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不增加赋税却增加财政收入，可能吗？

王安石尝试通过金融调控，无需增加税收，却为财政注入活力。然而，他的理想化变法在司马光看来是不切实际且危险的。对比汉武帝的扩张与豪奢，司马光指出王安石的变法延续了桑弘羊的垄断策略，终将招致社会动荡。两位历史巨擘的不同见解，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思考：政策的合理性究竟如何衡量？
00:02:00:汉武帝与王安石：两位皇帝的财经变法之路
00:04:02:王安石变法的财政政策及其后果：国库充盈与民间萧条
00:06:03:政府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的坏主意：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00:08:04:变法与守旧：司马光的固执与司马军的背叛

                                                                   不增加赋税却增加财政收入，可能吗？

     王安石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然而，这正是事情的不幸与悲剧所在。

    原因是，天还没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对此，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一点。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与其他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显然在实践上缺少经验，在理论上缺少研究，差距不小。然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果说到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说到对此丰富的知识与研究，说到在此基础之上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其差距何止以道里计，称得上是望尘莫及，不管王安石如何读书万卷，如何过目不忘。事实上，后代甚至现代中国人关于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这位史学宗师之赐才得到的。王安石在学术上的造诣，则更多地表现在诗词文学那样一些浪漫理想与文辞形象上面，这使他的变法带有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

    由此出发，只要向前再走一步，我们就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正是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之上的。这使他的反对，拥有了极其雄厚的基础与令人敬畏的力量。

    在前面提到的那场著名争论中，我们还记得，司马光曾经指斥王安石所筹划的变法，正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时采用过的伎俩。两相比较之下，确实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众多历史学家特别醉心于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所谓雄才大略，常常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这位皇帝的穷奢极欲和凶残暴虐。事实上，假如不是他倾全国之力和数代人的积蓄打败匈奴，的确建立了开疆拓土功业的话，汉武帝刘彻其实应该被列入中国最坏的皇帝之列。相形之下，他的祖父汉文帝则可以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汉文帝的德与行，开创了一个安静祥和的世道，以至于两千年后回首那一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清静温馨。与他比较起来，他的儿子汉景帝少了一些仁慈大度，多了一点莽撞戾气。好在他总算继承了父亲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结果，经过文景两代皇帝的治理，全国仓库里的粮食已经储存不下，只能在院子里露天堆放。金库里则堆满钱币，就连串钱的皮绳都已朽坏。这就是文景之治的盛况。

   可惜，汉武帝全无乃祖风范。他以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近五十年的对内恶政，将父祖几代人积蓄下来的财富挥霍一空。然后，便开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划着如何盘剥百姓，实行所谓从无为到有为的财经变法。

   桑弘羊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结果立即出现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为王安石变法所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能存活。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缗与告缗制度，算缗就是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缗则是打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一种制度，规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财产，并充军戍边一年;凡告发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财产的一半。于是，史书记载说，一时间，“告缗遍天下”。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后果，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缗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书记载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

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坏。

    从历史记载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做法，对于国内社会经济的破坏相当惨烈。当时，各级政府“得民间财物以亿来计，罚没入官的奴隶婢女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地产也差相仿佛。于是，中产阶层以上者大抵破产。”在关于汉武帝中后期的历史记载中，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盗贼群起”的字样大量涌现，“人相食”的记载一再进入视野。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汉代的文人们，在称颂汉武帝和桑弘羊们的变法时，使用的词汇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翻译成宋代和王安石的语言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光意思，连字面都几乎一模一样。

    在伟大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的前几年全面忏悔、改过;然后，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酷似桑弘羊们的思路，事实上也同样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以司马光的品格与学识，他不可能不反对这种做法。于是，正如王安石所说:从始至终，没有改变反对变法的态度的，只有一个司马君实。信哉斯言，否则司马光就不成其为司马光了。