人因此事给粟裕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

“违心”检讨

遭到批判后，粟裕在家中自我封闭了七日，苦苦思索如何撰写检讨。

在大大小小多次会议上，他进行了八次检讨。

他自知在工作上有错误，但扣在他头上的一些罪名也实在是冤枉。

然而为了“过关”，他也只能违心认下那些罪名，违心地作检讨。

因为只要他稍作辩解，就会招致更为严厉的批判。

可即使他一再检讨，却始终没有过关。

无奈之下，他只能求助于妻子楚青。

据楚青回忆，对于粟裕被批判一事，起初她并不知情。

直到某天早晨，粟裕面容疲惫，神情沮丧，突然拿了一堆会议简报给她。

粟裕沉重又无奈地对她说：“你看看这些，帮我写个检讨吧。只要能通过，怎么写都行。”

楚青翻阅这些材料后，震惊不已。

她自然知道，扣在粟裕头上的这些罪名并不属实。

可楚青担忧，如果不认下这些罪名认真检讨，粟裕的问题可能会被上升到更严重的程度。

于是，她也顾不上粟裕的“冤”，认真代写了一份“违心”的检讨，把所有强加给粟裕的罪名全都认了下来。

再次开会，粟裕就用这份检讨进行自我批评，果然顺利过关了。

然而粟裕的内心却是悲愤交加，无法自抑。

他因此责备妻子：“你怎么能把我写成这样？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楚青也非常痛苦：“不是你说只要能过关就行吗？”

那段时间里，夫妻二人经常是争吵后相对而泣，默默无言。

粟裕经历了一段极为苦闷的日子，精神上饱受折磨，十分痛苦。

莫逆之交

直到1961年初春，他与挚友陈赓一起在上海疗养。

在上海的日子里，两人时常相聚，从往昔峥嵘到今朝琐事，无拘无束地交谈。

与好友相伴的这段时光，也渐渐拂去了他心头的阴霾。

作为并肩多年的老战友与好兄弟，陈赓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粟裕性格上的问题。

陈赓与粟裕是关系亲厚的战友、搭档、兄弟。

1947年深秋，粟裕率领华野主力从山东转战至中原战场，与陈赓并肩作战。

在那短暂的三个月里，粟裕敏锐地洞察了蒋介石的战术野心——集中兵力先消灭大别山的对手，再转移火力攻击其他方向。

于是他果断向中央请战，希望与陈赓长期配合刘伯承、邓小平的作战计划，以此打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毛主席深思熟虑后应允，并给了粟裕指挥陈部人马的权力。

正是这一决策，使得陈赓有机会在粟裕麾下作战。

随后的战斗中，粟裕指挥两路大军，成功发动平汉等关键战役。

先后歼灭敌军四万五千余人，破坏铁路长达四百余公里，更攻克了许昌等五十余座战略要地。

两人会师后，更是一见如故，彼此欣赏。

尽管二人相处的时光仅有短短二十来天，但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他们的友谊独特而深厚。

陈赓一直对粟裕的军事才能十分敬佩。

在淮海战役的决战阶段，他与政委谢富治特地组建学习团，赴华东野战军向粟裕求教，汲取宝贵经验。

粟裕对陈赓亦怀有惺惺相惜之情。

1951年9月，中央希望粟裕赴总部担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主管，粟裕却力荐陈赓，认为他更为胜任此职。

入主总参谋部后，粟裕着手筹划建立一所顶尖的军事工程学院，需要选任校长。

而粟裕心中首选，便是曾任红军学校校长的陈赓。

彼时，陈赓正在朝鲜战场担任志愿军副司令。

但那时战局已趋于和缓，大规模战斗鲜见，粟裕便向毛主席建议召回陈赓。

陈赓随即匆匆归国，担起了军事工程学院首任院长的重任。

他不负众望，从零开始，迅速使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初具规模。

1954年10月，粟裕任总参谋长，陈赓是副总参谋长。

两人在一起工作，相处融洽，搭档默契。

在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中，粟裕将作战管理重任交付于陈赓之手，可见对他能力的认可和信任。

每当粟裕因公务繁忙，他总是能放心地将总参谋部的指挥权交给陈赓。

由他代理总参谋长之职，确保工作无缝衔接，稳定推进。

到外地出差，粟裕若是想到什么重要的事情，也是第一时间托付给陈赓。

岁月流转，两人的关系愈发深厚。

从公事到私谊，两人配合默契，互相支持，是军界内外搭档合作的典范。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笼罩在一片不寻常的阴霾中。

粟裕遭到批判后，军内气氛紧张。

在这种时候，陈赓却无视周围的压力，为粟裕挺身而出。

当时有一份针对粟裕的荒谬指控，说他不会打仗。

陈赓知道了，顿时怒不可遏，反问道：“要是说粟裕不会打仗，那么还有谁敢自称会打仗？请他站出来，让我见识见识。”

此言掷地有声，也是当时少有的敢于公正发言、为粟裕仗义执言的。

粟裕与陈赓，是战场上并肩作战的生死之交，也是工作中相互成就的黄金搭档，更是生活中推心置腹的挚友。

正是因为有着深厚的情谊，所以陈赓比很多人都更了解粟裕。

他所指出的粟裕性格中的两个问题，正是粟裕遭遇坎坷的关键原因。

其一，粟裕并非参谋出身，而是一位带兵征战的主将。

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将领，必须拥有大局观、战略思维以及决断能力。

而多年指挥作战的经历，也让粟裕习惯于直接做出决定，而非提出建议，或是等待指挥。

他个性鲜明、行事果断，是一位很有自己主张和见解的军事家。

这样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位优秀的将领，却未必懂得“为官之道”。

若要论为官之道，那么战功赫赫的粟裕理应比别人更加“注意分寸”才对。

其二，粟裕并非擅长逢迎之人。

这本是他的优点，但在某些环境中，也可能导致“过刚易折”的情况。

他有时过于棱角分明、不够圆融，这可能会得罪人、造成误会。

在个人关系上，他确实容易与领导或同僚产生分歧、关系不融洽。

回看粟裕遭到的批判与所谓的“罪名”，种种误会与工作中的失误，虽有夸大、歪曲的情况，但大都与粟裕的性格有关。

正如粟裕夫人楚青所言：“粟裕同志的悲剧遭遇在于两条：一是战功赫赫；一是不搞迎合。一位老战友语重心长地接着说，这两条有一条就够了，何况他有两条！”

参考文献

王连花、张异翅《“常胜将军”粟裕》

楚青《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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