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绝裂时刻

司马光与王安石因变法彻底决裂，许多人反对变法不仅仅是保守，他们冒着巨大风险阻止变法，尤其是在保甲法推行后，民间自残频发。这些名人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坚持，如何在当代解释他们的高尚名望？通过审视当时的史料，我们发现改革需要诸多条件，而一千年前的变法与今日改革对比，令人深思。司马光以坚定立场反对变法，其与王安石的决裂成为历史永恒的对立面。两位政治家的独特信念令人叹息。#

00:02:02:真相与历史的谜团：王安石变法与现代中国的变革
00:04:04:王安石变法与当代中国改革：进展、痛苦与平衡的思考
00:06:11:政治立场与个人友情：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决裂与追求
00:08:12:政治与文化的冲突：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同力量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决裂时刻

    翻检当时与后世的文献资料，很难找到证据证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苏辙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甚至包括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在内，反对变法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或者是过于保守、僵化等等。从资料中判断，元老重臣中确实有那种保守到了昏聩地步的情形，但是如上述司马光、苏东坡、苏辙和黄庭坚等一千人，正值人生事业巅峰之际，他们冒着与年富力强的皇帝对着干，从而可能丧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风险，而反对变法，怎么样猜想也一定应该有更崇高一些的理由才对。否则，便很难解释他们是如何在当代与后世获得如此崇高名望的。

    在他们保留下来的文献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记载着他们忧虑的文字，其中可以看到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痛苦挣扎的情形。比如，作为变法之一的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两三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一般来说，只有这种来自民间的呻吟，最容易使这些具有社会和文化良知的文人们激动起来，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长留在历史与人民心中的重要原因。

    由是观之，如果一定认为他们代表了大贵族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了某种僵化、保守的政治立场才反对变法的话，我们就必须同意这样一个前提，即，苏东坡们在写下所有那一切辉煌文字的时候，实际上是口是心非的:在政治上，他们落后而反动;在经济上，他们贪婪而自私;在文化上，他们虚伪而心理阴暗;在个人品德上，他们狡诈而伪善。否则，我们将无法自圆其说。然而，我们所受过的所有教育、一切历史知识和生活常识，都在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生活在一千年之后的我们，很难如临其境地体会当时人们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根据那些文献史料、经验与常识去推测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假如我们仔细思索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到今天，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的话，通过这些我们曾经亲身感受过的事情，再回过头去观照发生在一千年前的那场变法，自然会生发出许多不同的观感。这样做很有可能比单纯理论上的推导更可靠。

    在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进行一场变革，其艰巨复杂的程度自不待言。从安徽小岗村的星星之火到今天，二十多年的历程告诉我们:改革的成功与进步，至少需要满足下列必要与充分条件:国家决策层治理好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目标，改革目标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社会发展程度与改革步骤的适应，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骤与准备，稳妥而正确的实施路径，贯彻执行改革的人力资源等等。从中国改革到目前为止的情形来看，上述判断应该不算冒昧。

    以此返观一千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我们会发现，上述需要满足的必要与充分条件中，只有第一条，即政治善意与目标勉强可以算是得到满足了，其他所有条件，不是残缺不全，就是根本无从谈起，有些甚至相反。

    从变革的实施及其结果看，今天中国改革的每一步进展，均伴随着部分人群的欢欣鼓舞与另一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这使变革时常面临失衡的危局，需要一次次度过相当痛苦的阵痛，以达至新的平衡。以此一步步推进的结果，累积成为整体的社会进步、相对富足、国力增强，却也走向了前所未有的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复杂的局面。

    反观一千年前的情势，情形相当令人沮丧，王安石变法的一些重要内容及其推进，时常伴随着特定阶层小部分人群的兴高采烈与其他阶层大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强行推进的结果，积累成为国库的迅速充盈，其代价则是国家管理阶层的彻底分裂，演变的后果是政治空气的极度恶化与堕落;民间的肃杀与萧条，演变的结果是越来越强烈的反对甚至反抗。事实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反对人群，包括了不同阶层的人们。

    由是观之，我们大致可以相信，相隔一千年的两次变革，很难简单地等量齐观，任何将两者进行类比的企图，都只能放回到各自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或者从哲学意义上说，对于这两个基本不同质的、变革方向正好相反的事物，根本就无法进行比较。而若要采用今天的理论框架，对一千年前的变革进行进步或者反动的价值判断时，如果不想使自己显得可笑的话，就尤其需要小心翼翼。因为诚如我们所知，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司马光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坚定反对派之后，曾经以他特有的方式，连续三次致信王安石，劝告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王安石的反应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从此，二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遂成为政治死敌，不共戴天。在个人友情上则彻底决裂，从此终生不再往来，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

    决裂后，司马光在神宗皇帝的宽容庇护下，躲到大宋帝国的西京洛阳去，专心致志地致力于《资治通鉴》的撰写。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此期间，他曾经组织或者参与过反对变法的实际活动，他的反对派领袖地位，此时更多地表现为精神领袖的作用。有史书记载说，此时，他极少谈论现实政治。

    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表明了他的人格立场，皇帝曾经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相当于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第二把手，司马光坚决予以谢绝。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皇帝，除非皇帝准备彻底放弃变法运动，否则，自己不会考虑出任朝廷的任何高级职位。这和王安石除非皇帝准备进行变法，否则拒绝出任朝廷高级职位的做法如出一辙。两位政治家，同殿为臣，其政治信念、操守、道德文章同样如此令人仰慕，而政治上的作用力却完全相反。造化之弄人，实令人感慨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