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让本雅明这样的人活下去

很多年前，我一位朋友去欧洲玩，回来后给我看她拍摄的一段视频。那是以色列雕塑家丹尼·卡拉万的作品，在西班牙的布尔特沃海边，像一个滑梯，沿山坡而下，金属封闭起来的走廊，里面是一级级的台阶，走下去到尽头，是一道玻璃幕墙，透过玻璃，你可以看到大海。她对我说，一九四〇年九月，本雅明逃到布港，在这个小镇上自杀了。她那段视频，停留在玻璃墙外的海面，所以在我看起来有点儿走投无路的感觉。卡拉万在世界各地设计了很多跟犹太人相关的纪念作品。这件本雅明纪念雕塑名叫“通道”或者“走廊”，是在一九九四年完成的，作品上有一句铭文，写的是“记住那些无名之人比记住那些名人还要困难”。

本雅明这个人，我还是略知一二。你知道北京有一个单向街书店，最早开在圆明园边上，书店有一个很漂亮的院子，院子里有核桃树，有躺椅。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厕所，天花板是玻璃做的，抬头看，是一个鱼缸，有水有鱼，鱼缸上面是天空。我记得书店里面很窄，墙上有本雅明的肖像——记忆不一定准确，是不是挂着本雅明的肖像，我其实也不太肯定，但“单向街”是本雅明一本书的名字，用这个名字来命名书店，肯定会让人想到本雅明。我看过他的一些书，看不太懂，但有些句子，看过之后印象极深，比如：“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换取‘现实’这一小铜板。”再比如：“将历史表现为一场诉讼……法庭决定为未来讯问证人。出场的有诗人，他感觉；有画家，他观看；有音乐家，他聆听；有哲学家，他知道。他们的证词互不一致，尽管大家都为弥赛亚的到来做证。”这些句子有上下文的，我读不懂，也记不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八年出过一本本雅明文集，叫《启迪》，原书的编者是汉娜·阿伦特。汉娜·阿伦特写了很长的一篇序言，其中有这样一句：“似乎历史是一条跑道，有些竞赛者跑得太快，结果消失在观众的视野之外。”卡夫卡和本雅明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活着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认识到他们的价值，他们死了之后，变得名声大振。阿伦特说本雅明是个天生的倒霉蛋，不懂人情世故和学术圈的规矩，为谋生计，他想在耶路撒冷找一个教书的工作，也会在莫斯科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但他既不想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也不是真心信奉共产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会提供“文人”这样一个职位。阿伦特说，一个时代总会在受其影响最小、离它最远、因而也受难最深的人身上打下烙印，普鲁斯特、卡夫卡、本雅明都是这样的人。简单来说，总有人能适应时代，如鱼得水，人们也会关注这些时代弄潮儿；但有些倒霉蛋，知道自己不能适应时代，这一类人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困境，哪怕这困境要把他碾碎，他们也没什么办法。

我虽然看不太懂本雅明的文章，但我喜欢这样的倒霉蛋。本雅明自己说：“做一个有用的人于我永远是一件丑恶不堪之事。”那他想干吗呢？进行诗性的思考，想事儿。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这叫“面对思的事情”。很多文艺青年，都不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都想没事儿瞎琢磨。但是，“思”这个事情可不容易，过一种德国式的精神生活，那就更不容易了。有一本书叫《康德与德意志精神生活》，我只知道书名，这书名就显示出来了，沿着康德、黑格尔那条道路来打磨自己的心智，太严肃了。叔本华说过， 一个没有精神需求的人，智力平平、思想狭隘，就是庸人，这样的人没有灵性，没有智力的乐趣，只有感官的乐趣。这话说得太绝对了。海德格尔说，大多数人没有什么精神生活，不是因为缺乏智力，而是想追求生活舒适，回避太严肃的精神生活，能让自己舒服一些，他们不认真思考上帝，不认真琢磨自己使用的语言。

当年给我看卡拉万作品视频那位朋友，是一个哲学老师，她从没说过本雅明是哲学家。她有一个偶像是维特根斯坦，她说，康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这样的人是一流的哲学家，“你老挂在嘴边的萨特，那是二流的哲学家”。后来我还听到一种刻薄的说法，忘了是哪一个大人物说的了。他说：“你们所说的哲学，在我看是文学，你们所说的文学，在我看是新闻，你们所说的新闻，在我看是八卦。”你看，阅读也是有鄙视链的。不过，鄙视链这东西在私下聊天、朋友之间开开玩笑挺好，公开谈论就可能陷入争吵。叔本华说过一段话：“如果在任何的讨论和谈话中，有一个人比我们表现出了更多的知识，对真理更诚挚的热爱、更明智的判断力、更优秀的理解力，或者总体上显现出让我们相形见绌的智力品质，我们就可以通过侮辱和冒犯立刻消除他的优势和我们自己的浅薄，转而使我们凌驾于他之上。粗野胜于一切争论，它让智力彻底失色。如果我们的对手不在乎我们的攻击方式，不以更粗鲁的方式回应，那我们就是胜利者，名誉与我们同在。真理、知识、理解力、智力和机敏则必须鸣金收兵，把战场留给极度的蛮横。”

叔本华的这段话，很适合描述网上的许多吵架。我们内心其实有粗野的一面，从粗野的一面来看，本雅明绝对是个loser。他拿了一个博士学位，想当教授而不成。他出生在富贵之家，娶妻生子，到三十多岁还在啃老，不能养活自己，要靠老婆的工资生活。二十岁赶上了“一战”，三十岁赶上了魏玛共和国的通货膨胀，四十岁赶上了纳粹上台，到“二战”爆发终于扛不住了。他一直靠写文章挣点儿小钱，居无定所，生前发表的作品不多，有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但也没能完成。他要过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家里总贴着圣徒画像。他的大脑很厉害，可也管不住自己的下身，勾三搭四。这样来总结本雅明的失意者形象，就比较粗鲁，粗鲁是一种品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偶尔要粗鲁点儿。

但是呢，还好，我们还有温柔的一面。先说说本雅明是怎么死的。一九四〇年六月，德国入侵法国，本雅明从巴黎逃往法国南部。九月二十五日，他穿越比利牛斯山， 越过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线，来到西班牙小镇布尔特沃，又称布港。本雅明已经获得了美国签证，但他听说，西班牙对来自法国的难民关闭了边境，难民要被遣返回法国。还有消息说，法国投降后的维希政府和纳粹德国达成协议，像本雅明这样的犹太流亡者会被送回德国。九月二十六日夜里，本雅明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在这样一个没有出路的境遇中，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了断。这是比利牛斯地区的一个小镇，没人认识我。我的生命将完结。”那天夜里，本雅明服用了随身携带的大量吗啡，自杀了。第二天边境重新开放。他要是活到第二天，兴许就逃到美国去了。在本雅明死后，他的前妻朵拉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早已再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但他仍然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认为，也感受到，如果这个世界能够让一个有他这样的价值和敏感的人活下来，那么这个世界就毕竟不是一个那么坏的世界。看来我是错了。”

本雅明出生在富贵之家，如果处在平安时代，他天天琢磨事儿，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顶多也就是和他爸爸闹闹矛盾。偏偏他生在一个动荡年月，那种与时代格格不入之感就更强烈。德国童谣里有一个“驼背侏儒”的说法，是说小孩子摔了一个跟头，或弄碎了一个杯子，妈妈就会说，这是驼背侏儒干的，驼背侏儒总跟小孩子做恶作剧，出点儿什么状况就是驼背侏儒在捣鬼。本雅明成年之后的生活略显笨拙，好像总有个“驼背侏儒”给他捣乱，他本有机会过上稳定的知识分子生活，本有机会早点儿逃到以色列或者美国，但他就是笨笨地拖到了最后一刻。这种失意者和局外人的形象，其实很让文艺青年喜欢。所谓浪漫主义者，就是喜欢那些看起来要失败的事，比如开个书店。

我说了，本雅明的文章，我大都看不太懂。比如他分析德国悲悼剧，德国悲悼剧是什么我不知道，也就无从理解他的批评文章。可他写卡夫卡的文章，我也看不太懂，但我能看懂几句，比如他说：“没有谁在这个世界上有自己固定的居所，以及固定的、不变的外观。没有谁不处于盛衰沉浮之中，没有谁不与敌人和邻居交易品性，没有谁不是韶华已逝却仍未成熟，没有谁不是在漫长的生存之旅的起点便已精疲力竭。”我能体会出来，本雅明写卡夫卡，很多时候写的是自己的阅读感受。按照本雅明的说法，感知就是语言的一种模态，是一种解读，经验是被表述出来的，语言就是感知的典范。这几句我好像能明白，但也不确信自己的理解对不对。虽然我读过一点儿本雅明的文章，但更多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本雅明这个人物形象更有意思。

我看过一本书叫《魔术师时代》，写的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间，维特根斯坦、本雅明、海德格尔这几个人的生活经历，写得通俗好看。二〇二二年夏天，我拿到 《本雅明传》，算是把他的故事完整地看了一遍。我不再关心他的那些文章，我把他当成一个故事中的主角，这个故事讲的是生存和逃跑，讲一个文人能不能活下去，一个文人能不能跑掉。

本雅明年轻时还是有点儿逃跑能力的。他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在德国的一所乡村学校学习，德语老师叫维内肯，是个教育改革家，注重培养学生的心智和感受力，其教育计划致力于把各学科综合到一个统一的世界图景中。学生要成为更高贵的人，更高贵的人沉浸在艺术和哲学中，对生命本质有更深的感知。这些话听着都非常漂亮，可我查了一下，维内肯后来吃了一起官司，被关进了监狱。他组织了一次学生徒步活动，跟两个男学生有太亲密的接触。他有一个术语叫“教学之厄洛斯”，厄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性爱之神，维内肯先生认为，青年男子之间的爱非常纯洁高贵。本雅明年轻时深受维内肯的影响，参加了很多青年运动，不过到“一战”爆发，维内肯号召青年人参战，本雅明跟这位老师决裂了。本雅明想办法逃脱了兵役，逃到了瑞士。

本雅明是在瑞士的伯尔尼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他拿到博士之后，还不告诉他爸爸，想从爸爸那里继续骗学费。可他爸爸来瑞士看他，顺便也要问问儿子：拿到博士了，也娶妻生子了，那打算从事什么职业呢？本雅明就给爸爸讲什么叫批评，什么叫评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爸爸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财富大大缩水，有点儿慢性抑郁，听不明白儿子要干的批评家到底是什么，就问：“谁给你发工资呢？”本雅明说：“我可以在大学里申请一个教职，当教授。”德国有规定，想进大学当教授，要写一篇教授资格论文，也称“第二博士论文”，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

一九二〇年春天，本雅明夫妇带着孩子搬回到德国柏林爸爸的大宅子里。没多久，他们又搬了出来。本雅明跟爸爸达成协议，预支爸爸的遗产三万马克，再拿一万马克的安家费。这四万马克相当于战前的一万马克，按汇率算是七百美元。一九二一年七月，77马克能兑换一美元，然而到一九二二年一月，191马克换一美元，到夏天，是493马克换 一美元。一九二三年一月，近1.8万马克换一美元。再看一条面包的价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是2.8马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是163马克，一九二三年八月是6.9万马克。德国经历严重通货膨胀的那几年，本雅明一直在写他的第二博士论文。有出版社提议要本雅明办一本杂志，本雅明雄心勃勃地筹划了一番，结果出版社又说没钱办杂志了。经济环境不好，职业上也看不到前途，这让本雅明在一九二三年最初几个月陷入了严重的抑郁。到这年夏天，他的妻子朵拉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赫斯特报业当秘书，这是美国企业，用美元支付工资，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本雅明终于缓过劲儿来，继续他的学术道路。

一九二三年最后几个月，通货膨胀失控，食品价格飞涨。本雅明翻译的波德莱尔诗集出版了，但这本书在知识界也没有什么反响。这一年的十一月五日，柏林发生骚乱，犹太商户遭洗劫。十一月八日，希特勒率领六百名冲锋队员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动，这是纳粹党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希特勒被关进了监狱。但好多人已经感受到德国的危险气息，跑了，本雅明的好友肖勒姆跑到了巴勒斯坦。肖勒姆曾经多次劝本雅明：你要离开，作为犹太人，你要学希伯来语，学了希伯来语，你就可以在耶路撒冷大学找到一份工作。他后来帮本雅明申请到一份奖学金，资助本雅明学希伯来语，但本雅明学了没几天就放弃了。他是犹太人，但他的呼吸是从德国文化和法国文化中来的。他对去美国和学英语也不是很上心。语言是一个祖庙，违反祖宗的决定很难。

一九二四年四月，本雅明在报纸上看到，德国要禁止出境旅行，要出国，必须交巨额保证金。这一禁令要在三天后生效。这一次本雅明跑得快，他回家收拾行李，很快跑到了意大利卡普里岛。他在岛上认识了一个苏联妇女，叫阿西亚·拉西斯，她是个话剧导演，有妇之夫，本雅明坠入爱河。人在时代大风浪中，像一个飘荡的小树叶，论文没写完，钱也没着落，但碰到爱情还是忍不住。拉西斯让本雅明对共产主义发生了兴趣。一九二五年，本雅明曾经跑到拉脱维亚首都去找拉西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拉西斯在莫斯科生病，住进了疗养院，本雅明又前往莫斯科去看她，甚至还想过去苏联找工作。但移居到莫斯科的人告诉本雅明，千万别来，到苏联就意味着失去私人生活， 失去个人自由。后来，拉西斯被送到哈萨克斯坦，囚禁十年。

本雅明的《单向街》，题记上写着献给阿西亚·拉西斯。在爱情中，有些人寻找的是家园之感，有些人寻找的是漂泊之感。除了拉西斯之外，本雅明还有过一些情人。他其貌不扬，但他的头脑有魅力。《单向街》一书，全是几百字的小散文，比较好懂，我们看这一段——

醒来的人还处于灵魂出窍的状态，实际上，依然处于梦境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的沐浴只是唤醒了肉体的表面和它外在的运动能力。而在更深一层面，即便是在晨起的沐浴中，夜晚晦暗的梦境并没有褪去。实际上，它紧紧地依附在人们刚刚睡醒的那种孤寂之中。不想走入白天的人，不管是对人的惧怕，还是为了保持内心的宁静，都不会去吃早餐，甚至非常厌恶早餐。所以，他们以这种方式避免自己在昨夜和今天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更替。

这一段很好理解。本雅明说，不喜欢吃早餐的人就是不想把昨夜和今天进行区分，想保留那种半梦半醒的蒙眬状态，一吃早餐就彻底醒过来了。不吃早餐的人很多，但本雅明把这种不吃早餐的感受写得很诗意。不过，他的大多数文章，很难看懂。

一九二五年年初，本雅明写完了一篇关于德国悲悼剧的论文，提交给法兰克福大学，这篇论文得到的评价是，“这位作者以难以索解的表达方式，证明自己缺乏学术上的明晰性，是不能在艺术史领域为学生们做向导的”。法兰克福大学劝他：您还是收回申请吧，如果我们直接拒绝，这样两边都不太体面。德国大学里的哲学教授、美学教授，也看不懂本雅明的论文。好在这时候，本雅明的一些小散文在德国的报纸上有了更多的发表机会。到今天，本雅明的作品中，还是像《柏林童年》《单向街》这样的小散文，有更多的读者。

一九二六年春天，本雅明是在巴黎度过的，和朋友在巴黎闲逛，催生了他的研究项目《拱廊街计划》。一九二九年，本雅明和妻子朵拉离婚。现在很流行用“渣男”这个词来形容那些私德不好的男人，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很想为男人辩护一下，可“渣男”这个词，本雅明当之无愧。倒不是因为他出轨——他和妻子有口头协议，两人是开放关系。但闹到离婚，本雅明却先指责妻子不忠，他长期靠朵拉的收入维持生活，还拿走了朵拉从她姑姑那里继承的一半遗产，还用妻子的钱支付情人的食宿，没给儿子留下过一分钱，这些做法实在是太渣了。

一九三〇年秋天，本雅明搬进摄政王街的一套公寓，这是他在柏林的最后居所。他说过，卡夫卡小说的唯一主题就是对新秩序的震惊，在新秩序中没有家园感。很快，他就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温了卡夫卡的主题。一九三三年年初，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德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他在德国待不下去了，任何不符合纳粹立场的表达都会被恐怖对待。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七日晚上，本雅明离开柏林，来到巴黎。

本雅明给他的朋友肖勒姆写过一封信，其中说：“在有些地方我可以挣到最低收入，在有些地方我可以靠最低收入生活，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这两个条件都满足。”真是这样。在巴黎，本雅明的主要收入是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拿到的津贴。布莱希特曾讲过一个段子，说有一个大富翁死了，捐出一笔钱，成立社会研究所，研究贫困问题。社会上为什么有贫困呢？当然是因为大富翁本人了。执掌社会研究所的学者叫阿多诺，也是一个富商之子，爸爸做葡萄酒生意，但支持儿子搞学术。阿多诺的学问也非常难懂，但他有一句名言尽人皆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或者说，奥斯维辛之后，诗人何为。他在“二战”时逃到了美国，后来回德国继续教书，一九六九年四月在大学里讲课，结果碰到了学生运动，有几个女学生裸露上身抗议，老教授受了刺激，过了几个月就死了。这样的八卦故事总比阿多诺的学问更好懂。

在希特勒上台之初，很多知识分子还想着，这是一个跳梁小丑，蹦跶不了几年。但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99%的奥地利人投票赞同德奥合并，反对新政权的数万人都被送进监狱。欧洲的战争看起来不可避免，本雅明依然在写《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完稿之后，他给阿多诺写信说：“我在和战争赛跑，焦虑令人窒息，我在世界末日之前把稿子写完，体会到胜利的感觉。”精神生活有自己的使命和节奏感，本雅明就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中。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巴黎拱廊街寻找十九世纪的历史，他说：“于我，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法国图书馆。”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九月三日，法国政府发布公告，要求德国和奥地利公民携带被褥，到巴黎东北部一座体育场报到，暂时拘禁。你想当一个世界公民，或者说，想当一个欧洲人，这是心灵上的身份认同，打起仗来，你的国家身份就是划分敌我的标尺。这些德奥公民被送到法国各地的志愿者劳动营，其实就是集中营，本雅明等人被押送到巴黎以南两百公里的韦尔努什城堡，只能睡在地上，铺点儿干草。集中营里居然有文艺活动，本雅明做了几场哲学讲座；甚至还有“知识付费”，本雅明向一些高阶学生提供收费的哲学课，费用是拘留营里的硬通货——烟。关押到十一月中，本雅明被释放。

本雅明回到巴黎。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二日，本雅明向美国使馆提交了签证申请。一九四〇年五月，德军入侵荷兰和比利时。六月，本雅明和妹妹一起乘火车离开巴黎，当时法国境内有两百万人开始逃亡。本雅明逃到了法国南部的卢尔德，此时本雅明害怕被拘押——法国投降，维希政府成立，废除了外国人在法国的避难权，本雅明这样的人有可能被交给德国。一九四〇年八月，本雅明到了马赛，得知自己终于获得了美国签证，但他的生命也快走到尽头了。

有人评价普鲁斯特，说他死于无经验，但无经验让他写出作品。他死于无知，因为他不会生火，也不知怎么打开窗户。本雅明引用过这句话，这句话也很像他的自画像。他中学时写过一篇作文，论“天才遇现实而触礁”，他死后，人们写文章纪念他说，过精神生活的人死于不谙世事。我喜欢他身上那种忧郁、犹疑的气质，喜欢他那些敏感的小散文，希望世上所有敏感的人都能有一条活路。但是，只有他的前妻才有资格说，如果这个世界能让他这样敏感的人活下来，就终究不是一个坏的世界。在一九四〇年的欧洲战场，死的人太多了。

再看本雅明的一个金句。年轻时，本雅明买过一张保罗·克利的画叫《新天使》，那时候保罗·克利的画还很便宜。等到一九四〇年，本雅明快走到生命尽头了，他在巴黎完成了《论历史概念》一文，其中一节他是这么写的——

保罗·克利的《新天使》画的是一个天使看上去正要从他入神地注视的事物旁离去。他凝视着前方，他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张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致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这段话是被引用最多的一段本雅明，也是很好懂的一段话。不过，我们还是看看中国学者张旭东老师的解释——

本雅明沉痛地批判了这种进步神话，指出它所依据的只是对工具理性的无穷威力和人类自身的无限完美性的自以为是的信赖。这种神话总把自己说成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规律，仿佛它能自动开辟一条直线的或螺旋的进程。本雅明认识到，真正的批评必须穿透这些信条的论断而击中其共同的基础，这就是现代性的时间观念。线性的、进化论的历史观只有在“雷同、空洞的时间中”才有可能。形形式式的历史目的论总是试图把丰富、复杂、不可穷尽的个人和集体经验从时间中剔除出去；它们总想把人类充满矛盾、压迫、不满和梦想的历史经验描绘成一个量化的机械的时间流程，好像时间后面不过是更多的时间，好像历史不过是一串可实证的孤立事件的念珠。这种“雷同、空洞的时间”概念无视人类个体和集体经验的完整性，却在追逐工具理性目标的同时制造越来越多的残垣和尸骨。

好了，就说到这里吧。我所讲的这几十期文学故事，，不过是为了记下自己的经验。也希望能帮助你丰富自己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